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雪梅 繪制有溫度的城市畫卷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今年1月，朱雪梅主編的《天津萬國建筑地圖》由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該書以手繪地圖與新舊影像為引，梳理出解放北路、五大道、勸業場、一宮花園、“天津衛”及“觀海河”六條漫步路線，通過163處經典建筑，全景式繪制出天津的人文歷史圖譜。

　　在新書分享會上，朱雪梅通過規劃設計師的視角，解讀了老城廂“算盤城”的街巷格局與五大道舊租界的建筑風情，展現了對人居理想的深刻思考。她反復提及“意象城市”這一概念：“做規劃的人容易沉迷于可視的物質形態，如建筑的高度、色彩。但城市本有雙重維度，實體城市隨時間流逝發生著變化，而意象城市卻能長久鐫刻在人們心底，成為永恒。”

　　不僅要掌握技術

　　更要懂文化傳承

　　朱雪梅的父母在渤海石油公司（現中國海洋石油天津分公司）工作。她從小生活在位于塘沽的家屬大院，直到高二那年，父母送她到杭州借讀，住進親戚家，她才第一次打破了固有的“朋友圈”。

　　她清晰地記得，有一天在表姐的書房里發現了一本建筑雜志，里面有很多漂亮的房子。“如果我能設計出這樣的房子該多好！”這個念頭被她埋藏在心底。高考填報志愿，她只填了清華、同濟、天大的建筑系。“我的高考成績不算頂尖，本來進不了清華建筑系。入學后招生老師告訴我，是因為看我連報了三所大學的建筑系，感覺這孩子是真的喜歡，才把我錄取了。”朱雪梅笑著說。

　　1986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后，朱雪梅被分配到天津市規劃局規劃室（20世紀90年代獨立為天津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最初的幾年，她做“修建性詳細規劃”，在圖紙上擺房子、標層數、算面積。同事稱贊她“有想法”，但她心里清楚，這個工作并不是自己的理想，而只是為了掙工資、為了生存。

　　2002年，單位舉辦設計競賽，朱雪梅兩次獲得第一名，獲批成立工作室。這時，她遇到了一個改變自己職業軌跡的關鍵人物——設計師黃文亮。黃文亮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美工作多年，與很多建筑大師都是朋友。他來天津開辦工作室，朱雪梅和同事一起帶著項目去找他談合作。

　　“從黃文亮先生的身上，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朱雪梅回憶說，“比如，以前我們做建筑模型，是用電阻絲切割泡沫塊，再拼起來，切錯了就得重來，味道刺鼻，搞得人頭昏腦漲。而黃先生用了一種油泥，像做雕塑一樣，拿刻刀塑形。我們學會了他的方法，大家圍在一起，你切一塊，我切一塊，調整造型，隨時溝通，比之前方便太多了。”

　　黃文亮對城市空間形成的邏輯、共情力與感知力的把握，讓朱雪梅受益匪淺。“他聊項目時，不會干巴巴地講技術參數，而是幫我們理解制度設計、利益博弈、思想觀念。他還有一種魔力，會以詩意的語言幫我們展開想象，把我們帶到現場。”

　　潛移默化間，朱雪梅對城市規劃設計有了更深的理解：“一張好圖紙、一份好的規劃背后，不該是冰冷的尺寸與規范，而應是一幅立體的、有溫度的畫卷。它要能呼應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包括安全感、歸屬感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她帶著問題走出去：赴美國考察波士頓大隧道，研究城市交通的多種可能性；到歐洲的老城區，實測那些生活氣息濃郁的街巷的尺度，學習歷史街區如何活化；去韓國首爾看那條在“水泥峽谷”中“重生”的清溪川，探索生態修復的方法。

　　開闊的視野，成為朱雪梅的底氣，行路越多，思考越深。她說：“書本上的案例再生動，不如親身體驗、用腳丈量。因為這能讓我們感受到街道的寬度合不合適，公共座椅的位置是否恰當，路口紅綠燈的時長能不能貼合行人的節奏……這些細節，圖紙上是畫不出來的，卻直接影響著生活的質量。”

　　美國記者、社會活動家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寫道：“城市不是玩具，不是規劃師大筆一揮，人的生活就能重新組裝的。”這句話成為朱雪梅內心的一個標尺。而建筑學家、城鄉規劃學家吳良鏞構建的中國特色人居環境科學體系則讓她明白：規劃不是單一的學科，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規劃師不僅要懂技術，更要懂生活，懂歷史，懂文化的傳承。

　　在朱雪梅眼中，規劃設計不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責任。這些思考與感悟，讓她在圖紙與土地之間找到了值得深耕的價值與方向。

