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余浩：跨越“中等技術陷阱”，誰來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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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4月30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出席加強基礎研究座談會，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加強統籌謀劃和頂層設計，優化基礎研究系統布局。堅持‘四個面向’戰略導向，進一步明確基礎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點領域。強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等引領作用，鼓勵和規范發展新型研發機構，推動企業主導的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礎研究、應用開發、成果轉化的創新鏈條。加強基礎學科建設，促進應用學科與基礎學科協調發展。”

當前，世界發展處于高度不確定狀態，美歐日韓等重要經濟體近年來都在強調對基礎研究的支持，以提升新興產業的科技支撐能力和競爭力。中國目前更是正處在從“追趕型經濟”邁向“前沿技術經濟”、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推進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夯實新型增長模式的創新底座。本文基于基礎研究的特質與全球發展趨勢，提出對“純基礎研究”與“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分類進行長期穩定支持和創新性支持的分析；并基于半導體產業發展實踐中的案例分析，指出當前階段創新基礎科研模式的關鍵，是切實保障企業作為創新主體來實施“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

蔣余浩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資深研究員、教授

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經濟面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以及地緣政治沖擊、全球發展模式劇烈重構等多重壓力。如何走出既有發展經驗、形成新的增長動能，是各國決策者和研究者共同關心的重大議題。

在2023年的“濟南金融論壇”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Jean Tirole）提出：

在經濟學中，有追趕經濟和技術前沿經濟這兩個概念。前者是通過模仿來實現增長的一種經濟，其增長動能在于人力和金融資本的積累；隨著時間推移，追趕型經濟的回報率會遞減，因此需要以技術前沿經濟來維持增長。[1]

對于這一洞見，2024年前后，中國和歐洲都有研究者提煉出學術概念及政策建言。有意思的是，中歐學者形成的概念竟不約而同地一致——在國內，著名學者鄭永年大約從2022年開始醞釀，到2024年、2026年領導團隊發表論文和出版專著，提出了“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系統思考。在歐洲，梯若爾作為牽頭人之一的創新委員會，2024年向歐盟委員會提交了《如何避開中等技術陷阱？》（How to Escape the Middle Technology Trap）的政策報告。[2]

梯若爾等人指出，歐盟企業研發長期集中在汽車、機械等中等技術/成熟制造業，而不是軟件、AI、半導體、生物技術等高技術、可形成新市場的平臺型產業。圖源：Lydie Lecarpentier/REA/Redux

“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關鍵，在于有效形成對經濟發展的“創新驅動”——不僅創造先進產業，而且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實踐中存在一個艱難的革新任務：從追趕模仿階段向自主探索先進和適宜技術階段轉型，并構建出相應的體制機制。以“從追趕經濟邁向前沿經濟”或“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為引導概念，重新思考科研、教育、人才、產業等領域的制度政策設計，對于當代世界各國都具有重要意義。

《》鄭永年 著

一、從追趕模仿階段向自主探索階段轉型

“現代化”肇始于西方的事實，導致長期以來“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成為非西方國家和地區難以擺脫的思想桎梏。尤其是美國和西歐的某些局部經驗，經常被上升為普適性現代化的指南。

2017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布一份題為“創新悖論”（Innovation Paradox）的研究報告，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增長停滯現象，分析發展中國家為何在明確認識到“創新能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下，卻無力有效應用發達國家外溢出來的各類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組織模式。[3]這份報告建議發展中國家增強其學習能力，潛在理念卻依然將發展中國家局限于追趕、模仿階段，這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強烈批評。

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

從2001年開始，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中國家每1美元出口創造的就業崗位數量大幅下降，全球價值鏈并沒有促進就業；導致生產分散化程度不斷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與出口相關的技術和組織效益并未在整個經濟中擴散。[4]

這種狀況表明，發展中國家確有必要及時增強其政府能力和企業創新能力，以便廣泛應用各類新技術、知識理念和組織機制。

但是，羅德里克的研究更著重強調，發達國家中創造和發明的新技術多以自動化、技能偏向型技術為主，與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密集的比較優勢并不匹配。他因此提出，發展中國家應當更多探索適宜性技術，并且通過創造更多的生產性服務業崗位來擴大就業。

