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陽西漢河決瓠子分析與文旅開發展望

《史記》《漢書》等諸多古籍所載西漢元光年間的河決瓠子及漢武帝、司馬遷親臨濮陽堵決口，是黃河文化史上的大事件，被稱為中國水利史上的里程碑，有學者把此事件與大禹治水相提并論。這個治理黃河的重大國家工程，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皇上親自在現場指揮、群臣將官及百姓十余萬人伐木負土參加堵塞黃河決口的重大事件，影響很大。其發生地就在濮陽西南的新習鎮焦二寨村一帶，至今遺跡猶存。合理有序地保護、開發和利用瓠子決口文化遺址，對于保護濮陽市優秀文化遺產，高質量發展文旅產業，具有重要意義和美好前景。

傳為宣房宮部分建筑遺址(2026年4月攝)

一、瓠子、瓠子河與瓠子堤

漢武帝元光年間，黃河在瓠子堤決口，水淹十六郡，方圓千里一片澤國，水災泛濫二十三年之久，給百姓造成了巨大災難。漢武帝東巡泰山歸來，發現水災異常嚴重，為害極大，決心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趁天氣干旱、雨水稀少的有利時機，親臨決口現場，命令將軍以下官吏皆須負土荷薪，與兵卒、百姓十萬余人一同堵塞決口，最終大功告成，漢武帝作《瓠子歌》以示紀念。此后八十多年中，兗州濮陽一帶再沒有發生黃河決口災害，梁、楚之地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次瓠子決口是東郡濮陽地區發生時間最早、規模最大的一次水患，而帝王御駕親征、“發卒十萬”在濮陽開展治理黃河決口的重大工程，則是黃河文化史上的一次壯舉。

考“瓠”字，甲骨卜辭中未見，最早見于《詩經?小雅》，其中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句。意思是把隨風飄動的瓠子瓜葉，采摘下來，烹制成菜肴。此處的“亨”即“烹”，二字通用，古版《史記?韓信傳》有“狡兔死，獵狗亨”句，其意甚明。瓠子是一種瓜蔬類植物，濮陽地方俗稱瓠子、瓠蘆、瓠瓜。瓠子瓜作為一種菜蔬，種植歷史悠久，中心區域在東周衛國都城帝丘一帶，至遲在春秋時期，濮陽一帶就已有廣泛種植和食用瓠子的習俗。至今，濮陽民間仍世代因襲稱瓠子為瓠蘆、瓠瓜、瓠子等。瓠子果期長，結實量大，食用普遍，繁衍種植以瓠瓜籽粒點種即可，十分簡便。

春秋時期，孔子自魯國鄆邑入衛，而后“居衛十年”，在衛都濮陽一帶搜集民間歌謠，編成《詩經》一書。其中《衛風?碩人》篇有“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句。這里的“瓠犀”，指潔白如齒、晶瑩似玉的瓠瓜籽。如今濮陽民間形容女子漂亮的眼眉仍叫蛾眉，稱潔白整齊的牙齒“跟瓜籽兒一樣”，所指即是瓠子瓜籽。這一源于古老習俗的比喻，早在春秋時期已在衛國都城濮陽流傳，一直延續至今。濮陽種植瓠子瓜已有兩三千年歷史，光緒《開州志》就記載：自古種植的“菜蔬有芹、芥、蔥、韭……瓠、蔓、蘿卜……”等。

濮陽一帶自古有依瓠子渾圓突兀的形貌為堤防、山川命名的習慣。濮陽東有瓠子山，亦名瓠山、報山，與古濮陽城（曾一度在今山東境內）毗鄰。《漢書》顏師古注：“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瓠子河、瓠子堤名稱的緣起，皆因形貌酷似瓠子而來，濮陽境內廣泛流傳著瓠子河、瓠子堤的相關傳說故事。司馬遷《史記?河渠書》中“瓠子”一詞，專指濮陽一帶的瓠子河、瓠子堤。

