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將莫如相：周恩來與劉亞樓（上）

文/鐘兆云

具有領袖風范的周恩來，從革命之初就一直從事領導工作。他虛懷若谷、知人善任，許多優秀的將領就是在他的關懷和支持下，一步步成長起來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就是其中的一位。從土地革命時期，劉亞樓就在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手下干革命，周恩來對這個滿腹文采、精明干練的勇將亦是鐘愛有加。

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精心安排下，劉亞樓被任命為空軍司令員。從此，做事果斷、有勇有謀的劉亞樓為新中國空軍事業的發展付出了自己全部的辛勤和汗水，并為此立下了汗馬功勞。其實在這些耀眼功績的背后，也浸透著周恩來的無限關懷。

劉亞樓將軍病逝后，周恩來曾痛心地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劉亞樓與周恩來的將相之交，盡在此言中。

師政委直陳己見，總政委虛心納諫

1932年春夏之交，毛澤東率紅軍東征漳州勝利返回中央根據地后，蔣介石急調5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就在紅軍上下全力以赴投身戰役準備時，中共臨時中央一紙電令，撤去了毛澤東所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改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接任。在紅一方面軍召開的“北上作戰，保衛蘇區，粉碎敵軍第四次‘圍剿’誓師大會”上，主持大會的總司令朱德向大家介紹了新任總政委周恩來，然后請周恩來作動員報告。

◆紅軍時期的周恩來。

紅11師政委劉亞樓雖然和大家一樣鼓掌歡迎，但內心總是有一層疙瘩。戰前易帥，為兵家之忌，何況劉亞樓從內心擁戴毛澤東，現在毛澤東竟被“左”傾教條主義者給換了下來，他怎么也想不通。

周恩來的講話簡明精要，有的放矢。他以“知己知彼”的方式介紹了敵情，分析了紅一方面軍歷次反“圍剿”的經驗后，提出了利用已有經驗、發揮紅軍優勢、緊密依靠蘇區軍民粉碎敵人“圍剿”的總體思路。他打著手勢，豪情滿懷地說：同志們，只要我們堅持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運用毛澤東同志集中兵力、誘敵深入、聲東擊西等作戰方法，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軍事進攻！

聽完周恩來所作的動員報告，劉亞樓覺得他在軍事方面很在行，心里頭原先由“易帥”引發的不安和不祥之感隨之消失了。在他和師長劉海云的指揮下，紅11師指戰員志氣高昂，積極投入戰前準備。

但實際情況并不像劉亞樓想得那樣簡單。1933年2月初，臨時中央命令紅軍“猛攻城防”“先攻南豐”。南豐城東臨城撫河，位于南北狹長的平原中，為撫河戰線敵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城內外均構筑有堅固的城防工事，敵第8師6個團在城內防守。劉亞樓率紅11師浴血攻城，敵軍依據險要工事，死守待援。紅軍連續攻打6天，雖攻下一些外圍據點，但進展不大，自身傷亡卻較重。這時，又傳來了敵總指揮陳誠指揮中路軍兵分三路向黎川和廣昌推進、馳援南豐的消息，而紅軍卻在此拼消耗，劉亞樓心急如焚，徑直找到軍團長林彪，紅著眼說：軍團長，南豐強攻不下，看來得另想辦法。

林彪也紅著眼，不過他卻還想攻南豐，他拿出臨時中央的命令，說：中央要我們猛攻南豐，雖有損失，亦有所惜。攻取南豐的計劃，是經中央局全體通過，非執行不可的。

◆劉亞樓

劉亞樓一時說服不了林彪，只好怏怏而回。第二天，他正在前沿陣地視察部隊，忽然看見軍首長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人也來到了陣地上。劉亞樓心頭一振：這不是向最高首長陳述自己觀點的好機會嗎？

第一次和周恩來面對面說話，劉亞樓就如實地匯報了部隊目前并不樂觀的狀況，大膽地談了自己撤圍南豐、另想辦法殲敵的想法。

周恩來聽得很認真，邊聽邊思考著，一直沒有打斷劉亞樓的匯報。待劉亞樓講完，他才連聲說：值得重視，值得重視！

無疑，來自第一線指揮員劉亞樓的意見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加上朱德、劉伯承也有同感，很快就改變了既定的作戰部署，作出了撤圍南豐、尋機殲敵的決策。

不久，一次戰機終于被捕捉到了。2月27日和3月21日，紅軍先后在黃陂和草臺岡地區，取得了兩次大兵團伏擊戰的勝利，殲滅敵3個精銳師，俘敵萬余人，繳槍萬余支。由于周恩來和朱德堅持和沿用毛澤東的戰略戰術，蔣介石猖狂發動的第四次“圍剿”又草草收場了。戰后，蔣介石在給陳誠的手諭中不得不承認：“此次挫敗，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疼。”