世界銀行“出口勞動含量數據庫”顯示，全球出口中的勞動增加值占比自1995年以來總體下降；針對中低收入國家的研究也發現，與全球價值鏈相連的相關崗位在總勞動力中的占比仍然有限，尤其在低收入國家更為明顯。圖源：路透社

反思長期以來通過追趕模仿實現現代化的路徑，對于走出這一發展模式十分重要。其實，如果放寬視野，可以看到美歐等發達國家內部也充滿復雜性，其某個時期盛行一時的主流理論言說和政策舉措，別說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即使在解釋和指導自身實踐時也存在明顯不足。

比如，隨著內燃機、電力等科技革命產品的應用，美國、西歐率先發明了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體系，這種實踐經驗一度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競相模仿的先進生產模式。為能普遍適用這種先進模式，許多地區不得不大批量淘汰難以與之相匹配的產業和生產方式。

然而，雖然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大規模、高效率生產標準化產品的優勢，但并非所有產業都適宜使用。更為重要的是，在需求高度變動、不確定的時期，福特主義生產方式反而顯現出“大船難掉頭”的弊端。只要想想許多國家“老工業基地”的衰落歷史及其在新時期難以復興的情況，就能了解，僅將福特主義生產方式作為通往現代化的唯一途徑，并不是可取之策。

實際上，大量研究揭示，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社會之所以在一定歷史時期里具有相當的發展“韌性”，是因為這些地方也長期存在著多種傳統產業。這些產業采用非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通過多種形態的技術創新實現生產能力提升，具有分散化、網絡化、靈活專業化的特征，有利于滿足定制性、本地性的動態市場需求。[5]

英國汽車業也顯示出福特主義并非可以無縫移植。英國福特工廠早期推行福特主義時，受到工匠傳統、有限市場、工會組織和管理能力等因素制約。圖源：大英百科全書

另一個實例是，在數字技術、智能技術崛起之后，西方出于制造業外流、勞動力資源短缺或昂貴等條件，創造出“機器人換人”的生產組織變革理念，“無人工廠”“黑燈工廠”同樣一度成為普適性先進生產模式的代名詞。

然而，一方面，這些理念在美歐自己的產業專家那里也備受批評。麻省理工學院產業政策專家發表的《先進制造：美國的新創新政策》一書，就針對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發展未能對傳統制造業、工業等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廣泛擴大就業提供幫助，提出了系統性的革新建議；[6]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行業和企業都有條件或者有必要依照這種先進模式實施變革。比如，許多中小企業近年對各種數字技術和智能技術的應用，也只是集中在一些非核心業務上，很少可能對其流程和工藝實施大幅革新。在目前的技術狀況下，過于激進地鼓吹“機器人換人”或者“無人工廠”等理念，可能破壞許多企業原本的發展和生產經營生態。[7]

反思“機器人換人”“無人工廠”等理念的普適性，并不是否定這些理念在一定條件下的有效性和啟發性，而是要求產業政策的制定者更深入地關注地方的發展條件和企業的可能發展路徑，根據地方產業和具體企業的發展需求來制定政策。

總之，向自主探索階段轉型，必須考慮如何“因地制宜”地通過加強基礎科研能力，強化對本土先進產業發展以及傳統產業升級的支撐。

在韓國，今年初現代汽車工會向公司發出正式警告，明確反對波士頓動力的機器人“阿特拉斯”投入生產現場，工會指出“此舉將造成嚴重的就業沖擊”。圖源：路透社

從體制機制變革的層面來說，上述轉型任務最重要的要求，是突破在追趕模仿階段形成的科技創新思維和評價機制：一方面，科研被視為高于并且支配經濟系統的存在，而另一方面，科研又在崇尚著“兩頭在外”：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自國外，成果發表也在國外。

說白了，在追趕階段，正規科研體系支持的研發活動游離于經濟系統之外，并沒有真正對本土經濟社會發展起到創新驅動作用——深圳市科技局原局長周路明曾借助深圳的發展經驗對此提出看法：

