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之源文化 鑄就華夏精神底色

“五一”假期，商丘古城特色文旅活動帶給游客沉浸式體驗。商丘日報融媒體記者 邢棟 攝

火神臺景區南側巍然矗立著“三商”大門。商丘日報融媒體記者 魏文慧 攝

殷商文化是中華早期文明的核心載體，是華夏精神文明的源頭根基。商丘作為殷商之源，積淀了完備的華夏精神底色。深度剖析殷商之源文化的精神內核，梳理文明傳承脈絡，闡釋其在治國理政、道德育人、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時代價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

一、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

《詩經·商頌·玄鳥》中“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的記載，表面上看是一個古老的神話傳說，實則是鐫刻著殷商文明起源的密碼。在由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時期，“知母不知父”正是原始群婚狀態的表現。這既是一個時代坐標，也是殷商文化肇始的體現，從契開始，商族步入父系氏族社會。發展到王亥時期，在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商業開始萌芽，而此時的社會形態也逐漸進入到由部落到初期國家的發展階段。商湯滅掉夏朝，建立商朝，商部落一躍進入到國家統治時期。先商十四個部落聯盟酋長與夏朝十四個王基本對應。商朝建立后，定都于亳（即南亳，今河南省商丘市）。從商湯開始，到第十位商王仲丁一直都于南亳。仲丁后來遷都于隞（今河南省鄭州市），于是有了鄭州商城。第十二位商王河亶甲遷于相（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是為“商都五遷”的第二遷。到第十九位商王盤庚遷于殷（今河南省安陽市），完成了殷商文化由商丘到鄭州最后到安陽的流變過程。由此可見，商丘是商族的發祥地、中國商業的發源地和商朝建立后前十個王的都城，是殷商文化的源頭。

殷商文化上承炎黃文化的先民智慧，下啟周公以及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貫穿于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全過程，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道德準則與精神品格。所以，“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興盛于安陽”這一重要論斷，是對文獻記載、考古成果、史學研究的高度認同，也是一個權威判斷與概括，劃定了殷商文化完整發展的譜系，確立了商丘無可替代的“殷商源”地位。

二、選賢舉能的治國用人智慧

選拔、任用賢者與有能力的人，是殷商之源文化重要的政治精神，也是古代大同社會的理想追求。商湯是上古圣賢君主，與堯、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同為儒家尊崇的君王楷模。

《論語·顏淵》記載孔子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意為提拔正直賢良之人，摒棄奸邪庸劣之輩，便可匡正風氣、清明朝政。子夏延伸闡釋說：“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商湯平定天下之后，不拘門第，廣察賢才，從萬民之中選拔伊尹為右相，開啟賢相輔政的政治典范。伊尹是華夏歷史上第一位賢相，獨創以鼎調羹、調和五味的治國理念，輔佐商湯整頓吏治、安撫萬民、發展經濟，實現政治清明，民生安定。

商湯舉伊尹，是古代選賢任能最生動的代表，與《禮記·禮運》中的大同社會理想完美契合：“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種公正用人、以德擇才、摒棄偏私的政治智慧，貫穿中國五千年政治發展史。由此可見，儒家構建的大同社會理想，根植于殷商用人文化，打破血緣世襲桎梏，崇尚能力與德行。在現代社會，殷商選賢舉能的精神，仍是干部選拔、團隊建設、社會治理的重要遵循。

三、崇德尚仁的儒家仁德本源

仁德，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底色，而殷商之源文化中的仁德思想，是儒家仁學思想的直接源頭，塑造了中華民族崇德向善、忠信寬厚的道德品格。殷商歷代先賢，始終將仁愛安民作為立身治國根本，一脈相承，代代相傳。

《史記·五帝本紀》載，五帝之一帝嚳，是原始社會末期的一位仁愛明君。司馬遷說他“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他一生躬身教化萬民，規整天文歷法，改良農耕生產，體恤百姓疾苦，以寬厚仁德安撫四方部族，為殷商仁德文化筑牢根基。

商朝末年，紂王暴虐荒政，微子心懷蒼生，同箕子、比干直言進諫，以身踐行仁德操守，是為著名的“殷之三仁”。微子后來成為宋國的開國之君，延續殷商之源文脈，將仁德信仰扎根豫東大地。

宋襄公是殷商仁德文化的堅守者。泓水之戰中，他秉持當時的戰爭禮儀，“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看似迂腐，實則是重信義、守道義、懷仁心的文化寫照，是宋國承襲殷商崇德尚仁傳統的直接體現。

殷商積淀的仁德精神，直接啟發了孔孟儒家學派。孔子凝練其核心思想為“仁”，孟子延伸發展為“仁政”。歷史上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道德信條，源自殷商仁德文脈，成為千百年來仁人志士、民族英雄的精神信仰。

仁德是社會秩序的基石，是人際交往的準則。當今社會，誠信友善、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道德風尚，根源皆在殷商仁德文明，這份精神底色，維系社會良序，涵養國民品德。

