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勇：歷史上的美國貿易政策（三十）：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美國優先”與保護主義卷土重來

范志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副書記、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王心靈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本科生

本文字數：10326字

閱讀時間：31分鐘

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當選美國總統。因為無論是從政經驗還是國際影響力等等方面，特朗普似乎都比競爭對手希拉里?克林頓要遜色得多。[1]

在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就對美國現行的貿易政策大加撻伐。圍繞著“美國優先”和“制造業回流”等核心目標，特朗普的競選團隊提出一系列極具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主張，精準迎合國內藍領階層與制造業利益集團的訴求。這些貿易政策主張主要包括四大核心內容：

一是堅決反對多邊貿易協定，明確誓言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認為該協定會對美國制造業造成致命打擊，損害美國利益，并主張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以爭取更有利于美國的貿易條款；

二是針對所謂“不公平貿易”國家采取強硬措施，重點將矛頭指向中國，提出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對中國提起貿易訴訟，并對中國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同時承諾對進行不公平傾銷和補貼的國家普遍加征懲罰性關稅；

三是聚焦制造業回流與就業保護，主張通過財政補貼、稅務優惠等手段吸引美國企業留在本土，對將工廠外遷并向美國出口產品的企業征收額外關稅，承諾重振美國制造業，新增大量就業崗位；

四是強化貿易執法，主張任命專門的貿易談判代表，嚴查外國違反貿易規則的行為，同時依托其商業談判思維，將“對等交易”理念融入貿易政策，試圖通過強硬手段重構美國主導的貿易格局，為后續第一任期貿易政策的落地奠定了核心基調。[3]

由于此前國際社會對特朗普的行政風格了解甚少，對美國的貿易政策主要采取觀望態度。事后來看，國際社會此時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特朗普貿易政策可能造成的沖擊。

一、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發展脈絡

正式上任后，特朗普總統基本遵循了競選承諾。美國政府以“公平貿易”為口號，退出TPP，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簽署USMCA），對華發起301調查并加征關稅，對鋼鋁產品依據232條款加征關稅。

1、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戰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貿易政策最核心的實踐之一，也是其針對性打壓中國的關鍵舉措。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的核心借口主要有四點：

一是指責中國存在“不公平貿易行為”，聲稱中國對美國存在巨額貿易逆差，是“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將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產業空心化歸咎于中國；二是指控中國“侵犯知識產權”，宣稱中國通過強制技術轉讓、盜版、仿冒等方式，獲取美國企業的核心技術，損害美國企業的創新利益，這也是其發起301調查的核心借口；三是指責中國“政府補貼違規”，聲稱中國政府對本土企業（尤其是制造業、高科技產業）提供大量不當補貼，導致中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得“不公平優勢”，擠壓美國企業的生存空間；四是炒作“國家安全威脅”，將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污蔑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借口維護國家安全，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實施技術封鎖、出口管制，遏制中國產業升級。

（1）中美初次交鋒（2017年8月—2019年5月）

2017年8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對中國發動“301調查”。[4]

對于中美可能爆發的貿易沖突，中方最初的理解停留在解決或者改善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層面。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源于兩國在比較優勢和經濟結構方面的巨大差異，并非簡單通過關稅和匯率調整就能得到解決的。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解釋，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不平衡恰恰是國際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和兩國人民福利得到整體改善的證據。因此中方最初希望通過擴大對美商品購買的方式緩和兩國在該問題上的矛盾。為了表達中國改善雙邊貿易失衡問題的誠意，當年11月8日至10日應習近平主席邀請，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美國商務部長羅斯率領由28位美國企業首席執行官組成的貿易代表團同期訪華。在特朗普總統訪華期間，兩國企業在兩場簽約儀式上共簽署合作項目34個，金額達到創紀錄的2535億美元。雙方取得豐碩的商業成果，既有貿易項目，也有雙向投資項目；既有貨物貿易，也有服務貿易，涉及“一帶一路”建設、能源、化工等廣泛領域。[5]