“深圳是中國第一個把創新從純科研的活動轉變成為經濟活動的城市，這使得創新投入產出的效率出現了極大的改善。 在科研主導的創新模式中，技術實現被當成終極目的，大牌的專家、高級的技術、昂貴的裝備變成了創新的標配。當創新回歸經濟活動層面之后，人們對技術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深圳人的技術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技術被當成工具，實現企業發展目標的一個具有能動性的工具。

合適的技術（與企業發展階段、市場需求、管理架構、人才配置相適應）的技術是好技術，企業家的能力體現在發現、鑒別合適的技術。當年王傳福創業時候的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在中國做制造必須利用人口紅利來降低制造成本，這成為比亞迪創新模式的基本邏輯。 按照這個模型，王傳福在電池制造產線中能不用機器的地方盡量用人工，為了適應大量人工環節，他在電池材料環節加大研發投入來保證產品的質量，比亞迪用這種方式打敗了跨國公司。 某一年，外地的一位領導參觀完比亞迪，看到簡陋的生產線和大量的打工仔、打工妹，很不以為然：這不是一個工廠嗎，哪里有高科技？而這正是深圳不一樣的地方，按照經濟規律組織創新。”

王傳福（左二）下車間和工人一起探討技術。圖源：新華社

在他看來：

“深圳過去40年在創新方面取得的成功從來都不是技術的勝利，而是在市場化的進程中不斷通過制度創新消除阻礙創新的體制機制因素，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熱情，把技術實現的環節交給企業通過產學研合作或自己研發來解決，從而實現了高效率的創新。”[8]

只不過，在當前的發展形勢下，諸多產業、諸多企業面對的都是無既成經驗可以遵循的無人領域，此時僅依靠企業家務實精神來模仿、學習和有限創新，已經不足以實現可持續性增長，必須通過體制機制的變革去激勵各類創新資源和人才的流動，讓更多力量與企業一起在無人區中實施探索。

二、基礎科研的全球發展趨勢及其政策意涵

在無人區展開探索，更加不能回到之前那種將科研系統視為高于和支配經濟系統的傳統思維，更加不能以“兩頭在外”的評價機制來推動科研。那么，應當如何設計基礎科研模式？在當前，首先應當注意基礎研究的三個發展趨勢：

其一，從全球范圍看，基礎研究的原創突破性一直在下降。

2023年1月4日，國際頂尖學術期刊《自然》（Nature）發表了一篇明尼蘇達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研究人員合作的論文，通過對過去60年里的4500萬篇論文和390萬個專利的分析，發現無論哪類學科，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突破性都在下降。

該論文同時檢驗了《自然》、《科學》（Science）和《美國科學院院報》（PNAS）這三大綜合性學術期刊的223745篇論文以及635篇諾貝爾獎獲獎論文在發表后5年的引用指數變化情況，最終確證：科研的突破性在整體上呈下降趨勢。作者得出結論：科學家和發明家近幾十年來一直在依賴一套較為狹窄的現有知識體系。[9]

CD指數用于衡量一篇論文對所在領域的“顛覆性”影響，數值越高，說明越能改變既有研究方向；圖中顯示，自20世紀中期以來，社會科學、技術、物理科學、生命科學與生物醫學等領域的論文突破性整體下降。圖源：Nature

其二，基礎研究與新興產業呈現出共生關系的趨勢越來越顯著。

雖然基礎研究的原創突破性在持續下降，但其對于新興產業發展的支持作用依然不容低估。例如，CAR-T細胞療法最初源于基礎免疫學研究，現已成為癌癥治療的標準方案，并逐步拓展至實體瘤和自身免疫疾病領域；微生物降解塑料、酶工程等環保技術的研究，直接回應了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產業需求。

《自然》雜志上近年發表的系列文章多次強調，產業發展與基礎科研是共生關系。《全球生命科學集群創新發展報告2024》指出，波士頓、劍橋等國際領先的產業集群均以基礎科研為核心驅動力，通過高校、企業與政府的協同實現技術轉化。

特朗普在第二次出任美國總統后，在大幅削減美國國立醫學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科研資助，但有多項統計說明，美國NIH的資助模式強調長期基礎項目，曾取得過非常重要的成就：其研究成果支撐了超過90%的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藥品。