　　更新和保護五大道

　　繼續承載居民生活

　　20世紀90年代初，五大道區域內的違章建筑多達17.6萬平方米。“好多院子里見縫插針般搭建了油氈棚屋，只剩僅供兩人錯身的窄道，小洋樓被擠得‘喘不過氣’。”朱雪梅回憶，甚至有開發商看中了這里某個地段，想拆掉老房子建高層，“一旦實施，五大道的歷史氛圍感以及建筑風貌都會遭到破壞。”

　　1994年，為守住這片歷史街區，天津市規劃局制定規則：五大道區域建筑檐口高度不能超過12米，重點區域不能超過9米。“四兩撥千斤，這條規則斬斷了大拆大建的念頭。”朱雪梅解釋說，“如果拆了老房子再按這個高度重建，經濟上不劃算，自然沒有開發商再打這片區域的主意了。”

　　2009年，朱雪梅團隊正式開始制定《五大道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訪調研，給每一棟建筑、每一條街巷建立檔案。隨后，他們通過三維建模技術，讓整個五大道在電腦里變得立體起來。朱雪梅說：“我們做城市設計，不能只看平面圖紙，必須把建筑放到立體環境中去考量。三維模型一建，巷弄尺度的寬窄、建筑高度的變化、空間關系的規律……一下子就清晰了。”

　　經過深入調研，朱雪梅總結出五大道的核心價值：“這片區域最珍貴的，不是一棟又一棟孤立的小洋樓，而是整體。這里隱藏著三種不同的生活圖景：一是豪宅大戶，多占據路口，車馬進出方便，高門大院保障了私密性；二是三五戶人家圍成的半公共院落，從主干道分出一條支路就能抵達，院子是鄰里間日常交往的場所；三是藏在里弄深處的小戶人家，巷子窄窄的，房子挨著房子，大門常年敞開，孩子們追逐嬉戲，老人們坐在門口聊天。”她將其總結為門院式、院落式、里弄式。在她看來，環境生態越多樣，街區系統就越穩定、越強大。“五大道歷經百余年變遷，仍保持了這么強大的生命力，恰恰是因為這里有各種各樣的空間形態，有層次分明的空間序列，有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它不是用單一的模子刻出來的，而是建造者和使用者根據外在條件和自身能力，慢慢生長、逐漸衍變而來的。”

　　這一認識直接影響了對五大道的保護思路。“過去做保護工作，容易盯著那些重點——名人故居、風貌建筑，覺得把這些寶貝疙瘩保住就行。其他的房子，該拆拆、該改改。但是，這個方法對五大道不適用——拆掉一處不起眼兒的里弄的房子，可能就會斬斷整個空間的生態鏈。”朱雪梅打了個比方，“就像一片茂密的森林，每種生物都有它存在的意義。所謂生物多樣性，不僅是物種數量的疊加，也是森林的免疫力、生產力和適應力的根本保障。”

　　按照當時業內的慣例，歷史街區建筑大致可分為文物建筑、歷史建筑，還有協調與不協調的建筑。但朱雪梅發現，在五大道，這個分類方法并不適用，于是，他們提出了“類型建筑”和“非類型建筑”的概念。“五大道有許多房子不是名人故居，也算不上風貌建筑，單看平平無奇，但它符合整個街區的空間秩序。高度對了、退線對了、跟鄰居的位置關系也對了，是空間序列的重要一環，是街區整體的一部分。這些‘背景板’一般的房子，我們就稱它為‘類型建筑’。可以改造它、翻新它，甚至重建它，但重建的時候，要把它的空間關系還原回來，得符合它原有的秩序。而那些既不符合風貌要求，又破壞街區整體感的房子，我們就把它歸為‘非類型建筑’，或稱其為‘建錯了的建筑’，有機會可以拆除重建，把空間重新修復起來。”朱雪梅說。

　　由此，五大道的保護工作從“保重點”到“保整體”，有了可實施的路徑——拆違建時，拆掉的都是后來私搭亂建的棚屋；改造時，允許業主在不破壞整體的前提下改善內部設施、提升建筑品質；新建時，明確了“怎么建才算對”，不是仿古、做舊，而是把空間關系做對，把建筑類型做對。

　　在“整體保護、有機更新”的思路下，五大道沒有變成純粹的景區，而是繼續承載起居民的生活。在這里，既有慶王府、山益里這樣精心修繕的歷史地標，也有業主、租戶自主改造的民宿、咖啡館、餐廳；既能看到老住戶坐在家門口曬太陽、拉家常，也能看到游客在巷子里拍照留念。

　　2013年，《天津五大道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與更新規劃研究》榮獲全國優秀城鄉規劃設計獎（城市規劃類）一等獎；2015年，五大道入選第一批中國歷史文化街區。“能夠獲獎的關鍵在于，我們沒有脫離生活談保護，而是做到了歷史風貌、居民需求和城市發展的平衡。”朱雪梅說。