◆1933年，朱德和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這是朱德正在向紅一方面軍戰士講話。

劉亞樓過人的軍政素質和過硬的軍事作風，為周恩來所注目，而周恩來的形象在劉亞樓心中更是日益高大起來。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1933年6月初，中革軍委下令對一方面軍進行大整編(江西藤田整編)，取消軍的指揮領導機關，成立大師大團制。原1軍團所轄第7、第9、第11師與第22軍合編為第1、第2師。每師3個團，劉亞樓被任命為2師5團政委。

宣布命令后，周恩來和聶榮臻問劉亞樓對由師政委改任團政委有何意見。劉亞樓不假思索地說：我個人沒意見。5團基本上還是11師那支隊伍，人數并沒減少，該做的工作并沒有發生多大變化。再說，徐彥剛同志當過軍長、軍團參謀長，現在來2師當師長；胡阿林同志早就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委員，現在來2師當政委，他們在師里工作，會把部隊帶得更好。

周恩來對劉亞樓的回答贊許有加：我們共產黨人，只圖革命發展，不計個人名分。何況這次整編，是中革軍委為適應部隊作戰采取的一次重大措施，整編后，部隊充實了，指揮集中了，有利于作戰。

劉亞樓首任政委的紅5團，由于能征善戰，各項工作都做得好，在8月1 日藤田大檢閱時被樹為標兵——中國工農紅軍“模范紅5團”。紅軍總政委周恩來在授旗儀式上說：模范紅5團是全軍的模范。但你們不能驕傲，要一直當模范，當到把國民黨軍隊徹底消滅。到中國革命戰爭最后勝利了，你們還要當模范。這就是我對你們紅5團的贈言。

◆劉亞樓

不久，劉亞樓改任紅2師政治部主任，稍后又升任師政委。

長征途中，劉亞樓先是擔任紅2師政委，繼而任紅1師師長、陜甘支隊第2縱隊副司令員，基本上都是先鋒大將的重任，劉亞樓率麾下將士歷經無數次大仗、硬仗、惡仗，為大部隊趟開了一條血路，深得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的贊許。

黑土地縱橫馳騁，打天津火線請諫

1938年下半年，抗大教育長劉亞樓等一批紅軍將領，受派前往素有“蘇聯紅軍大腦”之稱的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次年9月，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療騎馬摔傷的右臂，并特地看望了中國學員。他聽了劉亞樓的匯報后，又詢問了他的學習情況，夸贊之余，鼓勵他繼續狠下功夫，把戰術理論學到手，在今后發揮作用。

◆1940年初，周恩來在莫斯科與劉亞樓等人合影。（前排左起：任弼時、陳琮英、周恩來，后排左起：蔡暢、陳郁、楊之華、劉亞樓、孫維世、鄧穎超）

1945年8月，劉亞樓跟隨蘇聯百萬紅軍回到東北，隨后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四野參謀長，協助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打了許多漂亮的勝仗，并參與組織和指揮了遼沈、平津兩大戰役，“林羅劉”威名天下揚。對劉亞樓的大將之才及其回國后的出色表現，遠在西柏坡協助毛澤東指揮解放戰爭的周恩來是相當倚重和滿意的，西柏坡發給“林羅劉”的電令，就有不少是周恩來代中央軍委起草的。

在平津戰役中，中央軍委原定戰略是“先打兩頭后打中間”，即西(北)面打新保安、綏遠、大同，東(南)面打塘沽、大沽、蘆臺，然后再對北平、天津之敵包圍殲滅，“攻擊次序大約是：第一塘沽區，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區，第四天津、張家口兩區，最后北平”。按此部署，東面先殲滅塘沽之敵，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是關系全局的兩著棋，“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了，就全局皆活了”。劉亞樓親往塘沽實地勘察，聽取前線指戰員的意見后，認為不宜打塘沽，以奪取天津為好。

在戰役即將打響的時候，卻要求改變作戰計劃，何況這還是出自軍委的計劃，確非尋常之事。塘沽、天津兩地之敵，軍委都要求在短時間內徹底殲滅，這是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許含糊的，但是第一槍打向哪里，軍委的電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幾乎沒有給前方指揮員留任何商量的余地。但劉亞樓以對黨、對軍隊、對上級高度負責的精神，回司令部后向林彪直陳己見，得到林彪首肯后，連夜起草一份緊急電報，以林彪和他的名義發給中央軍委，建議先不打塘沽這頭而打中間，“擬以5個縱隊的兵力包圍天津，進行攻打天津的準備”。