位于波士頓的肯德爾廣場一直是美國生命科學蓬勃發展的中心，這里聚集了諾華、百健、輝瑞、賽諾菲等生命科學和生物制藥行業的巨頭企業。

其三，基礎研究日益表現出跨學科、多專業融合的趨勢。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科學界興起了一種被稱為“會聚觀”（convergence）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整合生命科學領域與物質科學、數學及計算科學、醫學和工程學領域的專業知識，要求形成一個全面、綜合的框架，以應對特定的挑戰。“會聚觀”的研究方法不僅涵蓋傳統的純基礎學科，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還擴展到了許多新興領域，特別是與應用相關的學科，甚至工程學。

在“會聚觀”的啟發下，不但各個學科本身的前沿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拓展和發展，許多高度綜合性的先進科技成果也被激發了出來。人工智能（AI）在近年的突飛猛進，是另一個涉及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心理學、腦科學、神經科學、認知科學、先進材料學、集成電路等多學科交叉互融的典型例子。

科研領域的上述發展趨勢，要求科技和產業領域的公共政策給予有針對性的應對：

第一，需要建立有利于分類支持基礎研究的多元資助體系。

國際科技界原創突破性的下降，既表明了科學共同體在當前陷入了某種瓶頸，又說明了無論是出于知識探索的需要，還是出于催生新產業的需要，目前都是尋找新的突破的關鍵時期。

這個狀況向公共政策提出了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方面，不能輕視對于目前還不具備轉化價值的重大科學難題攻關的支持（這種類型的基礎研究可以并不十分恰當地稱為“純基礎研究”[10]）；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顧具體的經濟社會發展實情來不計成本地支持這類科學難題攻關。

由此，（1）必須形成針對純基礎研究的長期穩定支持；（2）又不能僅依靠公共財政或者商業資本給予支持。因而，需要通過政策創新，開拓出多元的資助渠道，建立以一定的財政支持為基礎，以不受財政規則約束或不以直接利潤回報為目標的社會捐贈資金為主力軍的長期支持。美國的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就是這樣一個在企業家私人捐贈基礎上建立起的基礎科研支持機構，其經驗值得深入研究。

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是生物醫學研究組織和慈善機構，主要推動科學知識發現與傳播；其科研項目也強調對科學家進行長期、靈活支持，讓他們探索基礎生物學和醫學問題。圖源：路透社

第二，需要建立促進產業與基礎研究相互支持的機制和機構。

基礎研究與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這種類型的基礎研究可以稱為“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體現了科學研究的復雜性和非線性特征。因此，它既可以支持產業界借助科研成果轉化來推動經濟增長，也可以支持科學界在參與技術難題攻關的過程中，反向推動科研發展。

近年來，這兩方面都有相當引人關注的案例。例如，產業對低能耗、高算力的需求推動了光芯片的材料與設計創新，而光芯片的物理機制研究（如波導特性）又反過來推進了光學和材料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目前，各個發達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通過科研資助和稅收優惠，強化基礎研究與新興產業的融合發展。在中國，近年來也通過政策扶持，推動生命科學集群迅速崛起，同時收獲了相關領域基礎科研和產業發展的成果。

總之，對這類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可以更多向社會開放，吸引各類資本投入，共同推動科學研究進步和新興產業發展，分享科技發展的紅利。

光芯片研發中對光傳輸、調制、損耗、色散和耦合等物理機制的研究，也反過來促進了光學、光電子學和材料科學相關基礎研究的發展。圖源：路透社

第三，需要更徹底地變革科研組織方式，促進跨學科、多專業交融發展。

相對于傳統的以學科為組織基礎進行的科研活動，“會聚觀”代表著組織文化、組織機制的變革。促進及維持“會聚”研究所必需的整體生態系統，不僅需要科研工作者的貢獻，也越來越多地聚集了來自國家實驗室、產業界、臨床機構和基金組織等利益相關者與合作者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同時還融合了經濟學、社會學及行為學等方面的意見。這就要求更深度地推進科研組織創新。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一般通過“校內聯合”和“校際聯合”兩種路徑構建新型科研組織，例如MIT媒體實驗室和斯坦福大學Bio-X計劃。這些組織結構著重打破學科壁壘，在實施任務導向管理的同時，兼顧一定的學科導向管理，以解決復雜問題（如新一代互聯網、氣候變化、精準醫療等）為核心，整合多學科資源。

