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薩洛寧：指揮熱鬧，作曲孤獨，我都熱愛

他是指揮家，也是作曲家。來自芬蘭的“雙料大師”埃薩-佩卡·薩洛寧，永遠在兩種身份之間切換。

今年4月，作為巴黎管弦樂團下一任首席指揮，薩洛寧帶領樂團展開中國巡演；而作為香港管弦樂團這個樂季的駐團作曲，他有五部作品集中呈現給亞洲樂迷。

“一個熱鬧，一個孤獨，兩種工作的模式、節奏和狀態，截然不同。”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68歲的薩洛寧笑說，他常在飛機和火車上作曲，隨遇而安，不能太挑剔環境。

薩洛寧和廣州樂迷交流 攝影：Desmond Chan

港樂駐團作曲，五部作品集中呈現

從《開局》《卡斯托爾》《波呂克斯》，到《小提琴協奏曲》《圓號協奏曲》——2025/26樂季，港樂會集中呈現薩洛寧的五部作品。5月初在香港文化中心，他首指港樂，亞洲首演《圓號協奏曲》。

“圓號是我在音樂世界里的初戀。”薩洛寧的老師是芬蘭“圓號宗師”法蘭斯曼，隨他學習才一年，他就下定決心，未來只想從事音樂工作。

薩洛寧早有寫圓號協奏曲的想法，但要付諸實行通常需要一個契機：對的時間、對的人。2021年，琉森音樂節找上門，希望他為斯蒂芬·多爾寫一首協奏曲。薩洛寧幾乎沒有猶豫。多爾是柏林愛樂圓號首席，也被樂迷稱為“地球村圓號第一人”。

“我很欣賞多爾的藝術造詣。他熱衷演奏新作，經常委托作曲家創作圓號新曲，同輩中無人能及。”寫作花了18個月。有些草稿來自很久以前的舊作，那些在抽屜里沉睡多年的旋律碎片，終于找到安身之處。

這首新作把挑戰性拉滿。“多爾像玩游戲似的，把圓號完成‘百變音色玩具’。”觀眾評價。

薩洛寧和多爾聯袂演繹《圓號協奏曲》，香港管弦樂團聯合委約 攝影：Desmond Chan

《小提琴協奏曲》牽連著另一段跨越十幾年的緣分。4月底在香港和廣州，港樂候任音樂總監貝托祺執棒樂團，聯手小提琴家萊拉·約瑟夫維茨，獻上這首難度極高的作品。

故事要從一封手寫信說起。十三四歲時，約瑟夫維茨還是柯蒂斯音樂學院學生，給薩洛寧寫信，希望他能為自己寫一首協奏曲。

“這個孩子很有決心，很有趣。”薩洛寧至今保留著那封信，但真正的合作要等十多年后。同臺數場音樂會后，他驚訝發現，她對當代作品有著極高熱情，而且永遠背譜演奏，像對待貝多芬、勃拉姆斯的協奏曲一樣嚴肅認真。

約瑟夫維茨忙于全球演出，兩人主要通過郵件溝通。她無所畏懼，不斷鼓勵他勇闖未知領域，還希望給她一些段落，在平靜、舒緩的時刻，用極少的音符傳遞色彩與情感，表現 “寂靜之美”。

這首問世于2009年的協奏曲，像是約瑟夫維茨的音樂肖像，也藏著薩洛寧的私密敘事，成為他50歲的一道分水嶺。2009年，他卸任洛杉磯愛樂音樂總監——他在那工作了17年，隨后和家人搬到倫敦。這些事情疊在一起，好像為他人生的下一個篇章打開了大門。

貝托祺和約瑟夫維茨聯袂演繹《小提琴協奏曲》 攝影：李樂為

薩洛寧還曾擔任柏林愛樂、紐約愛樂的駐團作曲。駐團作曲可以讓樂團和作曲家深度共鳴，樂團能摸透一位作曲家的風格，演出越來越得心應手，觀眾也能慢慢了解作曲家的音樂語言，感受到隱秘的樂趣。

“寫完作品最幸福的時刻，是坐在觀眾席，聽別人指揮我的作品，聽出我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東西。”在廣州，薩洛寧親見貝托祺指揮《小提琴協奏曲》，這位芬蘭同儕還會在新樂季執棒他的《大提琴協奏曲》。他樂見年輕人演繹他的作品，“這讓我對音樂生命力的延續，多了一份期許。”

在芬蘭小屋寫，也在飛機火車上寫

少年薩洛寧害羞內向。大部分時間，他一個人待著，讀書、寫詩、吹圓號。作曲成了緩解孤單的出口。他還記得，自己寫過三十秒左右的弦樂四重奏小品，“那是屬于我的快樂天地，無比自由，肆意想象。”

17歲，他寫了一首圓號與鋼琴的二重奏，去找西貝柳斯音樂學院的作曲教授。不久，他正式入學，學圓號、作曲，也隨“芬蘭指揮教父”約馬·帕努拉學指揮。在校期間，他與馬格努斯·林德伯格等同窗組建了“大開耳界”學社，立志推廣新音樂。