◆劉亞樓在天津指揮前線作戰。

毛澤東看了這份對中央所定計劃作了重大調整的建議性電報后，一點即通，馬上改變原先的部署，他當時就對周恩來說：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戰條件會那么惡劣，部隊的試攻吃了虧，真是“知之非難，行之惟難”吶！周恩來也很有感觸地說：前線指揮員很聰明，對塘沽先試攻一下，沒打莽撞仗，不然損失就更大了。林彪、劉亞樓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著妙棋，一步就“將死”了傅作義，弄得傅作義打又打不過，逃又逃不了。

1948年12月29日23時，也就是劉亞樓電報發出12小時后，軍委致電林彪、劉亞樓“放棄攻擊塘沽計劃，集中5個縱隊準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

翌年初，劉亞樓指揮34萬大軍以29個小時攻下華北重鎮天津，創下了解放軍有史以來最漂亮的城市攻堅戰，在整個平津戰役中，天津戰役對傅作義集團的最后解決具有決定性作用，對中國的戰局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毛澤東、周恩來對此大加贊賞。平津戰役結束不久，在3月5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把劉亞樓和麾下將士們在津門浴血奮戰的經驗命名為“天津方式”——在短時間內徹底消滅拒不投降的反動軍隊，從而又促成了另外兩種有名的方式，使傅作義、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綏遠方式”作出歷史的交代。

七屆二中全會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從西柏坡遷往北平，并為此成立了以葉劍英、聶榮臻、程子華、劉亞樓、李克農組成的中央遷平組織委員會。3月初，劉亞樓親自抽調精銳部隊133師由津入京，并改為160師擔負中央警衛，旋于20日又派四野保衛部長錢益民、參謀處副處長尹健率汽車團(有300多輛各型汽車)，分頭從北平和天津駛往西柏坡迎駕。為了確保安全和萬無一失，3月21日一大早，羅榮桓和劉亞樓又在下榻的北平飯店緊急召集有關人員，布置中央領導機關從涿縣到北平的沿途警衛任務。

◆1949年，劉亞樓（右一）與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在南苑機場合影。

3月24日一大早，劉亞樓專程從北平趕到涿縣，迎接黨中央、毛澤東進北平。在闊別多年之后，劉亞樓再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些熟悉的中央首長，激動萬分，一時不知說些什么好。毛澤東哈哈大笑地握著自己愛將的手，對周恩來等人說：10年未見的劉亞樓，來接我們進京趕考嘍！

劉亞樓一路護送中央五大書記進北平后，又馬不停蹄地直奔西苑機場，為下午的閱兵儀式作準備。在閱兵總指揮劉亞樓的精心組織下，西苑機場閱兵隆重熱烈，盛況空前。面對驚天動地的歡呼聲，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眼角不禁有些濕潤，這是他們以滄桑巨變中勝利者的身份踏上北平的土地，今后這里將是新中國的心臟，將是他們永久的家。

中南海點將英雄所見略同，劉亞樓組建空軍不負眾望

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駐北平后，不時受到國民黨空軍的襲擾。毛澤東睡得不香，他強烈感受到了來自天空的威脅，作出了建立空軍先于建立新中國的決定。為此，毛澤東提筆給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寫了封信。

建立空軍，無疑也是新中國未來總理神往而苦惱的問題。當務之急，是要找到一位理想的空軍統帥。空軍是個技術性很強的新軍種，揭“天幕”的人，非要有勇有謀不可。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啊！周恩來的腦海里對群星耀眼的高級將領篩選了一遍又一遍后，浮現出個頭不高卻干練瀟灑的“洋八路”劉亞樓來，未來空軍司令最合適的人選非他莫屬！周恩來心中初定人選后，來到豐澤園，和毛澤東共同商討該怎樣揭開那充滿誘惑而又無比沉重的天幕。

◆劉亞樓向毛澤東匯報工作。

真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毛澤東也認定劉亞樓是組建新中國空軍的最合適人選。因為組建空軍需要蘇聯“老大哥”幫忙，劉亞樓留過蘇，會俄語，掌握了一些現代軍事科學技術，既了解蘇聯軍隊，又懂得解放軍一整套優良傳統，回國后兼任東北航校校長，對航空有所了解。當然還不止這些。劉亞樓滿懷對革命的忠誠，文化程度較多數將領高，指揮過大兵團作戰，具有多謀善斷的軍事指揮才能，堅定、遠大的政治眼光，周密認真、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他不但能征善戰，而且善于大刀闊斧地開創工作，銳意創新，軍政雙全。能很好地帶兵、建設部隊。所以，由他來接這副重擔是再合適不過了。