然而，中方展現的誠意并沒有改變美國采取保護主義立場的決心。僅僅4個月后的2018年3月，USTR就發布調查結果（即《301調查報告》），指控中國存在強迫技術轉讓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等問題。這也成了特朗普政府乃至拜登政府日后對華加征關稅的法律依據。當年4月美國政府認定調查結果并宣布將對原產于中國的5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第一輪貿易沖突正式拉開序幕。[6]美國政府擬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清單主要涵蓋了中國對美出口的機電產品，目標在于打擊中國制造業，希望借此推動制造業重返美國。

隨著貿易沖突正式爆發，中方對美國方面的真實訴求逐步加深認識，開始由“被動應付”轉向“針鋒相對”地回擊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作為對美國就中國輸美500億美元商品征稅的報復，中國宣布將對原產于美國的大豆等農產品、汽車、化工品、飛機等價值5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對等加征25%的反制關稅。之后的2018年5月19日，中美兩國就雙邊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達成了“雙方不打貿易戰”的共識，雙方同意，中國將大量增加自美購買商品和服務，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中美聯合聲明簽署10天之后的5月29日，美國就推翻了磋商共識，宣布將繼續推進加征關稅計劃，擬對500億美元商品征收25%關稅，并且進一步限制中國投資和加緊對華出口管制。事后來看，出爾反爾成為特朗普政府在貿易政策和談判上的典型特征。

6月15日，美國正式公布了500億美元的商品清單，并且宣布其中的340億美元清單加征關稅將于7月6日正式生效，160億美元在8月23日正式生效。7月11日，USTR又發布聲明稱已制定了擬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的清單，9月17日特朗普總統宣布該清單將在9月24日生效，且將在2019年1月1日起稅率將提高到25%。在這一期間，美方分兩次對中國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總額從500億美元上升至2500億美元，且涵蓋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基本占到了中國對美出口的4000多億美元（2017—2020年）的一半以上。除了對中國直接發動貿易戰之外，特朗普政府借助新修訂的《美墨加自貿協定》及其當中所包含的“毒丸條款”，對中國不斷拓展的經濟影響加以限制。[7]

對應的，中國公布對美600億美元商品征稅清單，分別加征25%、20%、10%、5%不等的關稅。中國共分兩次將來自美國價值11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列入征稅名單。這一輪關稅戰中，中國對美國的反制清單主要集中于農產品，直指搖擺州，意在動搖特朗普政府的執政基礎。中國反制策略，特別是對美國農產品的反制，深刻影響了2018年中期選舉。在中國反制關稅下美國農產品對華出口銳減，搖擺州在2018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全面倒戈，導致共和黨丟失了對眾議院的控制權，為日后民主黨對特朗普發起總統彈劾埋下了伏筆。

2018年12月，中美兩國元首在阿根廷G20會晤上達成了一致共識，停止加征關稅。中國還同意從美國購買農業、工業及能源制品。從2018年底到2019年4月，中美雙方展開了多輪次經貿高級別磋商。但據中國政府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披露，美國采取霸凌主義態度，堅持不取消經貿摩擦以來加征的全部關稅，堅持在協議中寫入涉及中國主權事務的強制性要求，導致雙方遲遲未能彌合剩余分歧。

（2）貿易沖突第二階段與“第一階段協議”（2019年5月—2020年1月）

2019年5月，美國指責中國政府出現立場“倒退”，企圖將談判迄未完成的責任歸咎于中國。緊接著的5月7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2019年臺灣保證法》與《重新確認美國對臺及對執行臺灣關系法承諾》決議案，試圖在貿易談判之外給中國施加壓力。5月10日，在中美經貿第十一輪高級別磋商之際，美國撕毀了中美G20共識，宣布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導致本輪中美磋商嚴重受挫。

