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P從配角走向重要變量 博瑞醫藥或觸發減重賽道新一輪分化

在減重藥物競爭逐步進入內卷化之后，博瑞醫藥（688166.SH）BGM0504最新披露的三期臨床數據，引發市場對這一賽道價值邏輯的重新關注。

平均減重19.3%，腰圍減少16.5厘米，在合并高血壓人群中收縮壓下降22.9毫米汞柱，同時尿酸下降70.7微摩爾每升，甘油三酯下降33.6%，骨密度未隨減重下降反而呈現改善趨勢，高劑量組停藥率為0.7%。如果這些指標分別出現，其意義主要體現在療效提升層面；但當多項指標在同一產品中同時實現時，市場開始關注，這類藥物是否具備從單一減重向綜合代謝管理延伸的潛力。

在這一背景下，一個此前更多被視為輔助角色的靶點開始進入核心視野，即GIP。

過去十余年，GLP-1定義了減重藥的商業模式，即以體重下降為核心終點驅動的高價值創新藥。隨著雙靶點時代的推進，GIP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從早期被認為更多參與耐受性調節，逐步轉向參與代謝結構調節的重要變量。這一變化的意義，不僅在于增加一個作用靶點，而在于GIP可能影響整個賽道的評價維度。

從單一終點到多指標協同

從產品演進路徑來看，當前賽道已經經歷了一輪清晰的升級。

司美格魯肽代表單靶點階段，其核心價值主要體現在減重及血糖控制，對血壓、血脂等指標的影響多為伴隨改善。隨后，替爾泊肽將減重幅度提升至接近20%的區間，同時在部分代謝指標上有所延伸，但整體市場定價仍以減重和降糖為核心終點。

2025年，替爾泊肽兩大品牌Mounjaro與Zepbound分別實現銷售收入約229.65億美元與135.42億美元，合計約365億美元，占禮來全年收入的超過一半。進入2026年，公司收入指引進一步上調至820億至850億美元區間，對應市值長期維持在8000億美元以上。

從投資視角看，這一邏輯仍主要圍繞“減重藥”和“降糖藥”展開。隨著管線不斷豐富，不同產品在減重、血糖及其他代謝指標方面逐步呈現出差異化組合。

在這一背景下，BGM0504的特點不在單一指標的突破，而在于多指標之間的協同變化。

腰圍下降16.5厘米意味著其直接作用于內臟脂肪這一核心風險變量，而非僅停留在體重層面。血壓下降超過20毫米汞柱并伴隨高達九成以上的達標率，使其從“附帶改善”進入“臨床可用區間”。尿酸下降70.7微摩爾每升，甘油三酯下降超過30%，已接近相關代謝藥物的作用幅度區間。

更關鍵的是，在接近20%減重的背景下，骨密度未出現下降反而上升，同時停藥率維持在0.7%的低水平。這意味著療效提升并未以骨質流失和犧牲依從性為代價。

對于投資者而言，這組數據的意義在于，其潛在人群不再局限于單一減重需求，而可能覆蓋多種代謝異常人群的交集區域，從而拓展市場邊界。當一款藥物能夠同時作用于體重、血壓、血脂與尿酸，其潛在人群將不再局限于減重需求，而進入多種慢病人群的交集區域。

這意味著，產品的市場空間不再由單一適應癥決定，而由多重人群疊加決定。

從機制到差異 GIP作用逐步顯現

如果說BGM0504三期臨床數據體現的是結果，那么機制決定的是這些結果是否具有可解釋性與可持續性。

在GLP-1路徑中，減重主要來自攝入端控制，即通過抑制食欲和延緩胃排空實現體重下降，其對血壓、血脂等指標的改善，更多是體重下降后的繼發性結果。

相比之下，GIP的作用更接近代謝系統內部的調節變量。GIP受體在脂肪組織中表達較高，其激活后可影響脂肪組織血流與炎癥狀態，進而參與脂肪分布的調節。這一過程不僅影響體脂比例，還會通過改善胰島素敏感性，帶動血脂、血壓等多項指標產生聯動變化。

從BGM0504的三期數據來看，這一機制路徑具有一定對應關系。腰圍下降16.5cm，提示其對內臟脂肪這一核心風險變量產生影響；甘油三酯下降33.6%、低密度脂蛋白下降以及高密度脂蛋白上升，體現脂質代謝結構的改善；尿酸下降70.7μmol/L，則可視為代謝環境優化后的聯動結果。

在血壓方面，脂肪炎癥水平降低、胰島素抵抗改善以及血管內皮功能變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使其在合并高血壓人群中實現超過22.9mmHg的降幅，以及92.9%達標率，更接近代謝驅動的整體調節。