斯坦福Bio-X計劃可以作為“會聚研究”或“新型科研組織”的案例：它通過制度化平臺打破院系和學科邊界，把基礎研究、工程技術、醫學應用和產業創新連接起來。

三、大力支持以企業為主體實施“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

針對當前的科技和產業變革形勢以及基礎研究發展狀況，在上述的公共政策思考中，尤其需要考慮：為“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應突出探討如何真正有效支持以企業為主體實施“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

這里面臨一個深層次的困境：科技與產業的非線性、會聚性特征越來越明顯，但是中國的科研管理體制卻長期受到線性創新思維的桎梏。要克服這一深層次困境，需要大力實施體制機制變革，確立以企業為創新主體的基礎科研發展模式。

以企業為創新主體，在當前的科技和產業變革過程具有再如何強調也不為過的重要性。哈佛大學兩位工程學專家梳理從1956年開始由于在信息通信領域的理論貢獻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六項科學工作，其中一些工作還同時獲得了美國國家工程院頒發的德雷珀獎（Draper Prize，獎勵工程類技術發明），揭示出所謂“科研活動”的豐富內涵：

這六項科學工作“展現了多種類型知識在創新中的作用，正是這些創新創造了我們當前的信息通信時代。……這些研究都可被劃歸到‘基礎’或‘應用’研究類別，但這種分類方式忽略了這些研究的復雜性和跨類別性。更糟糕的是，它會讓那些反對‘應用研究’者的偏見更加強化。”[11]

而且，這些知識是處在一個交互促進的動態過程中：

“（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循環可以雙向跨越，研究知識可被視為在跨越循環中隨時間演化的一個整體。循環的雙向性表明一個事實，發明并非總是發現的產物，它也可能是其他發明的產物；同時，重要的發現也可能是來自新的發明。”

這一堅實的理論論述為確立以企業為創新主體地位的科研范式奠定了基礎。

科學“發現”（Discovery）與技術“發明”（Invention）之間的循環互動關系。技術發明往往源自科學發現，但新的技術工具與工程系統又會反過來推動新的科學發現。圖源：Narayanamurti, Odumosu & Vinsel (2013)

然而，作為長期處于追趕模仿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科技與產業政策受線性創新思維的影響比較大。中國工程院李國杰院士在之前文章中簡要描述了這個現象的特征和成因：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幾乎沒有能從事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的企業，本應由企業完成的產業創新就都交給了大學和科研單位。因此，在經濟系統之外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科技系統，體制內的事業單位幾乎成為科研的唯一載體。 由于企業技術開發能力薄弱，我國在‘科研線性模型’的末端又加了一個‘成果轉化’階段，形成‘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的中國科研模式，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到現在，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科技與經濟兩張皮’。”[12]

在線性創新的政策下，難以擺脫被鎖定在發達國家的既定技術路線內的命運，我國企業在很多重要行業中出現“引進-落后-再引進”的“追趕者陷阱”，正是這個政策導致的企業獲取科技創新資源嚴重不足的后果。[13]

目前的政策中，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激勵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發揮作用的機制。如通過“揭榜掛帥”來保障“需求引導”的科研；通過開放應用場景來推動科研成果在應用實踐中接受檢驗，等等。

不過，在長期形成的科研系統高于經濟系統、科研系統游離于經濟系統之外的思維和體制影響下，目前存在的問題是不同領域之間的話語交流并不順暢：評價體系不同、科技主管部門以促成產研對接為政績追求、許多企業“不善于言說自身的真實需求”——用技術經理人的話來吐槽，“地方主管部門或科協遞送下來的企業需求，90%以上要么是‘正確的廢話’，要么是企業為了應付檢查拋出的‘偽需求’。我認識的一位高校教授，去年接了3個‘揭榜’項目，最后發現兩個是幫企業寫申報材料沖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另一個是老板想蹭政策補貼，連實驗室都沒讓進。”[14]