歷代史書志乘對于“河決瓠子”的記述，大都載明在東郡濮陽、濮陽縣，或濮陽縣西南；僅有東漢服虔、蘇林對《史記》的注文稍有差異。服虔稱“瓠子，堤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則言“瓠子河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二人所說的白馬、濮陽，均為東郡屬縣，東郡治所即在濮陽縣。當時濮陽與白馬兩縣疆域犬牙交錯，同屬東郡統轄。

服虔、蘇林均生活于東漢末至曹魏初期。服虔為滎陽（今鄭州西）人，蘇林為外黃（今開封東）人，二人屬同時代學者。蘇林在服虔注解“瓠子，堤名也，在東郡白馬”之后，特意補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與服虔觀點明顯有別，蘇林對濮陽地理更為熟稔。蘇林故里外黃與濮陽接壤，同處黃河東岸；而服虔故里滎陽遠隔黃河，屬河南郡，地理距離較遠。蘇林居地距濮陽更近，更通曉濮陽與瓠子地理沿革。他與大多數學者觀點一致，認定“河決瓠子”具體位置在濮陽縣境內，明確指出“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并詳實記述瓠子河寬度、深度，條理清晰。

蘇林所作注解，是現存對瓠子河、瓠子堤在濮陽地望的最早釋文，其后《水經注》所載，亦與蘇林之說相合。

瓠子堤沿瓠子河修筑。自古以來，濮陽便有以河名定堤防名稱的慣例，即沿某河岸修筑的堤防便以該河命名。譬如衛河兩岸之堤稱衛河堤，漳河兩岸之堤稱漳河堤，諸如此類。同理，大河（漢武帝后始稱黃河）兩岸堤防稱大河堤，瓠子河岸堤防自然稱作瓠子堤。

殘存瓠子堤遺跡(2007年攝)

二、“河決瓠子”分析

漢魏以來，眾多古文獻、地方志乘及學人著述，均將“河決瓠子”事件與濮陽緊密關聯，由此形成西漢元光年間河決瓠子發生于濮陽的完整證據鏈。文獻中反復出現四個核心地名：瓠子河、瓠子堤、瓠子口、宣房宮。瓠子口即瓠子河決口；瓠子堤出自《漢書?溝洫志》注“瓠子，堤名也”。瓠子堤為西南—東北走向長堤，綿延兩百余里，故河南滑縣、濮陽及山東鄄城、鄆城等地方志均有記載。由此可知，瓠子堤內的瓠子河蜿蜒綿長，橫穿數縣疆域。西漢河決瓠子、漢武帝與司馬遷親臨堵口這一國家重大工程，發生于濮陽境內，在古籍記載中幾無分歧。

瓠子河之名首見于《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北魏酈道元注：（濮陽）“縣北十里即瓠子河口也。”此說與東漢建安學者蘇林“鄄城以南，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的記載相近。北宋《寰宇記》載：“瓠子口在濮陽縣西南十七里，河津是也。”對宣房宮、瓠子口、黑龍潭方位記載最為精準的，當屬明代《開州瑯琊王氏族譜》，其“永思第五”篇記載：王氏“祖墳，在土壘頭村（今屬濮陽市經濟開發區新習鎮），左右宣房宮之原也。面列複嶺，背負崇崗，南稍西嶺下有淵，澄碧百仞，名黑龍潭，是為瓠子口。重崗之后，浩浩砂磧，黃河故道……”。

秉持禮儀孝道的古代仕宦，絕不會記錯先祖墳塋周邊山川形勝。明《開州瑯琊王氏族譜》所載瓠子口、宣房宮、黑龍潭、黃河故道同屬一地，即今濮陽西南后寨、土壘頭一帶，亦與古籍所載“河決瓠子”之地完全吻合。

瓠子河自王景治河后，逐漸干涸淤積。永平十二年，朝廷詔令王景修治河道，“景防遏沖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僅留存瓠子相關遺跡，地名代代沿用，稱瓠子故渠、瓠子口、瓠子堤、瓠子堰等。