由四野參謀長改任第14兵團司令員的劉亞樓受召來到西花廳。周恩來目光炯炯，向他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并說回去后你必須馬上做的，是提出空軍主要領導干部人選的建議和領導機關組成的方案。

7月底，周恩來傳達中央關于劉亞樓離開兵團于8月1日出發赴莫斯科談判的決定，然后親切地說：代表團要增加你的妻子翟云英同志。

◆1949年8月，劉亞樓赴莫斯科與前蘇聯商談幫助中國建立空軍事宜。右二為劉亞樓，隨行人員有：王弼(右三)、呂黎平(右一)、翟云英(右四)、張學思(左二)，以及翻譯沙洛夫(左一)。

原來，得知劉亞樓要赴蘇的消息，妻子翟云英一心希望能和他一同去。一來她太想看看久別的俄羅斯故鄉；二來想在蘇聯根治戰爭年代落下的病；三來也想打聽一下她舅舅一家的下落。可劉亞樓卻以“公私不分”為由拒絕了。這件事不知怎么被周恩來知道了，于是他親自給翟云英批了“路條”。對于周恩來的關心，劉亞樓心里有說不出的感激。

10月18日，劉亞樓從蘇聯回到北京，毛澤東、周恩來立即在中南海單獨召見了他。劉亞樓詳細匯報了出訪蘇聯爭取援助的過程，以及回國后勘定校址、選派人員辦航校的打算。周恩來笑容滿面地說：中央認為，與蘇聯簽訂的援助計劃很好。空軍領導班子的任命即將下達，選調干部和航空學員的命令已經發出，開辦六所航校的經費中央給予優先保證，馬上撥出。下面，就需要你們緊鑼密鼓，把建設空軍的這臺戲唱好。看看還有什么需要馬上解決的問題。

一向干脆利落的劉亞樓站起來堅定地回答：大的問題主席和總理都給我們解決了，我們一定要唱好唱活這臺戲！

可以說，劉亞樓是抱著一柄尚方寶劍走出中南海的。原本就有一柱擎天氣魄的他，如今更是氣宇軒昂，對推動紅色雄鷹迅速騰飛信心百倍。

按協議，初建的6所航校，每校應配40名翻譯，但當時每校僅有十二三名翻譯。為保證6所航校開學和開飛后，800多名蘇聯專家能夠順利地開展教學工作，劉亞樓和空軍幾位主要領導聯名上報中央軍委，請求予以急調一批俄文翻譯。此事在周恩來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妥善解決。

1950年1月，劉亞樓跟隨周恩來訪蘇商請蘇聯派出空軍部隊、協助加強上海等地防空以及幫助組建中國傘兵等問題。

面對國民黨空軍對上海、福州、廣州等沿海要地的轟炸、襲擾，毛澤東當面指示劉亞樓：必須迅速增強空軍力量，國土防空和解放臺灣都非常需要早一點有自己的空軍。周恩來對劉亞樓寄予厚望：要很快地把航空學校辦好，越快越好，快一個月也好，在此基礎上盡快建立我們自己的空軍部隊。

新中國年輕空軍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隊建立不到一周，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猝然爆發。戰火很快就從空中到地面不斷向鴨綠江方向蔓延，侵略者不顧中國政府的再三警告，有恃無恐地拍響了新中國的國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以敏銳的戰略眼光，洞察了“戰爭販子”的企圖，雖然新中國自身背著一大堆復雜的難題，但中央領導人本著國際主義立場，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定。

7月7日和10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受毛澤東委托，連續兩次召開國防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保衛國防問題。

這兩次國防會議，同時高度重視空軍問題，授權劉亞樓對改裝、訓練和接收蘇聯飛機，迅速組建中國空軍問題，提出具體方案。

麥克阿瑟對新聞界夸下海口：我們的空軍會使鴨綠江血流成河。開門與擁有原子武器的世界空軍強國交戰，中國最現代化的部隊——空軍，便成了舉國關注的焦點，空軍司令劉亞樓也成了焦點人物。

10月18日，劉亞樓參加毛澤東主持的高級軍事會議，再次研究出兵援朝問題。剛訪蘇回京的周恩來介紹了幾天來商請蘇聯出動空軍的會談情況：就在這極為嚴峻的形勢面前，斯大林從維護蘇聯自身戰備利益(避免同美國發生全面的武裝對抗)的立場出發，表示可以滿足中國抗美援朝所需飛機等軍事裝備，但其空軍只到鴨綠江北岸的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掩護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會議氣氛變得凝重起來。雖然出兵有種種不利條件和困難，但毛澤東義無反顧地作出了令麥克阿瑟、斯大林，令整個世界大為駭然的決策：不要再等著蘇聯來同我們一道抗美援朝，我們務必先走！沒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會場一陣沉默后，彭德懷起身，看著劉亞樓，說：空軍司令官，我等著你的空軍吶！