隨著2020年美國大選不斷臨近，特朗普政府求勝心切，在貿易談判中反復橫跳，出爾反爾。貿易爭端擴大到了科技、金融、中國臺灣和香港問題，不斷施壓，企圖達到目的。在關稅方面，美方在2019年8月兩次威脅即將加稅。2019年8月13日，美方USTR公布3000億美元商品（累計征稅總金額達到5500億美元）加稅方案，其中的1200億美元商品加征10%關稅將于9月1日生效。8月24日美方威脅要對5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進一步提高5%的關稅。對此，中方宣布將對美方750億美元清單商品加征反制性關稅，累計公布的征稅對象達到1850億美元。[8]

除了長期的大國博弈目標之外，短期內特朗普政府對華期限施壓的目的是希望中方能夠加大自美采購力度，以獲取“鐵銹帶”地區搖擺州的支持。2019年9月，中美經貿牽頭人恢復對話，經過多輪艱苦談判，2020年1月15日，中美正式簽訂了“第一階段協議”。第一階段協議主要涵蓋了知識產權、技術轉讓、擴大貿易及金融服務、宏觀政策等七個方面的內容，具體包括美方停止剩余的關稅清單，中方加大自美采購，中方在相關領域放開非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美建立對話機制，以及加快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其中還包括中方要在2020—2021年新增采購超過2017年基準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這也是特朗普對華發動貿易爭端的短期目標之一。

（3）貿易沖突第三階段：大選年對中國極限施壓（2020年1月—2021年1月）

2020年正式進入美國大選年。雖然特朗普取得了第一階段協議的成果，但是其在處置新冠疫情、復工等方面卻表現不佳，導致支持率持續偏低。為挽救被疫情所打亂的競選節奏，將矛盾轉向外部，并進一步拉攏鷹派選民的支持，特朗普政府對華進入極限施壓狀態，圍繞外交、軍事、中國臺灣和香港以及南海等問題持續對中國施加壓力。但在經貿方面，第一階段協議成為關鍵性的壓艙石，雙方均未進一步上調關稅，中美一度進入了“政冷經熱”的狀態。

2、第二任期（2025年至2026年）：政策升級與挫折調整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上任首日便發布《美國優先貿易政策》。[9]緊接著美國政府又在4月推出“對等關稅”行政令，構建“基準關稅+‘對等關稅’+專項關稅”三重壁壘，后因2026年2月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違憲而受挫，轉而實施10%全球臨時關稅，依賴301、232條款延續貿易保護，政策從“隨意性擴張”轉向“法律合規性重構”。

與第一任期貿易政策相比，第二任期呈現顯著變化。一是貿易摩擦范圍從“針對性打壓”轉向“無差別覆蓋”，第一任期重點聚焦中國等少數國家，第二任期將關稅打擊范圍擴展至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連歐盟、日本等傳統盟友也被納入，取消其關稅豁免權。二是政策導向從“碎片化應激”轉向“系統性升級”，第一任期政策多針對特定行業或特定商品，第二任期推出“對等關稅”行政令，試圖構建系統性關稅壁壘體系，覆蓋所有國家所有產品，雖因違憲受挫，但仍體現出“主動重構貿易規則”的轉變；三是法理依據從“表面合規”轉向“突破邊界”，第一任期主要依賴《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維系表面合規，第二任期初期直接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試圖賦予行政機構無限貿易制裁權，受挫后才回歸301、232等更具法律基礎的條款；四是戰略目標從“制造業回流”轉向“霸權鞏固”，第一任期核心目標是推動制造業回流、緩解貿易逆差，第二任期更側重通過關稅壁壘和技術封鎖，遏制新興經濟體發展、掌控全球關鍵供應鏈，強化美國的全球經濟主導權。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提出“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或稱為“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被稱為美國外交政策“數十年來的重大轉向”。“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包含三大目標：第一，界定西半球為美國“核心利益區”，宣稱“美國將重申并強制推行‘門羅主義’，重塑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第二，將干預目標明確為“奪取戰略資產、打擊犯罪活動、終結移民潮”，授權政府直接動用軍事力量等手段介入拉美事務；第三，將域外大國列為主要防范對象，明確要求“阻止域外競爭者在美國所屬半球部署部隊或其他威脅性力量，也不允許其擁有或控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資產”。[10]

