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讓美國的盟友看清,所謂交易式權力在撤退時是什么樣子。如今,伊朗則讓人看到,這種權力在升級沖突時又是什么樣子。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多次批評北約盟友,稱他們沒有支持美國和以色列在2月28日對伊朗發動的襲擊。這場升級導致霍爾木茲海峽關閉。這里是全球最關鍵的能源通道,給世界各地數百萬人帶來痛苦。
特朗普甚至威脅了自己的盟友,尤其是西班牙,理由是他們態度強硬、不肯配合。
3月,他坐在白宮時警告說,美國可以“直接飛進去”,使用西班牙的軍事基地,并切斷全部貿易。上周,報道的一份泄露備忘錄顯示,特朗普正在考慮把西班牙逐出北約。
如今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美國對外關系看上去像是出現了斷裂,但實際上,這只是阿富汗撤軍時期形成的一項政策的延續。當時,美國外交從基于同盟協調,轉向了以交易為核心的做法。
表面上看,如今美國在伊朗戰爭中的做法似乎很新:美國副總統詹姆斯·戴維·萬斯上月在伊斯蘭堡與伊朗談判代表會談,隨后美國一邊繞開盟友,一邊推進高風險談判。特朗普在3月的一場記者會上更是毫不掩飾地說:“我們不需要任何人。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但事實上,美國政策朝這個方向滑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在研究新書《喀布爾上空的陰影:阿富汗共和國覆滅的內部敘事》時發現,美國外交愿意繞開盟友,直接與打了十多年仗的對手談判,這并不是從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才開始的。這本書由我與哈姆杜拉·莫希卜合著,他曾任阿富汗駐華盛頓大使和阿富汗國家安全顧問。
相反,這種做法是在阿富汗形成并被常態化的。這是美國外交轉向交易化的關鍵節點。
除了制造大量受害者,并且很可能推動了美國霸權的衰落之外,這種政治運作方式,或許會成為美國留給阿富汗最持久的遺產。
在過去4年的寫作調研中,我采訪了阿富汗政府內部多名曾經的核心人士,包括國家安全顧問、高級談判代表、情報首長和高級將領。廣泛存在的一種看法是,美國正是在那里完成了這種轉向。
一名政府部長甚至給我看了一名美國軍事承包商的領英頁面。此人認為,阿什拉夫·加尼總統該下臺了。
高級將領齊亞·亞辛對我說:“每一任總統都會帶來一套新政策,而每一套新政策,都是坐在華盛頓的一些學者寫出來的。”
不過,我并不確定特朗普在阿富汗的政策,是否也是由這類學者設計出來的。
也許在喬治·沃克·布什時期,情況的確如此。正如鮑勃·伍德沃德在《布什的戰爭》中所寫,布什采取的是多邊路徑。九一一襲擊之后,他的政府花了很大力氣爭取盟友支持最初的入侵行動。
布什還以帶有家長式色彩的爐邊談話聞名,他經常以這種方式與阿富汗哈米德·卡爾扎伊交流。
到了2014年,奧巴馬時期,這種做法開始承壓。問題倒不在于多邊主義本身受到威脅,而在于奧巴馬和約瑟夫·拜登都對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目標持懷疑態度。
伍德沃德在《奧巴馬的戰爭》中寫道,奧巴馬同樣極其細致。書中關于阿富汗問題的反復權衡,幾乎讓人讀來都感到煎熬。
但奧巴馬和拜登反復追問的,其實是一個簡單問題:美國人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奧巴馬也非常清楚阿富汗國內的腐敗問題。盡管他與卡爾扎伊的關系緊張,到2014年,美國一方仍有50多個國家參與這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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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這位《飛黃騰達》明星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會做交易的人。此后,美國開始轉向與塔利班進行雙邊談判,而阿富汗政府則被放在一邊。