幾十雙眼睛齊刷刷地集中過來。劉亞樓胸脯一挺，語氣鏗鏘：請彭總放心，不論蘇聯空軍出動時間早晚，我們空軍都要克服千難萬險，盡快拉上戰場！

毛澤東在作出出兵朝鮮的決策時，對空軍能不能參加打仗甚為關心。周恩來也這般叮囑劉亞樓：組建作戰部隊的步伐必須加快，各航校要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組建航空兵部隊！

空軍上陣，該有個怎樣的作戰思想呢？劉亞樓認為，在朝鮮戰場，志愿軍地面部隊是強大的，打仗主要靠陸軍，最后殲滅敵人、解決戰斗還是靠陸軍，因此，空軍部隊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是密切配合陸軍作戰。在各軍兵種協同作戰中，空軍部隊的活動以保障地面部隊的戰斗活動，滿足地面部隊的需要為前提。鑒于此，他提出“為陸軍服務，以陸軍的勝利為勝利”這一指導思想。

空軍參戰應采取何種作戰方針，這又是個慎之又慎的問題。敵我雙方空軍兵力對比懸殊，如果貿然將弱小的中國空軍投入戰斗，后果將難以預料。要達到戰勝強大之敵、并在戰斗中成長壯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實際的作戰計劃。在戰術上向來重視敵人的劉亞樓，經過充分考慮，并和黨委研究，明確提出了“積蓄力量，選擇時機，集中使用”的作戰方針，并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

在抗美援朝期間，周恩來對空軍的建設，從指揮機構的組建、飛行人員的培訓、購買飛機、修建機場、解決燃料等，都作出詳盡的指示，并親自籌劃談判定貨、檢查落實。他還同聶榮臻、劉亞樓、劉震(志愿軍空軍司令)、王璉(朝鮮空軍司令)和克拉索夫斯基上將(蘇聯遠東軍區空軍司令，駐華空軍作戰組組長)等人，一起討論了空軍進駐朝鮮的時間和進駐前機場的增建問題。

◆志愿軍空軍機群。

12月3日，志愿軍部隊向美第八集團軍猛烈攻勢結束的第二天，劉亞樓把空軍入朝的作戰方針報告正式提交中央軍委。周恩來對報告甚為滿意，毛澤東也于翌日親筆批示：“劉亞樓同志：同意你的意見，采取穩當的辦法為好。”劉亞樓既勇敢大膽又謹慎求實的作戰方針奠定了決戰勝利的基礎。朝鮮戰爭結束后，美國軍方對中國空軍的作戰計劃作出高度評價，由衷地稱中國空軍司令劉亞樓是“一個優秀的軍事計劃制訂者”。

1951年1月21日，首先入朝參戰的空4師28大隊擊傷F-84美機一架。正準備隨周恩來、聶榮臻赴沈陽參加志愿軍第一屆后勤工作會議的劉亞樓，立即發出賀電，指出這次空戰，“證明年輕的中國人民空軍是能夠作戰的，是有戰斗力的。這是志愿軍空軍以后繼續取得更大勝利的開端”。緊接著，28大隊在23日和29日又打了兩次勝仗，擊落擊傷敵機各一架，而自己未受任何損失。

劉亞樓放飛的“雛鷹”初搏云天，就取得出色戰果，揭開了空戰之“謎”，打破了美國空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讓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深為欣慰。毛澤東對空軍參戰，歸納起來說了三句話：“空軍要在戰斗中成長壯大。”“初次打仗，采取穩當辦法為好。”“鳴則已，不必驚人。”對前面兩個指示，劉亞樓和他組建的志愿軍空軍如實遵循執行了，只是最后一句被改成了：“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周恩來喜氣洋洋地對劉亞樓說：你們是“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劉亞樓開心地笑了，他感覺自己現在才真正算是個空軍司令員。

◆志愿軍空軍英雄張積慧。

抗美援朝中，年輕的中國空軍越戰越勇，涌現出了一批空戰英雄。空軍政治部宣傳部科長劉大維采訪打下了遠東空軍“頭號王牌”戴維斯的飛行員張積慧后，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劉亞樓起初主張在空軍系統宣傳，不讓在軍外登報，主要考慮空軍還年輕，剛打過幾個仗，要謙虛一些。后來，當過空軍政委的總政副主任蕭華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說，登吧，這個趕快登報，鼓舞士氣。于是，5月24日的《人民日報》以《志愿軍空軍英雄張積慧》為題，在頭版頭條隆重刊登。