美國在西半球的地區政策錨定于領土擴張、資源攫取、戰略基礎設施和關鍵資產控制，并將非法移民、芬太尼販運等視為關乎美國國家安全的問題，要求西半球國家配合“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戰略議程。在“唐羅主義”指引下，經貿武器也被頻繁使用。美國以“移民管控不力”“禁毒配合不足”為由，多次威脅對哥倫比亞加征關稅，并于2025年10月對哥倫比亞總統實施制裁。美國對巴西等主要貿易伙伴征收高額關稅，作為政策要挾的杠桿。美國還以市場準入為籌碼，迫使墨西哥等國在打擊移民和芬太尼販運問題上予以配合。美國還覬覦巴拿馬運河控制權，稱其為“美國重要國家資產”。2026年1月3日直接通過軍事行動抓捕委內瑞拉在任總統馬杜羅，意圖控制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

二、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的核心特征

作為一名非建制派總統，特朗普在貿易政策理念和風格上都展現出獨特性。

第一，在理念層面，特朗普政府將“美國優先”極端化。特朗普政府摒棄了多邊合作理念，將美國利益置于全球利益（包括其傳統盟友）之上，試圖跳出既有國際經貿框架，以關稅為武器重構全球貿易規則。特朗普政府從第一任期所謂的“公平貿易”轉向第二任期“美國優先”，無視多邊貿易規則與國際社會的反對。具體政策包括：在第一任期堅決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并簽署《美墨加協定》（USMCA），以維護美國本土產業利益；在第二任期推出“對等關稅”行政令，無視WTO最惠國待遇原則，將關稅打擊范圍擴展至全球范圍，完全無視國際社會的反對聲音與多邊貿易規則的約束。

第二，在工具和手段層面，堅持單邊主義主導，關稅工具極致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國的霸權地位，通過單邊調查與關稅施壓實現貿易訴求，且政策多次調整，體現出明顯的反復性。第一任期依據232條款對鋼鋁產品加征關稅，依據301條款對華發起貿易調查并加征多輪關稅。[11]2001年至2017年，美國僅發起4起301條款調查，且均完全遵守世界貿易組織準則；然而，僅僅在第一個任期，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代表共發起6起301條款調查。[12]這些301調查分別針對歐盟和英國對空中客車的補貼問題、法國對美國數字服務企業的征稅問題、歐盟及其他國家的數字服務稅問題、越南的匯率干預問題、越南的非法木材出口問題，以及中國的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創新相關問題。第二任期推出“對等關稅”行政令受挫后，實施10%全球臨時關稅，同時援引232條款對半導體、藥品、無人機等行業產品展開調查，援引301條款啟動涉及藥品定價、數字服務稅等議題的新調查。[13]

第三，在打擊范圍層面，從針對性打壓到無差別覆蓋。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貿易摩擦的重點針對中國，第二任期將矛頭擴展至歐盟、日本、加拿大等傳統盟友；產業覆蓋從鋼鋁、汽車擴展至芯片、藥品、稀土等關鍵領域，同時取消“800美元以下小包裹免稅”政策，沖擊跨境電商。

第四，在戰略層面上，從經濟收益到多元政治博弈。關稅日益武器化，美國政府將貿易政策與芬太尼走私、非法移民等非貿易議題捆綁，成為實現地緣政治、經濟主權等多重目標的工具；并試圖通過技術封鎖、出口管制等“卡脖子”手段，掌控關鍵供應鏈，強化美國產業主導權。在與墨西哥的貿易談判中，將打擊非法移民作為貿易合作的附加條件，以關稅威脅逼迫墨西哥加強邊境管控；在對華貿易中，不僅加征關稅，還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實施技術封鎖與出口管制，限制芯片等關鍵技術出口，試圖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