雖然阿富汗內閣內部長期受政治紛爭困擾,但隨著阿什拉夫·加尼在2014年出任總統,華盛頓與喀布爾的關系開始回暖。
我的合著者哈姆杜拉·莫希卜曾在2018年至2021年擔任阿富汗共和國國家安全顧問。他告訴我,喀布爾政府起初并不把特朗普政府視為負面因素。
他認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的南亞戰略方向是對的。因為這一戰略試圖不再把阿富汗視為中亞和南亞中的一個孤立部分,而是把它放進更廣泛的地區格局中理解,其中也包括巴基斯坦——這個塔利班的重要支持者。
2018年6月,局勢一度出現一線希望,人們看到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或許有可能和解。
在17年戰爭之后,塔利班宣布在開齋節期間停火。莫希卜回憶說:“那是第一次,雙方都擁抱了和平——哪怕只是短暫的一刻。”這曾是一個積極信號。
但據許多知情人士說,2018年阿富汗裔美國外交官扎爾梅·哈利勒扎德被任命后,信任開始流失。
哈利勒扎德是一名資深談判者,但他不按常規出牌,反而削弱了阿富汗內部和平努力。他繞過阿富汗政府,直接與塔利班開啟談判。至于這是他個人的主意,還是出自上司、國務卿邁克爾·蓬佩奧的授意,當時并不清楚。
過去,華盛頓也曾通過中間人,以秘密、間接的方式與塔利班接觸。但這一次的做法,明顯更像特朗普的路數。
前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在回憶錄中寫道,特朗普甚至在2019年提議在戴維營會見塔利班。后來一名美國軍人被殺,這一計劃才告吹。
特朗普政府看上去更在意的是政治姿態,而不是盟友感受。問題不在于美軍撤出阿富汗本身——阿富汗共和國也明白,這一步遲早會發生——而在于撤軍是以什么方式推進的。
阿富汗領導人一直得到保證:他們的意見會被聽見,而且會在談判中被優先考慮。但現實恰恰相反。美國直接與塔利班建立聯系,幾乎把所有外交慣例、程序和主權觀念都拋在一邊,代替共和國與對方談判。
阿富汗政府高級談判代表之一阿卜杜拉·汗賈尼說,在與塔利班的談判中,阿富汗政府已經淪為“一個可有可無的層級”。
這向塔利班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既然他們已經在和真正的支持者談判,就根本沒必要再與阿富汗政府進行阿富汗內部對話。
他們也沒有動力接受談判和平。莫希卜說:“我們被排除在多哈的關鍵對話之外,而塔利班卻獲得了國際合法性。”
他還說:“外界看到的畫面再清楚不過:阿富汗的未來正在被談判,但這個國家自己選出的政府卻不在桌邊。這種排除不僅是外交上的羞辱,也在政治上造成了腐蝕。它清楚地傳遞出一個信號:美國已不再把阿富汗政府視為不可或缺的伙伴。”
2020年2月,多哈協議終于在卡塔爾簽署,確定了美軍在14個月內撤出的時間表。特朗普政府也借此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歷史畫面”。
作為協議設計者,蓬佩奧和哈利勒扎德選擇坐在多哈,與塔利班副領導人毛拉·巴拉達爾同席,而不是與他們的盟友阿什拉夫·加尼坐在一起。那時,加尼正在喀布爾,與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和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在一處。
這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清楚信號:這份協議究竟意味著什么。汗賈尼指出,蓬佩奧坐在那里為協議背書,“對塔利班來說是改變局勢的一步”。
協議簽署不到一周,兩名塔利班槍手就試圖刺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此人曾是加尼的政治對手和總統候選人,在2019年那場激烈爭議的選舉后,才終于同意加入加尼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