劉亞樓意識到宣傳空軍戰斗英雄的意義后，不僅網開一面，還主動歡迎記者到空軍部隊采訪。隨后，《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志愿軍空軍英雄劉玉堤》《英雄的志愿軍空軍大隊長王海》《不朽的志愿軍空軍英雄孫生祿》等文章，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抗美援朝勝利3周年時，劉亞樓指示讓轟動全國的空軍英雄、連環畫《在藍色的天空上》的主人公原型陳勝全(又名陳海泉)參加慶祝會，并向周恩來介紹了他的事跡。周恩來親自向這位戰斗英雄敬酒。

劉亞樓從一無所有組建空軍，到指揮他麾下空中戰士在朝鮮上空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短短的時間內，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空軍在戰斗中成長，并迅速發展，這其中浸蘸了劉亞樓的智慧，也蘊含了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心血。

航空工業邁出驚人第一步，兩彈一星臺前幕后有明星

1950年1月5日，劉亞樓和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聯名向中央提交《關于航空工業建設的意見》，建議成立航空工業建設委員會，成立航空工業管理局以及設立研究院等。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頒發的《關于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

1月20日，劉亞樓隨同周恩來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抵莫斯科簽約談判，期間又向先期抵蘇訪問的毛澤東提及航空事宜。各項談判都進展順利，只有商務協定、民航協定比較復雜，一時定不下來。毛澤東和周恩來考慮在蘇停留時間過長，乃與蘇聯商議，已談好的條約和協定先行簽訂，沒有談妥的由李富春、劉亞樓等與蘇方繼續商談。

1950年12月下旬，劉亞樓剛從沈陽布置制造飛機副油箱生產任務歸來，就接到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開會的通知。

這是個決定中國航空工業命運的會議。與會者都是從雪山草地走過來的老同志。會議開得很熱烈，與會者都對新中國空軍的發展及航空工業的建立，坦誠地談了各自的看法和設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航空工業立即上馬。有人認為現在上航空工業為時過早：新中國底子薄，經濟狀況不好，買飛機就欠了蘇聯不少錢，要是再上個航空工業，得花多少外匯？錢的漏洞該怎樣補？

劉亞樓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這就好比過河，大家都想過，但橋就那么寬，誰先誰后，得排排隊，否則一擁而上，就誰也過不去，得顧全大局，為重點讓路。

在會上，劉亞樓有的放矢：眼下朝鮮在打仗，前線戰事緊急，美軍攻陷朝鮮首都平壤，美機轟炸鴨綠江大橋，我志愿軍后續部隊和給養受阻，急需飛機，急需用我們的飛機裝備志愿軍，奪取制空權。可我們的飛機太少，靠買人家的飛機辦航空不行，那不是長久之計。從長遠看，必須建立我們自己的航空工業。空軍正準備抗美援朝，一旦打起來，大批飛機需要修理，甚至退役，沒有航空工業的支持不行！要我看，創建航空工業是個戰略問題！

此時，距朝鮮戰爭爆發不過5個月，距志愿軍赴朝作戰不過2個月，前線戰事之緊大家都知道，身為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更是清楚，他說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總的趨勢是戰爭解決矛盾。如今不是小米加步槍的時代了，不僅是朝鮮戰爭，今后打的也都是現代化戰爭，離不開空軍，沒有航空工業給空軍作后盾，怎么行？

何長工也說打內戰時，國民黨那幾架破飛機，給我們造成了多大威脅和何等損失？現在還不時嗡嗡嗡地騷擾我們，我們一定要立志自己造飛機！

周恩來意識到大家把話都掏得差不多了，便作了總結性的發言：我們是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五億人口的大國，要想我們神圣的領空和人民不受侵犯，必須有強大的人民空軍來保衛，靠買人家的飛機不行，必須從實際出發，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我可以告訴同志們，主席在這件事上已經點頭。我看大多數同志對辦航空都很有熱情，少數同志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主要是考慮到國家的困難，但我們可以想方設法克服困難。

航空工業既已提到黨和國家的重要議事日程，上馬已是板上釘釘，會議中心議題便轉為航空工業的發展道路問題。對此，周恩來指出：我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也要從實際出發。我們是先有空軍，而且正準備參加抗美援朝，打起仗來大批作戰飛機需要修理，這是辦航空時首先要解決的。眼下國家很窮，即使辦航空，也不能大手大腳花錢。因此，航空工業的建設方針，應該是先修理后制造，再發展到自行設計，原則是由小到大，在設計建立修理工廠時就要考慮日后轉為制造廠的問題。

