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楊虎城妻子病逝，子女們向政府提出一請求，組織批示：同意

1993年楊虎城將軍妻子病逝后，子女們向政府提出特別請求，相關部門經研究后同意批準

1993年2月上旬，長安城寒氣未退，醫院里傳出一句微弱的話：“把我送回他身邊吧。”說話的是八十八歲的張蕙蘭。兩天后，她停止了呼吸。消息傳到家屬手中，子女們立即把母親的臨終囑托整理成文字，送到陜西省政府。很快，批復下達：準予與楊虎城合葬。

很多人以為，這只是一次例行的人道關懷；可若把時間拉回七十多年，就能看見這份批復背后的曲折。1916年，楊虎城還只是駐防大荔的營長，第一任妻子羅佩蘭隨軍漂泊，日夜操持，十年后死于肺結核。臨終前，羅佩蘭握著張蕙蘭的手，請她照顧尚在襁褓的幾個孩子。那一幕，家中老人至今說起仍紅了眼眶。

張蕙蘭本姓張，1905年出生在孫鎮一個小藥鋪里。十四歲那年，她與二十六歲的楊虎城成婚，打理家計、服侍公婆、照看遺孤，很快成了楊家的中流砥柱。戰事拉長了丈夫在前線的日子，她學會記賬、采購、雇工，也學會半夜抱著發燒的孩子等天亮。有人問她怕不怕，她笑說：“兵荒馬亂，日子總得過。”

1927年冬，西安姑娘謝葆真加入這個大家庭。三個人共處一宅，新舊觀念撞擊在瑣碎中爆出火星。謝葆真主張西式婚禮，張蕙蘭堅持祭祖儀程；一次對禮數的爭執差點升級，楊虎城當晚只說了一句：“糟糠之妻不可棄。”話未多，卻讓人各退一步。家中矛盾就此壓低了音量。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楊虎城的決定改變了國家走向，卻也把自己推向險境。南京釋放后，他被軟禁，家人則被嚴密監控。長子拯仁不久染上猩紅熱夭折，張蕙蘭因此出現精神恍惚。那一年，她才三十一歲。治療期間，她常在病房墻上寫三個字——“回西安”。醫生看不懂，她只盯著窗外，仿佛確信丈夫終會歸來。

1949年，重慶即將解放，楊虎城遇害的噩耗傳到西安。第二天拂曉，張蕙蘭把黑紗纏在門環上，沒有聲淚俱下，她只是坐在院子里，低頭縫補孩子破舊的棉衣。之后，她借來馬車，親赴四川迎靈柩。棺木運回西安的途中，她把所有現銀都拿去雇人修路，怕車毀路斷，尸骨再受顛簸。

1950年，張蕙蘭在長安縣青龍寺附近買下一片荒地。磚瓦、石碑、柏樹、青松，全靠募捐與她親自督工。有人勸她去北京“過清閑日子”，她搖頭：“先把他的墓守好。”兩年下來，她的鬢角已白，陵園卻雛形初現。1956年，地方政府接管陵園管理，正式定名“楊虎城烈士陵園”。后來的史料顯示，這是西北地區最早由個人墓地轉為國家烈士陵園的案例之一。

張蕙蘭沒有離開。她每天清晨巡看碑體，擦去塵土，換新供花。省市組織看望時，她只提出一件事：維修通往陵園那條碎石路。1979年，她被選為陜西省政協委員；鄧穎超來信慰問時，她讓兒子帶去一籃子柿餅，說是“山里味道，聊表心意”。官員們大多不理解這份樸拙的謝意，卻能感到老太太對那段歷史的沉默守護。

1991年，國務院公布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楊虎城烈士陵園入列。聽到消息，張蕙蘭沉默許久，只淡淡一句：“好歹有了憑證，后人不會把他忘了。”那一年，她已拄著拐杖，仍堅持每周兩次到陵園抹碑。

終究，歲月在1993年劃下句號。她合葬在楊虎城墓左側，墓碑并排而立，碑陰刻著八個字——“同穴千秋，永守家國”。老人安靜地下了場，陵園內柏樹依舊筆直。有人說，這是命運對她的補償；也有人說，這是她親手完成的安排。無論旁人如何評議，青龍寺那片蒼翠里，夫妻二人的名字已經被石碑與松柏共同鐫刻，而那背后的風雨、人情、犧牲與守候，也在碑陰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