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禮樂定乾坤！宗法制如何讓中國陷入2000年循環停滯？

一

禮樂與宗法制：

就禮樂和宗法制本身的關系來說,周公制禮作樂,就是為了鞏固“宗周”——宗法制的周天王和諸侯這一個體系。

但是,這件事本身有它的物質原因。這就是王國維所說的,殷不能“滅國受土”,即殷不能滅掉一個“國”(一個部落)。只能俘虜,令其朝貢,而不能封自己的人當這國的侯王。周滅殷后,大封同姓與功臣,把殷的邦畿千里及其朝貢部落,裝上一個周所封的侯王,變成宗周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這個過程不是一代完成的,但經過武庚和二叔之叛,經過周公經營洛邑,經過齊魯就國被拒和征服的斗爭,在成康二代是建立起來了。

至于中國宗法制殘余彌留很久的原因,另有說,見后。

二

戊．從此以后,中國就走不出這個圈子了。

三

只有元代的末代君王還跑回了漠北,這是因為時間太短,又因為元和西北的聯系太密切,例如,金帳汗國的消滅就在元滅亡之后。

四

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因素多端。《資本論》第二十四章雖然強調了勞動力的自由買賣這一點,但其他條件則列舉了很多很多。新大陸的發現當然是原因之一。新大陸流入的貴金屬,活躍了海上貿易,引起了價格革命,改變了地主和農民的地位,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削弱。不說中國的禁海政策與此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即以元以后貴金屬的嚴重缺乏,鈔法的混亂,妨礙了商品流通和賦稅地租的貨幣化,也就可以看出這一因素多么重要了。總之,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條件,有許多是中國所不具備的,這確是事實。

然而,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則由來已久。那么,為什么馬克思認為基本條件的東西在中國并不缺乏,而資本主義卻發展不起來呢?這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個人主義和私有權的傳統。私有權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沒有足以抵抗專制主義的思想和物質的力量。所以,中國歷代不少商人發過財,但對漢武帝的“告算緡”，桑弘羊的均輸,或明清的禁礦從來沒有反抗過,連反抗的思想反映都沒有過。有的,不過是顧炎武式的“寓封建于郡縣”的學說,這比起洛克的赤裸裸地代表倫敦商人反對君主侵犯商業利益,相差又何其遠也?絕對君權的專制主義下面,可以有資產階級,但不可以有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只有在專制主義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來,這豈不是歷史的證明嗎?

西方不是沒有這種例子,拜占廷就是一個。

五

總之,西周奠基的禮,經過儒、墨、法、術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絕對君權的中央集權以及強化君主專制主義的一整套上層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識形態。漢以后僵硬化了,于是從上面對 中國經濟強力的一個桎梏,使中國二千年陷入循環停滯的地步。

二千年中進步是有的,很不顯著。例如,北魏有露田、授田，唐有均田，與此相應的有租庸調的賦役制,這是不完全的土地國有和徭役實物租賦。宋以后,土地私有愈來愈完全,到清初還想象金的猛安謀克戶那樣圈地,不久只好放棄。而明的一條鞭到清的攤丁入地,也使人口稅這種稅制最終消滅,轉入貨幣賦役制。 又如,宋明兩代的城市經濟,比漢唐發達得多。清初,城市經濟發展得更快,江南已經相當商品經濟化了。設想，如果把江南這一塊獨立出來,鴉片戰爭以后,一定會很快“維新”,和日本一樣。只是這個專制大帝國把它窒死了。

六

這一套僵硬化的東西,到宋明為止,還維持了當時世界上十分先進的繁榮水平。比較起來,羅馬滅亡以后,西歐大大落后倒退了一步,而中國沒有,也許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適合”的。西方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拜占廷就維持了羅馬時代的繁榮不使倒退幾乎一千年。直到清朝乾嘉時代,西歐的大陸——農業國家的思想家的魁奈,還把中國作為典范形成了他的重農主義。可是這套東西到頭來不適合17—19世紀的世界的突飛猛進。唯其存在久,功績大,所以丟掉也慢。

附帶說說, 中國有些史家喜歡用馬克思的村社自給經濟來解釋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困難。 據我看,一切證據都足以證明,中國農村的交換經濟,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時代,例如十六七世紀的法國農村的交換經濟水平了。至于自由勞動力,中國是從來不缺乏的。停滯的原因,決不能從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這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絕對君權的典章制度和意識形態。

七

至于宗法制度之所以殘留很久,在說明了以上各問題以后,其解釋變得十分容易。它在意識形態上符合中央集權絕對君權的體系,它在物質生活上和小農經濟這種生產關系并不矛盾。只要個人主義被排斥,這種制度的殘余總是會殘留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