清代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六》載宣房宮“在（開州）城西南十七里瓠子堤上。漢武帝元封初塞決口，筑宣房宮于其上，即此。”同書“開州條”又載：“瓠子故渠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漢元光中，河決瓠子，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塞之，不成。元封元年，封禪還，自臨決河，塞之，筑宮其上，名曰宣房。《水經注》：濮陽北十里即瓠子河口，亦謂之瓠子堰，又為宣房堰。平帝以后，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文中明確瓠子口建有宣房宮，亦稱宣房堰，地處開州（濮陽）西南近郊。《開州志?卷一》載：“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為（開）州水患之始。”

宣房宮筑于瓠子堤上，宮堤相依。咸豐《大名府志?卷之五》載：“宣房宮，在開州西南十七里瓠子堤上。漢武帝塞瓠子河，筑宮其上，一作宣防。”光緒《開州志?古跡》引舊志亦載，宣房宮“在州西十七里瓠子堤上。”明《正德大名府志》記載更為詳盡：“瓠子口，在（開）州西南二十五里，里名新惠。漢武帝元光元年河決濮陽瓠子，經鉅野通淮泗，泛十六郡……。”今濮陽城西二十五里即新習鎮，古稱新惠里。新習鎮南焦二寨一帶至今仍留存瓠子決口遺跡，民間瓠子堤傳說廣為流傳；決口處有大型湖泊黑龍潭，亦名龍潭，相傳為西漢元光年間河決瓠子形成的黃河沖蝕口，漢武帝親臨堵口即在此地。明清《大名府志》《開州志》均載：“龍潭，在（開）州西南新惠里，周廻十頃有余，其水淵深，四時不竭，凡亢旱禱輒應，即宣防之所。”又載：“黑龍潭，在開州西南，即瓠子河口。深不可測，雖大旱不竭。土人稱為龍湫。”“龍湫煙雨”為明清時期濮陽八大景之一。

據古籍志乘所載，濮陽與滑縣均有瓠子堤遺存，可見瓠子堤規模綿長，絕非局部小段。明《正德大名府志》載瓠子堤“在開州西十七里”，同時記載“在滑縣城西南三里”。足見瓠子堤自滑縣延入濮陽，綿亙東去，為百里長堤。值得留意的是，《正德大名府志》僅記載滑縣瓠子堤上元代宋壽卿建亭、其子宋訥擴建為白云茅屋之事，并無宣房宮相關記載；而記述濮陽西南瓠子堤時，則明確載明其上建有宣房宮。

綜上所考，河決瓠子堤決口確切位置在濮陽西南，此地建有宣房宮。至于瓠子河“在縣北”之說，源于古濮陽城曾有遷徙沿革。后世學界對此已成共識：瓠子決口在濮陽，地望皆指今濮陽縣城西南，雖古籍記載有十七里、二十里、二十五里里程細微差異，但決口位于今濮陽西南這一結論毫無歧見。

明《正德大名府志》記載漢武帝在濮陽堵瓠子口并作瓠子歌

三、學者實地踏勘瓠子決口處在濮陽

千百年來，學界對西漢“河決瓠子”地望多有實地考證，北宋以來代不乏人。尤為重要的是1977年6至7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鄒逸麟等學者，為編繪歷史地圖、開展歷史地理研究，專程赴鄭州、滎陽、安陽、滑縣、濮陽、南樂、大名、邯鄲等地實地考察黃河故道，取得重要學術成果。

譚其驤一行黃河故道考察實錄，由鄒逸麟執筆寫成《古黃河道考察日記》。鄒逸麟先生逝世后，由其子復旦大學教授鄒振環整理，刊發于《歷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2期。