　　如今，“整體保護、有機更新”的思路已推廣到天津其他十三片歷史文化街區。在朱雪梅看來，每個街區都有其特點，都有自己的空間邏輯，不能用同一個模子去套，但它們背后的邏輯是一樣的，即尊重整體性、多樣性，尊重這片土地生長出來的空間秩序。

　　觸摸城市肌理

　　讀懂喜怒哀樂

　　朱雪梅與天津這座城市的靈魂契合，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回憶年少時，她記得，起初自己并不是很喜歡這座城市。“我在家屬大院長大，那是個自給自足的小天地，渤海石油很多職工有出國經歷，從國外帶回的口香糖、小電器、衣服，社會上幾乎見不到，日子過得很‘洋氣’。偶爾家長帶我到市區玩，覺得天津人說話太‘嗆’，自己不像天津人。”

　　大學畢業后到天津工作，朱雪梅很難融入這里的生活，于是把自己封閉起來，與身邊環境保持距離，甚至一度想調到北京。直到后來，她真正從事了城市規劃設計，開始從專業角度研究這座城市，終于漸漸讀懂了天津的內涵。

　　她讀懂了天津人的幽默感，那是一種在夾縫里求生存的智慧。早年間，上有洋人盤剝，下有地痞騷擾，還要面對戰亂、苛捐雜稅，普通百姓既沒有搏命的資本，也沒有鉆營的門路，于是淬煉出一種用幽默化解沖突、以自嘲對抗苦難的生存哲學。

　　她也讀懂了天津的城市肌理——為什么老城廂是“算盤城”？因為這里面有商業城市的邏輯。為什么五大道有那么多雜亂隱蔽的小巷？因為那是不同階層的人，在百年時間里，順應土地與生活需求的雜處之道。

　　“最近這十多年，我終于覺得，自己成了一個真真正正的天津人。”朱雪梅說。如今的她，比許多土生土長的天津人更癡迷于這座城市，更了解它的歷史，更能讀懂它的喜怒哀樂。她形容自己與天津的關系，“就像一起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夫妻，一個‘愛’字，不足以涵蓋這份情感，或許對方仍不完美，或許偶爾會意見不合，但這份陪伴與理解，早已讓我與這座城市緊緊綁定在一起了。”

　　對話朱雪梅

　　好城市不會一天建成

　　給未來留下更多可能

　　記者：以您的經驗來看，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規劃設計師？

　　朱雪梅：我想到兩個詞：謙卑和堅持。謙卑是什么？別覺得自己的方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我剛工作那會兒也犯過這個毛病，覺得自己是清華畢業的，嘔心瀝血作出的方案就是最優解。后來才明白，真正的智慧不在圖紙上，而在協作中。要多去現場，多征求各方意見，要想到你畫的這條線會改變多少人的生活，會影響多少人的利益。規劃是為人服務，不是為彰顯規劃設計師的才華。堅持，是因為城市規劃是個慢活，很多項目要幾年、十幾年、幾十年才能看到效果。我們在濱海新區核心區就歷經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看著這片地區從小漁村建設成現代化城市中心區。對一名規劃設計師來講，這是寶貴的人生經歷、重要的職業履歷，也實現了其人生價值。

　　另外，規劃的涉及面非常廣，我們需要掌握的除了專業知識，還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政治經濟學等方方面面。光懂建筑不懂人，光懂規劃不懂社會，碰到問題就會手足無措。

　　記者：研究心理學，在工作上給您帶來了哪些幫助？

　　朱雪梅：心理學讓我明白：人除了頭腦的思考和判斷，還有一個更浩瀚的潛意識在發揮作用。有些東西是我們能看到的，是顯性的，還有些是我們看不到的，是隱性的。我們似乎身處一個可講、可聽、可想、可描述的世界，但實際上不可講、不可聽、不可想、不可描述的那部分世界要大得多。因此，我們要對自身的無知和局限有清醒的認識。人怎么面對死亡？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能不能承受孤獨？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你怎樣賦予它意義？把這些問題想明白，再去做設計、規劃，感覺就會不一樣。這是規劃設計的底色。

　　記者：能不能講得再透徹一點？

　　朱雪梅：比如，做老舊小區改造，很多人以為就是刷刷墻、鋪鋪路。但你想過沒有，這里的老齡化比例那么高，怎樣煥發活力？這里的室外活動場地那么局促，怎樣釋放新空間？年輕母親接孩子回家，中途有沒有地方坐下來歇一會兒？所以，我在做規劃設計時總強調：要給未來留有可能。哪怕現在做得不完美，也要讓以后的人有機會去改、去調整、去更新，這才是有生命力的規劃設計。在城市尺度上，更新的邏輯同樣如此。比如我們近些年一直努力推動“小街廓、密路網、開放街區”，其實并沒有強行以這套理念去改造已有的小區，而是選擇從有條件的新建項目入手，慢慢替代。要相信時間，相信積累，好的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

　　（圖片由朱雪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