周恩來的講話，指明了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原則和步驟，為創建航空工業提出了正確的方針。

周恩來作出部署：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總參謀部、重工業部、空軍四單位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組織領導航空工業的建設工作；另外，組成以何長工為團長，段子俊、沈鴻為團員的代表團，盡快啟程赴蘇，與蘇聯政府具體洽談，爭取外援。

◆赴蘇談判代表團三人：何長工（中）、段子俊（左）、沈鴻（右）。

和聶榮臻、劉亞樓一樣，何長工的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毛主席點了頭，斯大林那里我們去拜佛。

周恩來交待段子俊：有關飛機修理等具體問題，可找劉亞樓詳細談談。

窗外寒凝大地，雪天一色，窗內人人心中燃著一團火。中國航空工業在那個舉著星條旗的外來民族的挑戰下，邁出了驚心動魄的第一步。

中國航空工業代表團到蘇聯后，經過18天的唇槍舌劍，爭取到了蘇聯對中國航空工業建設的援助，達成了《中蘇航空工業技術協定》草案。

在國內的劉亞樓，時刻關心著談判的進程。每逢談判涉及一些關鍵數字或需要拍板時，代表團都要致電周恩來、陳云、李富春、劉亞樓請示。例如在談第二個問題時，代表團電告國內：“1、今天已同蘇聯七人委員會詳細討論各問題，唯希望亞樓迅速將今年應修飛機之種類及數量和應修何種飛機，務于14日電告，以便15日繼續討論。2、議定今年只大修發動機1500臺、飛機300架。但工廠修理能力應年修發動機3000臺、飛機600架。是否適當，請示。”

對這些問題，劉亞樓遵照周恩來指示，迅速作了回答。

4月17日，中央軍委和政務院頒發《關于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對新中國航空工業建設任務、方針、組織領導等，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其中指出，“中國航空工業建設在目前階段的任務，是全力保證中國空軍所有飛機的修理，爾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發展”。為加強對航空事業的領導，中央軍委專門成立由聶榮臻、李富春、劉亞樓、何長工、段子俊、馬文組成的航空工業管理委員會。

周恩來主持的航空工業上馬會議召開一年后，1951年12月10日，還是在中南海西花廳，劉亞樓和那些最先商討如何建立中國航空工業的人們，又被周恩來召集來開會，國家計委副主任李富春、副總參謀長粟裕也參加了會議，討論航空工業3至5年由修理過渡到制造的發展計劃草案。

一個多月前，也就是10月30日，中蘇兩國政府正式簽署協定：蘇方答應援建中國6個修理廠及其所需技術資料、設備、材料、配件等，并派遣專家、顧問來華，支援總金額為3000萬舊盧布。

有這個好消息鋪墊，這次會議內容更顯得令人亢奮、令人陶醉。根據計劃草案，航空工業轉向制造后，修理與制造分開，擬建立8個修理工廠，連同修理都移交給空軍。這次會議還決定創辦一所專門的航空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后改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李富春對劉亞樓說：你這個空軍司令可肥啦！

劉亞樓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就等著能肥起來呀，空軍缺飛機，朝鮮戰場缺飛機，沒有飛機，我還不是個光桿司令！

是啊，他怎能不喜悅呢，一年前在這里是討論要不要搞航空工業、如何搞航空工業，三年后就能看見自己制造的飛機了，空軍飛行員就能駕駛著中國造戰機巡邏疆土參加作戰了。

會上，周恩來作最后定奪：就按照你們提的計劃辦！這個計劃完成之后，就可以生產3600架飛機了。

周恩來看了看劉亞樓：在這個數量中，殲擊機、教練機、運輸機等各種飛機所占的比例，要請空軍審議一下，看是否符合軍委有關規定的比例關系。計劃中海軍所需要的飛機應考慮在內，海軍與空軍的比例是20：80，海軍組建21個團，空軍88個團。

最后，周恩來宣布：同意再向蘇聯聘請25名專家，完成這個計劃需要的人員、資金等，由富春同志辦理。看來，需要的資金折合成小米50億斤可能就夠了，但我們準備拿出60億斤辦航空！

這無疑是個驚人的方案，周恩來的話音剛落，會議室內立刻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藍圖，在中南海誕生了。毛澤東很快批準了此方案。

周恩來對創建航空工業是深思熟慮、費盡心血的。他親自主持確定了航空工業的建設方針和由蘇聯援助的發展步驟，接著又為航空工業的人才聚集和隊伍組成多方操勞。對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劉亞樓也是全身心投入的。航空工業一建立，作為使用單位的空軍就采取了“大力支持國內制造”的方針。劉亞樓多次強調，要把空軍和航空工業、使用和制造當作一個整體，空軍要和工業部門多聯系、多商量，互相尊重，互相諒解，共同搞好航空工業，發展人民空軍。