《古黃河道考察日記》記述：“6月20日（周一）上午10時至濮陽……宣防宮在劉堤口西南，焦二寨西黑龍潭邊上。濮陽縣志說在西南二十五里……。”“6月22日（周三）上午，……由別駕往西南，地勢微有起伏。新習公社以南地勢高低不平。又西南，至焦二寨西南有一大片洼地，為黑龍潭，潭下挖深二樹梢深處仍是沙。焦二寨內水苦，寨外水不苦，地下無法打井，皆為流井。今已挖河排水，故尚無水，否則雨季積水一大片。我們看到有的地方已生長大片蘆葦。黑龍潭邊上有土山咀，當地人稱大王廟，傳說為武帝沉璧處；西南另有一土山咀，傳為宣房宮遺址處，兩處土山咀古時原為一體，山崖留有古時靜水沖刷痕跡。”譚其驤、鄒逸麟經實地踏勘，認定西漢“河決瓠子”地望即在今濮陽西南新習鎮南部，古遺跡至今尚存。

1995年初，黃河水利委員會批復黃河博物館分期調查黃河故道水利文物的提議，組建由老專家牽頭，黃河博物館、黃河檔案館、《黃河志》總編室參與，劉椿萱任組長的黃河故道水利文物考察組。同年12月4日至8日，考察組以濮陽為重點，對浚縣、滑縣、濮陽開展專項綜合考察。調查組查閱大量古籍文獻，以瓠子堤、宣房宮遺跡為標志，重點踏勘河決瓠子舊址，得出與譚其驤、鄒逸麟完全一致的結論。

考察組沿濮陽西南古堤遺跡逐一核查，對焦二寨、盧寨、前后馬寨、土壘頭、李陵平、馬陵平、劉堤口、火廂頭等黃河遺跡村落實地調研，于1997年8月編撰完成《河南黃河故道文物重點考察報告》，形成統一結論：“經多方考證，瓠子口位置大致在今濮陽市西南劉堤口、宋堤口、火廂頭一帶，這里的大堤至今保存較完整，劉堤口村西還有潭坑一處，當地人稱黃龍潭，有說即為當時決口遺留下的。”報告在《現存黃河水利文物古跡保護意見》中指出：“西漢濮陽瓠子堤，即西漢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瓠子決口之堤。瓠子決口……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才得以堵塞。著名的《瓠子歌》就發生在這里，在治黃史上瓠子堵口稱得上重大事件。經一些專家的考證，它的位置就在今濮陽市西南十九里的劉堤口一帶。”考察組建議：在濮陽西南瓠子決口處樹立《瓠子歌》碑刻。

多方考證確認，瓠子堤綿亙悠長，自滑縣入境濮陽，經盧寨、后寨北、土壘頭南向東延伸，過李陵平、劉堤口、宋堤口、火廂頭向東北迤邐數十里，部分堤段遺跡仍存。《考察報告》記載，現存古堤“屬漢瓠子堤的一部分。該段大堤基本相連，斷面寬60米左右，背河高5—6米，臨河側高1.5米左右。”

瓠子決口處附近發現漢代畫像磚

西漢元光年間河決瓠子，洪水淹沒十余郡縣，方圓千里淪為洪澤，水患綿延二十三年，前期數次堵口均未成功。直至漢武帝東巡歸來，決意大舉堵口，十萬軍民協同勞作，足見決口規模浩大，非狹小地段所能容納。據黃委會專家考察組實地勘測，西漢“河決瓠子”確在濮陽西南，劉堤口、宋堤口、火廂頭一帶古堤遺存完好，民間俗稱金堤、漢堤；堤高約6米，臨背懸差3—4米，堤體高大規整，村落沿堤分布，蜿蜒數里。此段漢堤為后世修繕留存，并非當年決口原址；真正的元光瓠子決口處在其西南焦二寨、后寨、土壘頭一帶，此處古堤已潰毀，地勢顯著低洼。清末民初，此地仍有深不可測、大旱不竭的湖塘，民間稱作黑龍潭，傳為黃河決口遺跡。當地農耕勞作中，常出土堵口所用木樁、河工石料、柴草、竹竿等遺物。后寨村北現存高大土丘，考察組研判應為當年堵口所筑圈堤遺跡。

