林鵠｜“為尊者諱”的奧秘

古人著書，有“為尊者諱”一說，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準則。史家論及時政，往往替本朝皇帝開脫，將過失推到君主身邊的小人身上。在現代人看來，這一傳統荒唐透頂，貽害無窮。魯迅批判儒家倫理，譏諷道：清代儒生看到唐人文章談及公主改嫁，“不免勃然大怒道，‘這是什么事！你竟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我之節烈觀》）

《春秋公羊傳》

其實，這是誤解。《春秋公羊傳》閔公元年云：“《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谷梁傳》成公九年也有類似說法。所謂諱，是指尊者、親者、賢者遭遇不幸，或犯了錯，不直言，以隱晦的方式表達。

比如魯隱公四年（前719），衛國公子州吁謀殺了異母兄衛桓公（名完），《春秋》曰：“衛州吁弒其君完。”這是《春秋》記載臣下弒君的標準寫法。而魯隱公同樣被大臣公子翚謀殺，《春秋》卻不提弒君，僅書“公薨”，仿佛隱公是自然死亡。孔子這么處理（《春秋》是否出自孔子筆削，存在爭議，詳參拙作《〈春秋〉義例平議》，《中國哲學史》2023年第3期），南宋張洽解釋道：“他國之篡弒，明書之可也。凡人于其父祖之罪惡，尚不忍肆言之，圣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于他國，而不隱乎？”不愿談親人犯下的罪惡，是人之常情，是羞恥和痛苦的表現。魯國是孔子的父母之邦，發生了弒君這樣丑惡的事，如北宋孫覺所云：“弒者窮天之惡，極地之丑，臣子者惡得書之哉！”孔子怎么忍心下筆？

《漢書》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群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茍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于是丞相（蔡）義、御史大夫（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

讀到這個故事的人，大概都會為夏侯勝剛正不阿所感動。明末大儒王夫之則不以為然，他評論道：

宣帝欲尊武帝為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于厚也。夏侯勝訟言訐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殆是謂乎！

《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弒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

王夫之

王夫之批評夏侯勝，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

宣帝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侯勝乃祖乃父之惡于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茍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后，何患無按事跡而核功罪者？……吾弗從臾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后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

他打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比方：如果夏侯勝的父親干了壞事，有人故意當著他的面批評他父親，夏侯勝會是什么心情？難道欣然點頭稱是？武帝之過，自有后世公論。夏侯勝痛心武帝給天下人帶來的傷害，不阿諛奉承，不慫恿宣帝效法武帝惡習就夠了，沒必要在宣帝面前大肆攻擊武帝。

諱源自人的自然情感。但諱不是隱瞞事實。《春秋》魯公薨，例書地，如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文公十八年“公薨于臺下”。而隱公十一年僅云“公薨”，《谷梁》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晉范寧注：“隱猶痛也。”隱公遇弒，臣子悲痛萬分，不忍言其遇弒之地。好比親人不幸發生車禍，我們不忍經過車禍地點，寧愿繞道而行，甚至不愿提到那個地方。但“不地”恰恰也是在委婉地告訴讀者，隱公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暗殺的。所以，唐啖助總結道：“諱者，非隱其惡，蓋諱避之，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

孔子采用諱的筆法，是順應，也是在保護人的自然情感。史學的目標是求真，但求真不一定非得端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人的自然情感不一定會和求真發生沖突。史學家也是人，也有屬于人的自然情感。史家修史，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扼殺自然情感。史學存在的終極理由，是幫助我們變得更健康，更幸福，而不是相反。自然情感的充分舒展，無疑是健康和幸福的重要標志。我們不能要求史家在面對尊者、親者、賢者時扼殺人性，把自己鍛造成一架理性機器。歷史永遠只能由特定的人來書寫，對這些特定個體來說，首先是成為一個健康的人，其次才是成為一個史學家。

如果史學需要消滅人的自然情感才能成就，只能證明，這不是一項有益于史家人格的事業。而且，一個自然情感沒有充分發育、一個不敏感的人，怎么可能理解歷史中人？怎么可能捕捉到歷史真相？再者，歷史是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力量，一部冷冰冰的無“我”的史書，會塑造出什么樣的讀者？言教不如身教，史家以身作則，書寫歷史的方式也是教育手段，重要性不亞于內容。