改變上述狀況的辦法，必須是大力的推動科研管理體制變革，讓經濟系統和生產系統的內生聲音真正成為科研資源的指導者和調配者。這樣說，并不是否定高校、科研院所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強調基礎科研非線性和會聚性的發展趨勢所帶來的知識融合方面的迫切要求：應在解決產業發展的實踐問題的過程中，提煉科學問題、推進科學知識創新，從而實現基礎科研能力的提升。

在這個要求之下，不能滿足于基于現有的各個領域、各個系統的不同評價機制和管理體制來談揭榜掛帥、應用場景開放、成果轉化等政策主張，而是必須推動各類科研資源和人才流動，深入到企業的市場生存中去看待知識創新的難題。

在中國的產業發展實際中，已經出現企業作為“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主體的實踐探索，需要得到各類創新政策和體制機制變革的進一步支持。

例如，作為湖北省級實驗室之一的江城實驗室，在半導體產業的國內外競爭形勢下，根據對于國內產業發展需求的判斷（如海外科技巨頭已壟斷了標準化的先進芯片產品市場和半導體產業生態，而國內隨著AI模型崛起而爆發的多樣性芯片需求還未能得到有效滿足），集中于先進封裝關鍵領域的研發和商用化（“先進封裝”作為以小型化、高集成度為特征的另一條技術路線，能夠通過基于用戶需求的創新來完成標準化、大規模生產不愿生產的定制化產品）。

江城實驗室通過搭建“研發平臺—中試平臺—產業化基地（實驗室成立獨立運行的公司實體）”三級實體平臺的系統支撐，構建了產業化與科學研究深度融合的循環體系：一邊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idea—概念驗證—小試—中試—產品—商品”的創新過程中不斷篩選能在市場應用中加以檢驗的“真”問題；另一邊以科學原理為錨點，沿著“工程問題—技術問題—科學問題”路徑從產業實踐中萃取科學問題，聯合高校、科研研所共同進行基礎研究攻關。用江城實驗室自己總結的話說：這一運作模式“讓科學問題與市場需求在同一個空間相遇，科學研究指引產業價值創造，產業實踐牽引并反哺科學研究。”[15]

湖北江城實驗室面向大模型推理芯片的超高密度多晶圓集成技術突破國際壁壘，基于該技術，近10款大模型推理芯片即將啟動中試流片。

這個案例值得持續觀察和支持的要點在于，江城實驗室的產業化和科研探索活動是真正在市場機制下運行的，無論是正向提煉能產生市場價值的產業發展問題，還是反向提煉能促進科研探索的科學問題，都是為實驗室的市場生存本身服務的。

因此，圍繞這種真實生存壓力而形成的各類研究問題，不會是空泛的、或者應付各類不同評價體系的所謂科研問題，而必定是企業愿意以真金白銀去邀請各類不同的創新活動參與者實施集體攻關的“真實”且“本土化”的問題。

江城實驗室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雙漏斗”模式。圖片來源：公眾號“江城智庫”

四、供給側改革與有效需求管理的共同發力

當然，本文在這里并不希望過度放大江城實驗室這個個案的價值，僅強調其啟發意義：首先讓企業成為各類創新資源的調配者，最后以企業的市場盈利來回饋各類創新活動參與者。針對這一點，要在更廣范圍內充分實現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效能，需要在體制機制層面實施一系列的建設和變革工作。

在這里，應該思考一個非常棘手的現實問題：在目前狀況下，如何將市場做大，激勵企業為了更好的發展前景去鏈接各類創新資源？如果沒有這樣的發展前景，企業如果只能在生死存亡線上勉力維持，則談不上為了更好的發展而投入資源和鏈接外部力量實施共同開發。

在當前，產業領域存在嚴重的供需失衡問題：對新興產業的支持遠過于對消費和內需的拉動。這種狀況會造成對于各類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施創新探索的重大阻礙。長期流行的許多經濟發展政策理念對此都思考不足。

例如，新自由主義過于簡化新技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曾批評其根深蒂固的完美市場假設，即認為“如果現代有更好的技術，那么理性的廠商當然會采用它”，但“它們忽視了規模經濟與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只關注資本存量固定的短時期，沒有探討與生產、技術進步和產業組織有關的增長問題。[16]