這迫使加尼公開聲明:“阿富汗政府從未承諾釋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他如果支持這樣做,幾乎等于政治自殺。但最終,美國政府還是施壓,迫使阿富汗政府同意。
這不僅強化了塔利班的地位,也打擊了阿富汗政府的士氣。釋放囚犯一事也在美國盟友中引發強烈反彈。獲釋者中有400人被加尼稱為“對世界的威脅”。這些人牽涉多起重大事件,包括2017年德國使館遇襲、2018年1月洲際酒店爆炸案,以及對杰富仕安保公司營地的襲擊。
其中許多人都參與殺害了與美國結盟的男女軍人。澳大利亞斯科特·莫里森曾要求特朗普不要釋放一名臭名昭著的囚犯,此人應對澳大利亞士兵死亡負責。但美國方面仍然照做不誤。
莫希卜回憶說:“對我們來說,釋放囚犯又是一次羞辱時刻——這等于公開承認,我們已經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加尼則哀嘆:“我們放出了狼。美國人拋棄了我們,而塔利班正在圍上來,準備致命一擊。”
當然,這類舉動也對地區伙伴產生了連鎖反應。看到美國正在撤出阿富汗,中亞國家開始為自己留后路。
2021年2月,阿富汗最后一任情報首長齊亞·西拉杰組織了一場安全會議,多名地區情報部門負責人出席。他在會上警告說,塔利班獲勝將帶來嚴重安全后果。
但正如他所說:“他們沒有像應有的那樣認真對待這件事;象征性地,他們表達了同情,但在行動上并沒有。”阿富汗政府原本希望,隨著約瑟夫·拜登出任總統,情況會有所不同,美國會回到更傳統的外交方式上來。
但拜登長期以來一直懷疑美國繼續留在阿富汗的必要性,因此他選擇進一步加快美國撤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決定并非全無道理。阿富汗內部政治當時已經陷入混亂,2019年選舉又進一步加深了分裂。
加尼政府宣稱自己艱難獲勝,但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也宣布自己才是贏家。政治僵局最終導致兩場總統就職典禮同時出現,內戰的陰影也隨之逼近。
多哈的阿富汗內部談判同樣進展不佳。大約20名談判代表忙著學英語、住豪華酒店,很多時候看上去更像是在盡可能拖延進程。
這些初步談判中,唯一真正獲益的一方是塔利班。他們一邊繼續不把談判代表當回事,一邊穩步鞏固與昔日敵人的關系。
拜登決定加快撤軍,讓他的盟友措手不及,也讓加尼政府陷入震蕩。撤軍推進還讓阿富汗軍隊出現嚴重短缺,尤其是在空中支援方面,而政府原本對這一能力高度依賴。塔利班巧妙避開美軍,轉而攻擊政府軍和軟目標。
隨著優勢不斷擴大,塔利班最終推翻了這個由美國支持的政府,阿富汗共和國也隨之垮臺。之后的混亂,先是由特朗普埋下伏筆,又被拜登在喀布爾機場的混亂撤離推向高潮,直到今天仍在持續回響。
美國最終形成的,是一種愿意把地方盟友和地區伙伴晾在一邊的做法。在中東,美國會為了美以關系犧牲伙伴;在北約內部,那些不支持美國優先事項的盟友則會遭到公開斥責。
如果仔細看,阿富汗已經讓美國盟友見識了交易式權力在撤退時是什么樣子。如今,伊朗則讓人看到這種權力在升級沖突時又是什么樣子。
兩種情形之下,教訓其實一樣:同盟政治會圍著華盛頓眼前的目標彎曲變形,而不是圍繞任何持久的集體戰略展開。
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在美國與伊朗戰爭的背景下——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美國已經成了一個失控國家。
如果這只是一個體量小、與世隔絕、影響有限的國家,問題或許還沒那么嚴重。但美國是一個核超級大國,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帶來全球性后果。這讓世界面對的是一個更嚴峻的問題——它最終可能迫使人們重新審視美國權力本身。《喀布爾上空的陰影:阿富汗共和國覆滅的內部敘事》由布盧姆斯伯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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