更何況，諱不是隱惡，相反，是一種更高明、更深刻的對惡的揭示。

且從“刑不上大夫”說起。這句話出自《禮記·曲禮》，漢末鄭玄注云：“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正式法律條文中，沒有大夫犯法如何處理的規定。如果大夫犯了法，相關官員臨時開會討論，決定給予什么刑罰。一事一議，多麻煩，為什么不預先設計相應條文？關鍵在“不與賢者犯法”。什么意思？唐孔穎達解釋道：“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在儒家理想中，官做多大，跟德性成正比。君主任命某人為大夫，是因為其德性出眾。換言之，出任大夫是對其高尚情操的肯定。而如果法律明文寫上，大夫為非作歹，怎么處置，這不是質疑其高尚情操嗎？同時不也是質疑任命大夫的君主嗎？好比兩人結婚前，男方跟女方談論，萬一她出軌，離婚時財產如何分割，一個有著健全人格的女性，一定會覺得這是對她的巨大侮辱。事實上，這也是男方對自己的巨大侮辱。與之相似，當代社會往往以法治為名，出臺了種種監督醫生、教師的嚴格制度，鼓勵病人、學生投訴。其實，醫生、教師是良心活，重要的是尊嚴與責任感。一旦喪失了尊嚴與責任感，以循規蹈矩的方式敷衍了事，并不難。某種意義上，把醫生、教師當賊防，等于鼓勵他們拋棄廉恥。

《禮記注疏》

反過來，他人對自己的肯定，是自我完善的重要動力。在《家庭幸福》這部小說中，托爾斯泰描繪了女主人公瑪麗亞戀愛后的自白：“我感覺到他認為我勝過世界上所有其他年輕女性，忍不住希望他一直留在關于我的這一幻覺中。我并沒有刻意欺騙他，但確實欺騙了，讓自己變得更好來欺騙他。”

《紅樓夢》中，鳳姐病倒，賈府暫由探春、李紈和寶釵料理。鳳姐的臂膀平兒恭恭敬敬向探春建議，“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寶釵和李紈笑道：“本來無可添減的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后來寶釵又感慨：“他奶奶便不是和咱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不和也變和了。”探春原有意發一通火，也笑了：“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

《孔子家語》記載：“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污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因為貪污被罷免，判決書不說貪污，而說家里餐具擺放不整齊。“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因為男女關系被處理，也不明說男女關系，只說家里的帳子沒掛好。“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欺騙君主的，只說本職工作沒做好。“有坐疲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疲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不稱職的，不提本人，而說他的下屬不勝任。“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違法亂紀，只說沒請示上級，自作主張。“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這五種情況，大夫的罪名很清楚，相應處罰也很明確，但就是不忍心把窗戶紙捅破，給大夫留下一點顏面。“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這不是因為大夫享有特權，而是為了喚起他們的羞恥心。此即“為賢者諱”。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罰只能使人不敢干壞事，無法培養是非觀念。只有羞恥心才能喚回迷失的人性。

[清]徐璋繪《夏允彝父子像》（夏完淳為抗清烈士夏允彝之子）

明末抗清詩人夏完淳，就義時十六周歲剛過了十二天。遺民屈大均記載了一則他的軼事：

（夏完淳）被執至留都（南京），叛臣洪承疇欲寬釋之，謬曰：“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賊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厲聲曰：“吾嘗聞洪亨九（洪氏別號）先生本朝人杰，嵩（松）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動華夷。吾嘗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以讓之！”左右曰：“上坐者，即洪經略也。”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知，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群臣嗚咽。汝何等逆徒，敢偽托其名以污忠魄！”因躍起，奮罵不已。承疇無以應，惟色沮而已。

洪承疇是萬歷末年進士。崇禎帝生性多疑，在位十七年，誅殺了不少大臣，只有洪氏及楊嗣昌是他始終信任的。在至關重要的松山（遼寧錦州）一戰中，統率明軍主力的洪承疇兵敗被俘后降敵。但明廷以為洪氏已經殉國，曾以極高規格祭祀。清兵入關不久，洪承疇出任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夏完淳被捕就發生在此時。洪欲收買人心，故意替夏氏開脫，說他是個孩子，哪知道造反，不過被人利用罷了，并拿官爵來誘惑他。

沒想到這孩子心智成熟，意志堅定，還很有斗爭智慧。他堅決不承認洪承疇投降了，反而盛贊他為國捐軀，這比起罵他背叛國家，是對洪氏更嚴厲的譴責。如果洪承疇還有一絲一毫人心的話，這也是更能使他產生羞恥感的方式。

再打個通俗的比方。某甲在超市偷東西，被抓了。警察電話打到家里，父親怎么也不相信，我兒子怎么可能偷東西！到了派出所，見到兒子，父親第一句話是：“他們是不是冤枉你了？”比起一上來大罵兒子，某甲是不是會更羞愧？

魯桓公五年（前707），周桓王率領王師及蔡、衛、陳三國軍隊討伐鄭國，不料大敗。周王室與鄭國不和，鄭莊公固然是犯上作亂，桓王本人也難辭其咎。《春秋》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云“王師敗績”，王夫之指出，這是“諱其敗以譏之”，恰恰表明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比起直接批判周王，能更好地警示后人。

有時候，秉筆直書反而會誤導讀者。很多人讀了歷史，認為政治甚至人性就是骯臟的。既然骯臟是政治乃至人性的本質，在現實生活中，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骯臟的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