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再起重大變故，高市尚未登機回國，古賀誠：戰(zhàn)爭正逼近日本

5月4日，高市早苗在堪培拉與阿爾巴尼斯握手簽字，稀土合同、護衛(wèi)艦訂單、網絡安全框架全部落定。就在同一天，東京一檔電視節(jié)目里，85歲的自民黨前干事長古賀誠說出了一句話，戰(zhàn)爭即將到來，我感到了恐懼。一個在海外簽大單，一個在國內發(fā)警報。兩件事疊在同一天出現，不是巧合。

高市這趟去澳大利亞，簽的不光是經貿合同。日澳聯合宣言的核心內容，圍繞關鍵礦產、能源和糧食展開，兩國首腦直接點明了“對出口管制的強烈關切”。稀土不是普通資源。導彈導航系統(tǒng)、戰(zhàn)斗機發(fā)動機、精確制導武器，全指著這東西。

誰控制了供應鏈，誰就在防務成本和質量上多一層保險。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稀土消費國，長期依賴進口。把未來十幾年的供應鎖死，本質上是給自己的軍工產業(yè)鏈提前鋪路。

更扎眼的動作是軍售，就在高市訪澳之前不到一個月，4月18日，日澳已經敲定了一筆護衛(wèi)艦大單。日本三菱重工要給澳大利亞造11艘“最上”級護衛(wèi)艦，這是日本2014年解除武器出口禁令以來最大的一筆軍售訂單。

軍艦不是一次性買賣。后續(xù)的維修、保養(yǎng)、零件供應，全得依賴日本。一旦裝備了日本造的軍艦，澳大利亞的防務網絡就和日本綁在了一起。高市甚至直接在記者會上把日澳關系定位為“準同盟”，她還表示要借助日美澳印“四邊機制”繼續(xù)深化協作。每一句話背后都有具體政策在推進。

高市在堪培拉的表現也很有意思，她嘴里三句話不離經濟脅迫，實際上矛頭指向誰，大家心里都清楚。但一個微妙的細節(jié)是，高市到訪之前，澳大利亞外長剛剛結束訪華，澳方重申了一個中國政策。這個時間差的安排，本身就是一次精心設計的對沖。

光看稀土和軍售還不夠，真正讓古賀誠坐不住的，是過去幾個月日本政府做的一連串事情。2025年12月，日本內閣通過了2026財年防衛(wèi)預算，總額突破9.04萬億日元，又是歷史新高。日本防衛(wèi)費占GDP的比重在2025財年就已沖到2%，比原計劃提前了整整兩年。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筆單獨列支的9733億日元，用于加強防區(qū)外打擊能力的建設。升級后的12式地對艦導彈，射程被拉到1000公里以上。從日本西南諸島發(fā)射的話，臺海、東海全落在打擊范圍內。

軍費只是其中一環(huán)，4月21日，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防衛(wèi)裝備轉移三原則”，原則上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新規(guī)廢除了此前只允許救援、運輸等五類非戰(zhàn)斗用途的“白名單”制度，還規(guī)定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向處于武力沖突中的國家出口武器。這意味著日本從一個只買武器的國家，變成了可以賣軍火的角色。日本在防衛(wèi)裝備出口方面已無任何法律禁忌。

就在武器出口規(guī)則修改前四天，日本已經開始行動了。4月17日，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驅逐艦“雷”號穿越臺灣海峽。凌晨4點02分進入，下午5點50分才出來，磨蹭了將近14個小時。正常走完這段航程不到8小時，它故意慢吞吞地晃。更扎眼的是時間節(jié)點，4月17日，正好是《馬關條約》簽訂131周年。選這個日子過航臺灣海峽，挑釁的意味幾乎不加遮掩。

國防部新聞發(fā)言人回應得很直接，日方此舉蓄意挑釁，一錯再錯，意欲何為？東部戰(zhàn)區(qū)組織海空兵力全程追監(jiān)，有效瞰制管控。這也是高市上臺以來日本軍艦第一次單獨穿越臺灣海峽在一國領海內以“自由航行”的名義磨磨蹭蹭晃悠一整天，這種操作放在任何雙邊關系里都算不上善意的信號。

在4月21日，高市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名為“真榊”的祭品，次日又自費獻上了“玉串料”。考慮到中韓的強烈反對，她這次沒有親自前往參拜。以首相身份做這些動作，本身就是對歷史的挑釁。中方對此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古賀誠在電視節(jié)目里質問，“所謂強大的國家，究竟以什么為標準？備足武力、在戰(zhàn)場上不輸，就是強國嗎？還是說，被世界各國信賴、尊重，擁有為自己出生之地感到驕傲的國民，這才是強國的標準？”他說，“我的人生，就是守護憲法第九條。剩下的人生已經不多了，但我想繼續(xù)講述守護憲法第九條的重要性”。

外交層面，2026年版日本《外交藍皮書》已經將對中國的表述從2025年版的“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降級為“重要鄰國”。此前整整十年，藍皮書一直將日中關系定位為“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這個變化雖然寫在紙面上，但釋放的信號很清楚，東京的對華戰(zhàn)略定位正在從“合作”轉向“防范”。

中國外交部回應說得很明白，中日關系當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發(fā)表涉臺謬論損害了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激起中國人民的公憤，挑戰(zhàn)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紅線。一個“最重要”和一個“重要”，差一個字，差的是整個基調。

今年5月初，自民黨選舉對策委員長西村康稔帶著代表團低調抵達北京，希望緩解兩國僵局。但中方始終沒有安排高級官員會見。政治信任一旦滑坡，日資企業(yè)在華的投資計劃擱置、本地化戰(zhàn)略收縮，這些問題是看得見的。

古賀誠的恐懼，不是空穴來風。古賀誠的父親死在戰(zhàn)場上，他自己就是戰(zhàn)爭遺族，從小在廢墟和饑餓里長大。他說“戰(zhàn)爭正在靠近”，和那些政客喊口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當過自民黨干事長，做過運輸大臣，也擔任過日本遺族會會長。多年來他為中日關系做了不少實事，屬于日本政壇里少見的清醒派。

古賀誠的話沒有被高市采納，也沒有被內閣重視。但他的話在亞洲范圍內引發(fā)了廣泛討論。一個親身經歷過戰(zhàn)爭的人發(fā)出的警告，比任何外國的譴責都更有說服力。

可以肯定的是，高市走的每一步，都是把日本推向一個越來越不可預測的方向。當法律紅線一條條被抹去，當軍費一年年突破上限，當一個經歷過戰(zhàn)爭的老人在電視屏幕前說出“我感到了恐懼”的時候，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極危險的信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