四、棄舊日新的進取創造精神

創新是民族發展的靈魂，商湯《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思想，是殷商之源文化極具時代張力的精神內核，彰顯主動求變、銳意進取、自我革新的人生與治國智慧。

商湯將盤銘九字作為終身座右銘。“日新”本義是洗凈塵污、煥然一新，引申為思想上的自省、品德上的修煉、政治領域的改革和自我發展的突破。《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與商湯“日新”思想一脈同源。

夏朝末年，商湯順民心、承天道，推翻腐朽夏王朝，建立全新商政權，以政治革新拯救萬民。此后，整個商王朝，始終飽含創造進取精神，如“相土作乘馬”，開拓疆域；“亥作服牛”，開啟物物交換的商貿往來，成為華夏商業始祖，商人、商品、商業由此而來。后世所言改革、新政、變法等詞匯和實踐，其思想皆源于商湯的“日新”思想。

當下時代飛速發展，改革與創新成為發展主旋律，這正說明商湯“日新”思想的重要意義和時代價值。

五、敬畏自然的生態共生理念

殷商之源文化中蘊藏著樸素的生態智慧與可持續發展思想，商湯“網開三面”的典故，是華夏最早的生態保護理念，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鮮明的樣本。

《史記·殷本紀》和《呂氏春秋·異用》都記載了商湯“網開三面”的典故，其所體現的“德及禽獸”仁愛思想和治國理念，不僅惠及萬民，更恩澤草木禽獸、天地萬物。正是因為商湯敬畏生靈的舉動，感動了周圍的四十多個部落，紛紛歸附加盟，商部落于是迅速強盛起來，最終滅掉夏朝，建立商朝。

在古代思想體系中，將仁德從人間延伸至自然萬物，商湯是最早的踐行者。這份取用有度、善待自然的理念，深刻影響了后世儒家。孔子曾說他自己“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要吃魚，釣幾條就夠了，不撒大網，因為撒網會竭澤而漁；同時提醒大家不要射殺歸巢的飛鳥，如果把歸巢的鳥殺死了，等待喂養的小鳥就會餓死。

“網開三面”的典故不僅是仁德思想的體現，還是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思想，其核心是尊重自然，節制索取，萬物共生。當今生態保護、綠色發展的可持續發展觀，與商湯“網開三面”的精神高度契合，這也正是殷商之源文明跨越千年的現實價值。

六、擔當作為的以民為本情懷

有作為，敢擔當，罪己安民，是殷商之源文化鮮明的民本內核，彰顯敬天愛民、躬身自省、為民盡責的執政情懷，也是歷代政權興衰的警醒明鏡。

商湯作為開國君主，心懷蒼生、勇于擔當。當時天下久旱無雨，民不聊生。商湯將所有的問題歸于自身，認為是自己德行淺薄招致天譴，于是不惜剪斷頭發、束縛雙手，以身為祭品在桑林祈雨。他的赤誠之心感動天地，天降大雨，潤澤萬物。“桑林祈雨”詮釋了最純粹的民本擔當。

周朝宋國地域文化與殷商之源文化一脈相承。《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宋國國君宋桓公繼承了商湯的心懷百姓、懂得自省的思想。歷史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是魯國大夫臧文仲對宋桓公“孤實不敬，天降之災”的評論，認為“宋其興乎！”（宋國將要興盛成為霸主）。這句名言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大禹、商湯遇事反省自身，王朝蓬勃興盛；夏桀、商紂推諉罪責，王朝迅速覆滅。這句論斷，道破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周期率（也稱為中國歷史“興亡圈”），為歷代執政者提供了“殷鑒不遠”的教訓。

七、殷商之源文化的時代價值與傳承

殷商之源文化中，選賢舉能構筑公正用人準則，崇德尚仁涵養社會道德根基，日新革新賦能開拓進取發展，敬畏自然指引生態和諧建設，擔當作為筑牢為民執政初心，這五大精神體系相互交融，一脈貫通，構成華夏民族最原始、最厚重的精神底色。

從文化價值而言，殷商之源文化開啟中華文明早期發展譜系，印證中華文明連綿不絕、原生發展的特質，夯實文化自信根基。商丘作為殷商之源文化聚集地，成為中華元典文化的源頭活水。

從社會價值而言，殷商之源文化化解當下道德缺失、誠信匱乏等社會問題，以崇德向善、講信修睦的道德準則，涵養社會風氣，構建和睦有序的社會環境。

從治理價值而言，選賢任能、躬身自省、為民擔當的政治智慧，為當代干部作風建設、黨風廉政建設、基層治理提供思想借鑒。

從生態價值而言，其樸素的生態思想，契合當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樹立節制索取、善待自然、永續發展的生存觀念，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傳承殷商之源文化，當汲取其精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耕殷商之源學術研究，講好商丘殷商之源故事，打破認知偏差，讓殷商精神走出古籍，融入當下，把殷商文明智慧轉化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動力。

來源：商丘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