中國在十五五規劃中指出：“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這是綜合把握供給側改革與有限需求管理的政策認識，蘊含著超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意義。

4月26日至28日，第四屆中國（安徽）科技創新成果轉化交易會在合肥舉行。本屆科交會以“科技打頭陣 創新贏未來”為主題，展示我國多個領域科技創新的最新成果。圖源：新華社

在現實世界，做強做大市場以及先進技術和適宜技術的創造及擴散都不是簡單的事情，需要不斷以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來動態推進。因此，需要把綜合把握供給側改革與有效需求管理的政策認識，在實踐中予以落實。

在具體措施上，應當考慮，例如：如何調整各類公共資源的配給，有效擴大需求，為各行各業和各類企業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形成有效的“共同發現價格”的機制，使多樣的發展需求有可能對供給側改革措施產生影響，激發多樣化的產業成長？如何突破政產學研金等等各個不同系統的既有制度約束，實施對于有助于本地產業發展的技術創新的共同探索？

對這些問題，應在具體的產業和企業發展過程予以討論、解決，讓企業家和產業界的聲音在這種討論中占據主要位置，以此推動體制機制的深層次變革，全面形成對于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有效支持，這是幫助中國“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真正建成科研強國、產業強國和前沿技術經濟體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 讓·梯若爾：支持出臺產業政策，但需進行監管，https://finance.sina.cn/hy/2023-04-14/detail-imyqikxr2935214.d.html.

“EU Innovation Policy - How to Escape the Middle Technology Trap”，https://iep.unibocconi.eu/sites/default/files/media/attach/2Report_EU%20Innovation%20Policy_upd_240514.pdf.

Xavier Cirera and William F. Maloney，“The Innovation Paradox：Developing-Country Capabilities and the Unrealized Promise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322521507638821474/pdf/120336-PUB-PUBLIC.pdf.

Dani Rodrik，“New Technologies，Global Value Chains，and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NBER Working Paper no. 25164，October 2018.

See 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eds.，World of Possibilities：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威廉姆˙邦維利安、彼得˙辛格：《先進制造：美國的新創新政策》，沈開艷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

關于中小企業在近期應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狀況，參見經合組織（OECD）最新發表的調查報告，“Generative AI and the SME Workforce：New Survey Evidence”，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generative-ai-and-the-sme-workforce_2d08b99d-en.html.

深圳獨有的創新模式，連美國可能也沒有看懂……，https://mp.weixin.qq.com/s/Hqtd1ZFW0W4Q8W8GkS3SYQ.

Michael Park, Erin Leahey & Russell J. Funk，“Papers and patents 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 time”，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5543-x.

簡單地說，純基礎研究包括了數學、理論物理學、天文學、基礎化學、基礎生物學、板塊學、宇宙學等。應該指出，科技研究文獻中沒有就何謂“純基礎研究”、何謂“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等概念形成共識，類似的這種說法僅對于科研管理的分類施政有一定意義，因為對于具體的科研人員來說，是從事哪種范疇的科研活動，通常并不是其主要關心的問題。

那拉亞那穆提、歐度茂蘇：《發明與發現：反思無止境的前沿》，黃萃、蘇竣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

李國杰：《大力推進以產業發展為導向的科技創新》，《中國科學院院刊》2025年第5期。

陳玲、孫君、付宇航：《政策協調、不確定性與大型技術系統創新——中國核電技術趕超的案例研究》，《公共政策評論》第2024年第3期。

95%的揭榜需求都是“假的”？當技術經理人開始用AI“擠水分”，https://mp.weixin.qq.com/s/kVf9X7Lu13rig2fWnSZTrw.

江城實驗室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雙漏斗”模式，https://mp.weixin.qq.com/s/k7pIrpt5HoFzEuwoQ_BF1Q.

邁克爾·H. 貝斯特：《增長如何發生：通過增長三角創造經濟奇跡》，李連波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第105、139頁。

崔之元：《新三位一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雙循環和共同富裕》，《清華金融評論》2022年第3期；崔之元：《應對特朗普關稅戰與金融戰的三件大事》，《文化縱橫》2025年第5期。

蔣余浩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資深研究員、教授

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審校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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