與此同時，濮陽市地方史志部門依托本土地緣優勢，廣搜文獻、實地踏查，積累大量珍貴史料、線索及實物佐證。

當代學界知名學者亦普遍認同河決瓠子發生于濮陽境內。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黃河與中華文明》“瓠子堵口”篇載：“西漢開始，黃河的水災日益嚴重，……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黃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陽縣西南）決口，向東南至今山東鄄城縣南沖出了一條新河，流入巨野澤，然后奪泗水入淮。”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刊發首都師范大學袁廣闊教授文章稱：“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今濮陽西南），河患歷二十余年不息。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武帝親至瓠子，命從官督卒數萬人筑塞決口，才使其復禹之故跡。”

已故鄭州大學李民教授《試探漢代黃河的一次大決口及其治理》一文指出：“黃河的水患由來已久，公元前132年（漢武帝元光三年），黃河在東郡瓠子大決口。”并加注：“今河南濮陽境內”。江蘇師范大學姜明會《再論漢武帝瓠子河決治理》一文亦述：漢武帝元光三年“五月，黃河在濮陽境內的瓠子決口改道。”

相關學術論述甚多，不再一一列舉。

濮陽新習鎮瓠子決口遺跡黑龍潭(2013年10月攝)

四、漢武帝在濮陽堵瓠子決口的重大意義

西漢元光年間“河決瓠子”，漢武帝率眾親臨堵口，司馬遷亦親身參與“伐薪負土”，事件發生地即在今濮陽西南焦二寨、土壘頭一帶。這一重大事件在中國黃河發展史上具有深遠價值與歷史意義。黃河是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重要搖籃。梳理黃河文化重大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貢獻，對落實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具有重要價值。漢武帝親臨濮陽主持瓠子堵口，承載厚重社會歷史價值，可窺見西漢黃河下游人與自然關系的演變，對研究古代社會組織動員、防災減災、水利發展、總結治黃經驗教訓，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其一，漢武帝力排朝野干擾，傾舉國財力物力，不惜代價封堵瓠子決口，彰顯一代帝王雄才大略與格局氣魄。他“發卒十數萬人塞瓠子決……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填決河”，傳承大禹治水“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治水理念，充分彰顯國家集體動員力量。當時作為生產力重要標志的鐵質農具已普及農耕，在十萬軍民濮陽堵口大會戰中廣泛應用，為治黃工程順利完工提供了重要物資與工具支撐。

其二，為封堵瓠子決口，漢武帝除動員官兵民夫會戰之外，調集全域可用物資，大量采伐柴竹木料，一度造成濮陽本地百姓薪柴緊缺，但民眾深知治水安瀾關乎長治久安，全力擁護朝廷堵口壯舉。朝廷下令“斬淇園之竹木塞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楗”，采伐淇河沿岸竹木就近施工，成為堵口工程關鍵保障。同時，淇園竹木采伐、加工、制楗、筑堵形成完整工藝流程，水利工程技術已趨近近代水平，體現漢代較高水利科技水準。漢武帝汲取此前汲黯、鄭當時數次堵口復潰的失敗教訓，重新開展技術論證與工程規劃，科學有序推進堵口施工。工程不僅封堵黃河南岸決口，還“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集堵口、疏浚、分流于一體，成為中國水利史上開創性綜合治河工程。濮陽瓠子堵口創下前無古人的治河成就，歷史意義深遠。

其三，在治河技術層面，瓠子堵口運用工程測量、規劃設計、分層施工、就地取材等多項關鍵技術，創新采用繩索串聯鉆孔河工石、竹籠籠石固堤等工藝，既有前代治河技術傳承，又結合濮陽水文地理因地制宜創新突破。既是漢武帝率眾官民在濮陽實踐形成的科技成果，也吸納整合了東郡濮陽民間長期治理中小型黃河決口的經驗技藝。