第五，在法理層面上，突破規則邊界，重構政策合法性基礎。第一任期依賴《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試圖維系表面合規。第二任期直接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4月直接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推出“對等關稅”行政令，試圖賦予行政機構無限貿易制裁權。該行政令于2026年2月被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違憲后，特朗普政府轉而依賴301、232條款，加速推進已啟動的相關行業調查。

三、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與美國前政府的核心區別

無論是與前任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政府相比，還是與上一任共和黨總統小布什政府相比，作為共和黨人的特朗普總統在貿易政策上都呈現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政策理念從多邊主義轉向單邊主義。小布什政府始終認可多邊貿易體制，特別重視通過區域性多邊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拓展美國貿易利益，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協定，將美國的自由貿易伙伴從3個擴展至16個。[14]盡管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推動多邊貿易體系的努力有所下降，但后期仍積極參與TPP、TTIP等多邊貿易協定，試圖通過國際合作和高水平自貿區構建來鞏固美國霸權。但是特朗普政府則徹底摒棄多邊合作理念，奉行“美國優先”的極致單邊主義，無視WTO規則與多邊機制，動輒以關稅壁壘、單邊制裁施壓，將單邊行動作為貿易政策的核心手段，完全突破了美國政府之前的多邊合作導向。2018—2020年美國還阻撓WTO上訴機構法官任命，導致上訴機構陷入癱瘓。截至2025年底，WTO上訴機構仍無法正常運作，多邊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近乎失效。

第二，政策目標從全球秩序維護過渡到本土利益優先。小布什政府時期的核心貿易目標是通過拓展海外市場，推動美國出口增長，助力美國經濟發展，其任期內美國貨物和服務出口增長超過50%，占GDP的比重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同時重點推動農業、制造業出口，2007年美國農產品出口創下924億美元的歷史紀錄，較2000年增長超過70%。[15]奧巴馬政府除積極推動國家出口計劃外，還注重創新和維護全球貿易秩序。尤其是在第二任期內，奧巴馬政府通過TPP等自貿協定試圖創新國際機制，將中國排除在外，以最低成本維系霸權。特朗普政府聚焦本土產業保護、制造業回流、緩解貿易逆差，不惜犧牲全球秩序與盟友關系。

第三，貿易政策手段從規則引導轉向關稅施壓。小布什政府主要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為核心手段，注重通過規則制定和協商談判實現貿易訴求。尤其是通過“競爭性自由化”策略，通過與多國簽訂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推動美國對多國出口大幅增長，手段相對溫和且符合多邊規則。奧巴馬政府同樣以規則制定、協議談判為主要手段，通過完善貿易規則規范貿易行為。特朗普政府則以關稅壁壘、單邊制裁為核心手段，無視現有貿易規則，將關稅作為“談判籌碼”與“懲罰工具”。

四、國際世界的反饋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出的貿易政策，是美國貿易治理理念的重大轉向，其以“國家安全”“貿易平衡”為借口，將貿易政策武器化、工具化，通過多輪關稅措施大幅提升美國關稅水平，與多國達成非對稱、無法律約束力的貿易協議，系統性違背了WTO的核心規則與多邊貿易體系的底層邏輯。