在脂質代謝層面，GIP通過增強胰島素敏感性并調節脂蛋白代謝過程，影響肝臟對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的合成與分泌，同時促進外周組織對甘油三酯的清除，從而帶來甘油三酯下降33.6%及脂蛋白結構優化。尿酸代謝的變化則更多體現為“代謝聯動效應”，肥胖及胰島素抵抗狀態下，腎臟對尿酸的排泄能力下降，而GIP通過改善胰島素敏感性、降低脂肪炎癥以及優化能量代謝狀態，有助于恢復尿酸的排泄平衡。

骨代謝則是GIP機制中相對具有辨識度的一環，既往人體及機制研究已為其提供生理學依據。例如發表于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的研究顯示，GIP可在不依賴胰島素的情況下顯著抑制骨吸收，GIP受體在成骨細胞中表達，其激活可促進骨形成，并通過調節RANKL/OPG通路抑制骨吸收，從而參與骨重塑過程。而與GLP-1聯用時呈現疊加效應。多項綜述也將GIP歸入“腸-骨軸”的關鍵調節激素，認為其在餐后骨重塑過程中同時參與骨吸收抑制與骨形成調節。

在傳統GLP-1單靶點路徑中，快速減重往往伴隨骨密度下降，而GIP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這一風險。因此，在顯著減重背景下骨密度未出現下降、甚至呈現改善趨勢，可以從“骨吸收抑制+骨形成促進+代謝環境優化”的多重機制中得到解釋，也為雙靶點藥物在長期慢病管理中的結構穩定性提供了機制支撐。

整體來看，GIP并非簡單增強減重效果的輔助靶點，而是在脂肪分布、代謝聯動及組織穩態維持等多個層面參與系統調節。當這一通路被有效激活時，藥物作用不再局限于體重這一單一終點，而是向多維代謝指標延伸。這一變化，也為理解BGM0504在多項心血管代謝指標上同步改善提供了機制基礎。

再把目光回溯至過往的GLP-1雙靶點減肥產品。替爾泊肽作為成功商業化的GLP-1/GIP雙靶點產品，已經驗證了雙靶點路徑的商業價值，但其市場認知仍主要圍繞減重與血糖展開，GIP更多體現為增強減重效果與改善耐受性。恒瑞醫藥等國內管線，則更多延續“GLP-1為主、GIP為輔”的邏輯，GIP尚未被賦予獨立的代謝調節角色。瑪仕度肽則采用GLP-1/GCG雙靶點，其GCG路徑更偏向提升能量消耗和肝臟代謝。與GIP相比，GCG更像“油門”，而GIP更像“底盤”，前者強化燃脂，后者優化代謝結構。從長期慢病管理角度看，GIP的外延更廣。

唯有BGM0504在設計階段即強化了GIP權重。根據《Scientific Reports》研究，其雙靶點激動活性約為替爾泊肽的三倍。這一差異并不只是更強，而是在相同劑量水平下，GIP受體占據率與信號激活效率更高，使其在整體作用中的參與度顯著提升。

在這一結構下，GLP-1與GIP之間形成分工。前者負責基礎減重與血糖控制，后者則承擔脂肪分布調節、代謝聯動以及耐受性優化。

從產品到平臺 GIP即將帶來賽道分化

當差異從機制延伸到商業模式之后，賽道層面的變化開始顯現。從全球研發趨勢來看，減重賽道已經從單一靶點走向多靶點組合與多劑型和多種給藥方式擴展。除了GLP-1與GIP之外，口服、Amylin、肌肉保護相關靶點以及脂肪信號通路均成為新的探索方向。

諾和諾德仍以GLP-1為核心，向Amylin組合和口服劑型推進；禮來則圍繞替爾泊肽繼續擴展至三靶點及口服路徑；Viking等新興企業則通過雙靶點和劑型創新爭奪市場空間。

在這一格局中，博瑞醫藥的路徑更接近平臺化。

圍繞BGM0504，公司不僅強化GIP機制，還布局BGM0504聯合Amylin、MSTN環肽、ALK7靶向siRNA以及口服制劑等多個方向，試圖構建覆蓋脂肪、肌肉、骨代謝及給藥場景的系統性能力。這意味著，其邏輯不再只是開發一款減重藥，而是構建代謝調節體系。

對于投資者而言，這一點尤為關鍵。當前全球龍頭的估值，并不來自單一產品，而來自持續擴展的能力。如果GIP成為新的核心變量，那么圍繞其構建的組合管線，有可能形成新的估值錨點。

回到最初的問題，即為什么BGM0504能夠在多個指標上同時表現出一致性改善。答案在于，當GIP從輔助機制轉向核心變量，藥物開始從影響單一通路，轉向作用整個代謝系統。在這一意義上，市場關注的重點，也從減重幅度，轉向系統調節能力。而當這一能力成為新的定價基礎時，減重賽道的估值邏輯，也就不再局限于GLP-1本身。

GIP，正在成為影響賽道分化的關鍵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