濮陽演出大型豫劇《瓠子歌》

五、瓠子決口處文旅開發展望

西漢元光年間濮陽瓠子堵口的成功，印證了傳統水利科技在黃河治理中的實用效能，彰顯漢武帝雄才大略、中央集權體制下國家治河的制度優勢，更體現軍民同心、堅韌攻堅、眾志成城的精神品格與歷史功業。漢武帝濮陽堵口史實充分昭示：依托國家統籌力量、優化社會資源配置、運用科學技術手段、凝聚民眾民心合力，重大自然災害皆可抵御根治。

近年來，濮陽市堅持以新時代發展理念為引領，聚力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各項事業成效顯著。立足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有序保護、開發、利用濮陽市經開區新習鎮西漢瓠子決口遺跡，對推動濮陽文旅產業轉型升級、助力文旅強市建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與戰略價值。

一是瓠子決口舊址人文積淀深厚、文化根基堅實。濮陽瓠子河決與堵口事件穩居黃河文化重大史事之列。今新習鎮境內黑龍潭、宣房宮、瓠子堤等遺址遺跡尚存，先后出土古代楗樁、河工石料、堵口竹竿、織席、草木炭化物等實物遺存，民間留存明清族譜等珍貴文獻佐證。實現地上有遺跡、地下有文物、典籍有記載、民間有傳承，完全契合歷史文化古跡認定標準。

二是區位人緣優勢突出，為濮安鶴三市交界人文向往之地。瓠子舊址東側高速公路縱貫南北，區位通達性強，可全域俯瞰遺址風貌，利于景區建成后品牌傳播與知名度提升。遺跡周邊及村落間散落多處民間信仰建筑，古廟會已成為濮陽、安陽、鶴壁三市交界物資流通、民俗集聚、民眾休閑的重要載體。土壘頭、四靈平、前后寨、堤口等周邊村名，皆與古河道、古堤埽、古代駐軍淵源相關，承載千年黃河文化記憶，深度契合周邊民眾文化認同與精神向往。

三是具備培育廟會特色經濟的天然稟賦。濮陽民眾自古尊崇黃河為龍神，瓠子決口遺存水泊黑龍潭亦稱龍湫，“龍湫煙雨”明代已位列開州八大景，自古便是風光秀美、人文薈萃之地，與中華龍源西水坡文脈呼應、景觀互補。當地傳承至今的祭龍王、祈豐年、佑安瀾傳統廟會，規模大、輻射廣、人氣足。經規范引導、提質升級，可做強廟會民俗經濟，激活內需消費，打造地方特色文旅經濟增長極。

四是文旅開發潛力巨大，發展前景可期。依托瓠子決口厚重歷史底蘊、文物遺跡資源與三市交界人文向心力，可運用現代科技復原西漢瓠子堵口宏大工程場景；修復打造宣房勝景、淇園竹韻、瓠堤柳岸、龍湫煙雨、五龍宮觀等歷史人文景觀；布設漢武沉璧、司馬遷負土、瓠子歌吟、治黃群英、濮上村寨等雕塑組團與生態景觀；規劃建設黃河瓠子治理文化博物館，聯動黃河水利主管部門、文旅部門協同打造大河文旅IP，推動黃河生態保護、黃河文化傳承精神在濮陽落地生根、賦能發展。

其余相關細目，不再贅述。

總之，瓠子決口遺跡是歷史饋贈濮陽的獨特文化稟賦，承載兩千余年濮陽人民勇毅擔當、不畏艱險、舍家紓難、家國同心的精神底蘊。濮陽人民守護黃河安瀾、守望故土家園、忠貞奉獻的品格精神，代代賡續、傳承不息。只要精準把握濮陽文旅融合發展趨勢，搶抓黃河文化保護傳承戰略機遇，科學保護活化歷史遺跡資源，讓千年古跡活起來、文化品牌亮起來，必將打造出造福當代、惠及子孫，支撐濮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文旅新地標、文化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