薩洛寧和香港管弦樂團 攝影：Desmond Chan

薩洛寧擁有先鋒視角和無窮創造力，作品橫跨交響、室內樂和合唱領域，甚至還為管風琴寫過協奏曲。無論是沉溺于哀傷，還是沐浴在歡愉，他都會攤開五線譜，試著定格那些瞬間。

關于靈感，薩洛寧有一套自己的“收集術”。他會隨身帶筆記本、電腦和iPad，要么手寫，要么用作曲軟件存檔，也有很多會記在腦子里。

哪怕忙于指揮工作，他也會堅持收集碎片，等作曲時，手頭已有一堆素材。他會翻看碎片，大部分會被舍棄淘汰，但總有一些有意思的構思，可以順著打磨、延展，發展成完整作品。

“從已有的靈感往下寫，遠比從零開始要輕松得多。就像寫文章，最煎熬的是腦海一片空白，只要寫下第一個字、第一句話，后面就順暢多了。”

他最理想的作曲環境，是自己在芬蘭波羅的海旁的鄉間小屋，推窗見海，萬籟俱寂，“在那里，我內心最平靜，創作狀態也最好。”他也常在人潮洶涌的酒店和轟鳴的火車、飛機上作曲。和巴黎管弦樂團巡演，他在火車上完成一首新作。常年四處奔波，他沒法對創作環境太過挑剔，只能隨遇而安。

薩洛寧和香港管弦樂團 攝影：Desmond Chan

談起對自己影響深遠的作曲家，薩洛寧報出了一長串名字——巴赫、貝多芬、馬勒、理查·施特勞斯、布魯克納、斯特拉文斯基、德彪西、巴托克，以及盧托斯瓦夫斯基、利蓋蒂……但他隨即苦笑了一下，這也是最大的煩惱。

那些深愛的音樂，會不知不覺深入潛意識。開始創作時，他必須努力把這些音樂“趕走”。

多年前，在為馬友友創作的《大提琴協奏曲》構思時，他在夢里聽到一段完美旋律。“我夢見怎么開頭了！”他欣喜若狂，跑到廚房告訴妻子。匆匆執筆，他越看越眼熟，竟然來自盧托斯瓦夫斯基《第三交響曲》。“我的記憶庫太強了，真讓人傷心！”他哭笑不得。

寫《圓號協奏曲》時，他索性換了一種態度，不再抗拒，而是擁抱那些闖入腦海的經典片段，變成創作素材，例如第一樂章引用莫扎特《第二圓號協奏曲》，第二樂章沿用布魯克納《第四交響曲》開端的獨奏。

這些片段在樂曲中忽隱忽現，像大海中忽而游近水面捕食昆蟲、忽而再度潛入深海的魚類：一閃而過，轉瞬即逝，時間短得幾乎無法捕捉。

兩種身份的切換，從來沒有容易過

早年，薩洛寧沒想過成為指揮家，但命運另有安排。

1979年，他首次以指揮身份登臺，與芬蘭廣播交響樂團合作，依然覺得自己是作曲家。1992年，他成為洛杉磯愛樂音樂總監，一待就是17年。2000年，他公布意外決定，告別指揮臺，休整一年，專注作曲。

現在，他盡量保持每年有5個月用于作曲。今年，他的指揮工作會持續到夏天，余下時間都是自由的。

薩洛寧和巴黎管弦樂團 攝影：茅新麟

但兩種身份的切換，從來沒有容易過。

“指揮是極度社交型的工作，每天和上百位樂手合作，還要面對臺下觀眾，氛圍熱烈，互動緊密。”戲劇、舞蹈、電影都是集體創作，連畫家也有助手。作曲截然相反，孤身一人，沒有掌聲，只有安靜。朋友甚至和他開玩笑，應該在工作室擺一個機器人，為他鼓掌。

節奏也是天壤之別。指揮一場音樂會，一周內能完成排練和演出，情緒高漲，充滿激情。作曲呢？“非常緩慢，一首作品可能要花好幾年，有時一天下來，只寫出短短五秒的音樂動機。”

他形容，兩種工作需要不同的能量，就像百米短跑和馬拉松，沒有一個運動員能在同一天完成這兩項運動。

每次從指揮切換到作曲，他至少需要一周的適應期，要調整和放緩呼吸節奏，集中思想。反過來也一樣。埋頭寫作兩個月再去指揮，有時很難重返高能量，第一次排練會“奄奄一息”，“不是體力上的消耗，而是要掌控百位樂手，如果不習慣，一次排練就會透支所有能量。”

薩洛寧和巴黎管弦樂團 攝影：茅新麟

但薩洛寧最害怕的，不是疲憊，而是重復，把演出和創作變成例行公事。

“我希望每一場音樂會都是一次全新冒險，我的唯一動力就是：也許今天會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場演出。”作曲也一樣，他始終認為自己最好的作品還在未來，只要還活著，他就會朝著那個目標努力。

那么，好作品的標準是什么？薩洛寧想了想，沒有掉入絕對標準的陷阱。

“我可以列出五十部極度喜愛的經典，比如近期和巴黎管弦樂團巡演，我越發確信，德彪西《大海》是頂尖的傳世杰作。”但審美很主觀，也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化，不能簡單固化，“每一個音符都恰到好處、無可替換，都能精準服務于想要營造的氛圍、情緒和藝術表達，不多一分，不少一分——這就是我心中的理想佳作。”

薩洛寧筆耕不輟，已經出版約80首作品。人工智能盛行的當下，作曲家會被AI取代嗎？

“古典音樂的作曲家，會最晚被AI威脅、最難被AI替代。原因很簡單：商業收益有限，沒有巨大的資本利潤空間。”他提到一組數據：Spotify上已有十萬首AI生成的流行歌曲，每天新增數百首，但幾乎沒有企業愿意讓AI創作交響曲，“只要AI還停留在處理語言文字的層面，沒有真正吃透古典音樂獨有的音樂語言、創作邏輯和情感內核，就對我們構不成真正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