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在歐洲的銷量近期明顯失速:德國年初跌幅接近八成,法國下滑六成多,瑞典也逼近七成。關鍵點并不在于“產品力突然不行”,而是品牌形象被政治因素帶偏了節奏。
馬斯克公開為德國極右翼發聲后,歐洲不少消費者開始用“減少購買”來表達態度,門店遭破壞、涂鴉以及抗議等情況也接連出現。電動車這門生意由此被再次證明:不只要在電池、軟件上做技術競爭,還會被價值觀與立場選擇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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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歐洲推進電動化的力度很強:2035禁燃、零排放目標明確,全社會一起向電動化傾斜。車企也據此去開展純電平臺投入,供應鏈配套隨之轉向,消費者層面也逐步形成了“電動化更正確”的心理預期。
但到2025前后,政策口徑出現調整:歐盟在禁燃路徑上有所放松,從“百分之百零排放”轉為“減排九成”,這相當于給插混、增程留出了繼續發展空間。
歐洲電動車滲透率大約停在13%上下,處于“繼續往上推很吃力、往下掉又代價很大”的尷尬區間。要把滲透率進一步抬升,需要更密的充電網絡、更穩定的補貼與電價安排,以及消費者對續航、殘值、維修等方面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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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滲透率掉頭,車企此前在平臺、工廠、供應鏈上的投入就會出現更大損耗。排放罰款壓力像一把懸在頭上的刀:指標完不成要交錢,想完成指標就得把電動車賣出去,可市場偏偏又不夠順暢,車企很容易被夾在兩難當中。
在這種氛圍里,特斯拉原本是最能吃到“電動化紅利”的品牌之一,卻遇到更典型的“政治反噬”。在德國、北歐等地區,消費者買車時往往會把價值觀匹配當作重要考量。
公眾立場一旦引發反感,影響可能比配置差一點、傳感器少一點更直接、更迅速。結果就是:品牌形象一旦翻車,銷量下滑會立刻反映出來,汽車行業也出現了類似“人設影響消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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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歐洲消費者抵制的未必是一輛車本身,而是一種不舒服的情緒:花大價錢去支持“綠色未來”,卻看到品牌代言人與極端政治靠近,會讓購買行為變成一種心理負擔。
更何況歐盟政策松動后,插混與增程重新獲得“合規空間”,不少人的想法會回到更保守的選項——“小電池加發動機更穩妥”。這也說明,歐洲純電推進尚未進入“完全不可逆”的階段,社會情緒與政策變化仍會顯著影響購買決策。
同一時間,另一條趨勢在加速:比亞迪成為全球純電銷量領跑者,海外銷量首次突破百萬。西方剛出現“純電熱降溫”的討論,中國市場卻已經把純電推進到“日常化競爭”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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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產業扶持以及基礎設施投入,把電動化從“少數人嘗鮮”推成了“多數人的選擇”。有人會把它簡單歸結為補貼作用,但從產業升級規律看,很多領域都需要政策先把市場規模拉起來,再依靠規模化把成本壓下去;當成本下降后,補貼退出也不會把行業打回原形,反而會把競爭帶回到產品與效率本身。
以小鵬為例,借助直播等方式去開展銷售,把車當作數碼產品來講:屏幕、音響、座椅舒適配置、智能駕駛、語音交互、車載內容服務等都被拆解成具體賣點。
換電站的操作更像“汽車版自助設備”:車輛駛入后系統自動定位、抬升、拆裝電池,幾分鐘即可離站。對燃油車用戶而言補能是“加油幾分鐘”,對純電用戶而言常見痛點是“充電等待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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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電相當于把等待問題直接壓縮掉。路線之爭說法很多,但用戶最終更在意的是:是否省時間、是否省錢、是否麻煩。
歐洲之所以焦慮,是因為看到的是一套成體系的產業組合拳:電池與三電能力、智能化推進、整車制造效率、渠道與營銷打法,甚至補能形態都在協同。于是關稅、審查、限制等措施接連出現,表面是在保護產業,實質上是在爭取時間,把自身體系的短板補上來。
更戲劇化的是,在這個節點上,日本、韓國以及歐洲部分力量又把氫能推到更顯眼的位置,像是在為純電尋找“備用解”。氫能確實在長途、重載、補能速度方面有優勢,也更容易被傳統能源體系所接受;但氫能并不是“提出就能落地”的選項,它需要制氫、儲運、加氫站等完整網絡,成本、效率與安全都需要長期投入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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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更可行的出路反而更樸素:要么把充電網絡建設、電價機制以及補貼規則講清楚,給消費者穩定預期;要么承認過渡期更長,讓插混、增程承擔一部分減排任務,但不要把目標寫得過滿、執行卻不斷打折。
企業層面同樣需要吸取教訓:產品再強,公共立場也要謹慎表達,尤其在高度敏感的歐洲政治生態中,言行失控的后果可能比產品短板更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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