◆航空工業管理局正式成立。

在國防工業委員會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劉亞樓進一步闡述了空軍“大力支持國內制造”的方針，他說：“國內制造出來的飛機，空軍敢飛，有危險也不怕。航空工業從修理轉入制造以后，有些產品不能完全達到技術要求，飛機和發動機的壽命比進口產品短，空軍部隊要積極接收使用，要給工廠一些時間，使其在實踐中不斷改進技藝，提高飛機的質量。”

有人說空軍這樣做很吃虧，有人甚至說劉亞樓拿國家的錢開玩笑。各種評說到了周恩來那里，他毫不猶豫地給劉亞樓撐腰：“這是在支持我們自己的航空工業！”

航空工業建立初期，需要大批干部和技術骨干，盡管當時空軍也剛建立不久，同樣缺乏干部和技術力量，但在劉亞樓的指示下，還是抽調了包括空軍副司令員在內的一批技術干部到航空工業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空軍顧全大局的做法，被周恩來在大會小會上表揚了個夠。

與一般“土八路”不同的是，劉亞樓在國防科技上頗有造詣。在有國內第一流專家參加的國防科技會上，劉亞樓的介紹頭頭是道。國防部五院院長錢學森曾由衷地對周恩來說：“要不是劉司令員身上的這套軍服，別人還以為他是一位高科技方面的專家呢。”

1960年2月，在軍委廣州會議上，副總參謀長陳賡提出，國防部五院有種風氣，什么對外加工的事、有關行政方面的事務，都推到錢學森那里去簽字，這怎么能行？錢學森的精力是組織領導導彈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錢學森提出的問題，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連讓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陳賡自告奮勇，請纓去當導彈研究院院長。

軍委領導考慮到陳賡的健康等狀況，沒讓他兼任五院院長，而是選中了劉亞樓。空軍事務繁多，要建設要打仗，還要兼管民航，劉亞樓又兼任國防部副部長、國防科委副主任等職，不可能經常性地坐鎮五院，于是建議派空軍第一副司令員王秉璋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長。

他對王秉璋說：總的要求，就是不要讓錢學森教授為瑣碎的事操心，無論如何也不能干擾他，讓他專心搞研究，保障他的各項要求得到實現。技術方面由錢學森教授拍板，行政事務工作由你和其他人去做。各分院院長也主要管行政事務和保障工作，技術問題由技術專家拍板就算數。

3月8日，周恩來正式頒布命令，任命劉亞樓兼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研究院)院長，王秉璋兼任五院副院長。4月14日，劉亞樓召集五院領導班子開會，說：五院領導的分工，經過軍委廣州會議前后的醞釀，已經定下來了。聶總也于本月4日找我們黨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還是放在空軍，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時，由他拿總。中央把發展國防尖端技術視為“天字第一號任務”，大家要密切配合，指揮打好這場意義非凡的特殊戰役。

◆1963年，劉亞樓陪同周恩來(右二)、鄧小平(左二)、李先念(左三)、鄧穎超(左一)在北京西郊機場。

在中共中央高度關懷下，由聶榮臻牽頭，錢學森等專家和劉亞樓、王秉璋等人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航天技術研制規劃。1964年底，周恩來提出在國防部五院的基礎上，再劃一些工廠過來，組建第七機械工業部(后改名航空航天工業部)，統一管理導彈火箭和人造衛星的研究、設計、制造和基本建設。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在奠定基礎后，戰勝重重困難，穩穩進入從仿制到自行研制，從初級向高級發展的階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對這樣“部院合并”的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中央專委小組會議上，針對兩派大鬧部院合并問題，有個造反組織要求批斗羅瑞卿，周恩來說：這個主意是我首先提出來的，在懷仁堂開了幾天會，劉少奇主席主持的，賀老總、聶老總、劉亞樓、羅瑞卿參加了，王秉璋也參加了，這過程要從1961年說起。這個問題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說合起來，部院合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三結合，理論聯系實際。周恩來堅定地表示支持“部院合并”的做法。

新的世紀，凝聚著數代人心血的中國載人飛船“神五”“神六”相繼上天。在舉國歡慶的日子里，“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曾任中國航空航天部副部長的孫家棟等人，動情地講述了聶榮臻、劉亞樓等開國元勛用心血澆灌中國航空航天之花的往事。現在的輝煌令人陶醉，過去的故事一樣讓人感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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