正如新加坡國防部部長直言，曾經被譽為“解放者”的美國，如今成了“收租的房東”，而這一轉變恰逢所謂的“解放日”，更添諷刺意味。[16]然而面對美國瘋狂的“對等關稅”，絕大多數國家并未貿然采取報復性關稅。[17]這大概率是吸取了近一個世紀之前的歷史教訓：關稅的螺旋式升級與貿易規模的大幅萎縮，可能引發難以預料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后果。同時，盡管美國與多國達成了初步貿易協議，但其他貿易國家并未跟隨美國拋棄國際貿易法的基本準則，也未否定WTO作為全球貿易治理核心框架的地位。各國加速推進區域、雙邊貿易自由化協議，使區域貿易治理成為全球貿易治理的核心。不過，由于美國的政策與各國的應對均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當前的貿易危機仍在發展，未來的走向存在多種可能性。

無論未來全球貿易體系呈現何種形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都不僅是對貿易伙伴經濟的沖擊、對WTO體系的挑戰，更通過明確拋棄多邊貿易體系的核心規則與底層邏輯，標志著美國主導全球貿易秩序的時代徹底終結。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貿易仍將持續進行，盡管新的貿易體系的制度形態與底層邏輯尚未明確，但可以確定的是，后世將把“解放日”關稅視為美國從其一手創建并維護的規則導向型多邊貿易體系中“脫離”的標志性事件。

[1]特朗普時期共和黨支持群體發生悄然變化，已從精英資本向白人藍領民粹的轉向，響應的政策主張也從自由市場向保護主義轉向。這一轉型重塑了美國選舉地圖與政策走向。

[2]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國政府2019年8月曾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引發國際社會批評。5個月后又將中國移出，以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

[3]對等貿易（reciprocal trade）在特朗普語境中特指“絕對對等、以逆差為導向、懲罰性對稱關稅”的政策理念，與傳統“互惠貿易”（mutual benefit）完全不同。特朗普政府初期，對等和互惠概念的混同對中國對美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困擾。

[4]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也多次對中國發動“雙反”調查和“337調查”。但彼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調查主要集中于特定產業，尚未出現大范圍的貿易摩擦。“337調查”是針對特定進口產品的微觀、準司法知識產權調查，依據的是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而“301調查”是針對外國政府“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視性”貿易政策與法律的調查，依據的是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節。

[5]人民網：《中美兩國達成豐碩經貿合作成果簽約金額達2535億美元》，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17/1109/c1002-29637323.html。

[6]關于中美關稅戰的過程參見《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交鋒全復盤》：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6378344856740637&wfr=spider&for=pc

[7]孫南翔：“美墨加協定對非市場經濟國的約束及其合法性研判”，《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60-77頁。

[8]科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對中國采用極限施壓。2019年5月美方將華為及68家子公司整體列入“實體清單”；2019年8月又將46家華為子公司列入“實體清單”。2019年8月，白宮禁止美國政府機構直接購買華為、中興、海康威視等中國企業的通信、視頻監控或服務設備。

[9]“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Federal Register / Vol. 90, No. 19 / Thursday, January 30, 2025 / Presidential Documents.

[10]人民網：《起底美國“新門羅主義”①：“新門羅主義”比老版更“美國優先”更赤裸霸道》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6/0114/c1002-40645126.html。

[11]中國新聞網：《熱點問答：“五問”解析美開征鋼鋁產品高關稅》，參見：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sp/8464088.shtml。

[12]Thomas J. Schoenbaum,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Trade Policy: Promise and Reality”,German Law Journal (2023), 24, pp. 102–124 ,doi:10.1017/glj.2023.7.

[13]光明網：《特朗普這次盯上了藥》，參見：https://m.gmw.cn/2026-04/03/content_1304403857.htm。

[14]參見：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infocus/bushrecord/factsheets/tradeagreements.html。

[15]參見：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infocus/bushrecord/factsheets/tradeagreements.html。

[16]Henry Gao, From Great “Liberator” to “Landlord Seeking Rent”: The Implications of U.S. Reciprocal Tariffs Policy in Asia and Beyond doi:10.1017/ajil.2025.10111

[17]在對待美國對等關稅方面，中國是唯一的例外。中國先是采取針鋒相對的反制措施，后于2025年5月同意休戰并開啟談判。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