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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先鋒文學的黃金時代,就是四個瘋子聯手把小說玩兒壞的過程。
莫言、余華、殘雪、蘇童。他們的共同點是:不聽話。
80年代,大家都在寫“傷痕文學”,哭哭啼啼控訴那個年代。這四個人偏不。他們說,小說的任務不是翻案,不是告狀,是把語言和形式的牢籠砸碎。
先說莫言。他的先鋒體現在對語言的“下藥”。《透明的紅蘿卜》里那個沉默的黑孩,全程不跟任何人說一句話,但莫言用魔幻的描寫讓他比任何話癆都更飽滿。他把福克納的意識和馬爾克斯的魔幻拌在一起,又灌了一斤白酒,最后端出了一鍋亂燉——聞著怪,吃著上癮。
再講余華。他更極端。早期的余華是個冷血殺手,《現實一種》里,他把暴力寫得像天氣預報一樣平靜。山峰把侄子摔死了,山崗就把山峰的兒子也殺了,然后山峰把山崗殺了,最后山崗的尸體被醫生解剖,每一部分都碼得整整齊齊。余華用最冷靜的語氣寫最變態的事,讓你讀到頭皮發麻。他的先鋒,是用“零度敘事”把讀者的道德感一刀一刀割掉。
殘雪是最瘋的那個。她的《山上的小屋》我看了三遍都沒看懂,但就是覺得恐怖。殘雪的小說沒有邏輯,沒有因果,只有夢囈和幻覺。她的先鋒是把現實碾碎了再重新拼貼,拼出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你在里面找不到一扇能出去的門。
蘇童相對溫和一些,但他的《1934年的逃亡》《罌粟之家》同樣離經叛道。他寫南方、寫家族、寫欲望,用陰柔的筆觸把一個大家族的腐爛寫得像花一樣盛開。蘇童的先鋒,是用唯美的語言寫最骯臟的事。
這四個人的共同點是什么?是他們不信“小說要說人話”這一套。他們覺得小說該說“人說不出來的話”——那些潛意識的、欲望的、黑暗的、狂亂的、說不出口的,才是小說的地盤。
當然,后來他們都變了。余華去寫《活著》了,莫言去深耕高密東北鄉了,蘇童也溫柔了,只有殘雪還在一意孤行地瘋。
但我永遠懷念那個時代——四個瘋子站在一起,對著整個文壇豎中指,然后開始自己的狂歡。
那種不要命的、不留退路的、不討好的寫作,后來再也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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