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青春】學術青年的思與遠方

為什么選擇做學術呢？有兩種情況較為典型：人生問題求覺解，家國天下應擔當。很多讀哲學的人，與其說是主動地思考人生意義問題，毋寧說是被人生意義的問題抓住了。有無、生死、命運、時間，這對很多人來說不是問題，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會被這些問題反復纏繞。因此，學術研究被當作了回答問題和獲得救贖的一種方式，這在青年時期尤為典型。

作為青年學者，通過學術研究的方式無論是求索人生問題還是構想家國秩序，都需要極強的動能去實現知與行的合一。這樣的合一，它本質上是一種偏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學術研究生活方式與社會的現實性與規則性接觸、碰撞、融合的過程。在實際的生活經驗中，完成知行的相須和互發是不容易的。但是，真正的學問畢竟是知行合一的，這已經被無數的前輩學者們印證過了。

從撰寫博士論文起，直到今日，我的學術研究始終以奧古斯丁思想為主，學術追求從來沒有動搖或轉換過，反而越發體會到，深入研究這樣一位關鍵性的轉折人物，不僅可以推動對西方文明史的精準把握，還可以在文明互鑒中增益我們自己。

伴隨著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召開，國內高校開始設置古典學專業，社會上也不斷掀起古典學熱潮，這都要求學者們應當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促進文明傳承發展，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在其中，深入研究奧古斯丁所匯聚的西方古典思想，細致考察其傳入中國的歷史過程，大力拓展相關研究的國際學術交流，就可以在國際上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消除對東西方歷史的臉譜化、線條化的片面理解，看到東西方文明在交流互鑒中發生的復雜的物理式碰撞和化學式化合的關系，從而展示出中華文明在新時代所煥發出的更強大、更包容和更具世界性的活力。這也將表明，漢傳400余年的奧古斯丁不再僅僅是“奧古斯丁在中國”，而已經成為“中國的奧古斯丁”。

“通古今之變”，理解現代性，是我大學以來立志從事學術研究的潛在動機。盡管在學術分工日益細化的今天，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逐漸地被各個學科的實證研究所掩蓋。“通古今之變”的目的在于理解現代性的歷史生成，給我們反思當下生活提供一個參照。古代與現代不僅僅是時間概念，它們的張力廣泛地體現于同一個空間內的心理結構、人際關系、生活慣習、組織形態等各個方面；現代性也不總是意味著“進步”與“前衛”，它更多地指向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念、行為方式乃至信仰形態。

如何在徹底內在化的世界中尋找超越，這既是近代哲學的課題，也是現代世界的使命。如果你不想要僅僅沉湎感性，縱情聲色，如果你不想要被現代性的牢籠和工具理性束縛，如果你的生命還要尋求意義和崇高，那么超越是必然的出路。

對我而言，哲學學術之路，即個人追尋幸福之路。這條道路，可以概括為從熱愛到沉淀，再到踐行的哲學人生。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奧古斯丁乃至整個教父哲學都具有非常強烈的實踐倫理指向：哲學不僅是為了回答某一理論問題，更在于指導人的生活，幫助人獲得幸福。在奧古斯丁看來，幸福生活并不等同于主觀體驗，而是涉及真理、德性、情感等多個維度——包括對真理的追尋、德性的修煉以及情感的治療，而這些都建立在“愛”的基礎之上。

在教學與研究之中，我時時感受著自己的成長與進步，把熱愛變成事業，讓興趣落地為能力。這當然很幸福，但還有一種幸福，在于用學術去關懷社會、承擔責任。

我至今都清楚地記得在海德堡大學的課堂上親歷延斯?哈弗瓦森（Jens Halfwassen）和卡魯斯?斯蒂爾（Carlos Steel）爭論《巴門尼德篇》的場景，那時的我恍惚間覺得似乎普洛丁（Plotinus）和普洛克勒斯（Proclus）在我眼前復活了。那種頂尖學者對自身研究領域絕對的控制力和闡發細節時所迸發出的利劍一般的穿透力，令我神往；那時的我便發下宏愿，要像他們那樣成為世界一流的古希臘哲學研究者。多年來歷經歷練、初心未改，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雖還未至、心向往并努力之。

拉斐爾在《雅典學派》中把柏拉圖刻畫為以手指天、亞里士多德以掌撫地，以此凸顯柏拉圖哲學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哲學現實主義的特征。現實主義可以被視為下限原則，處理事務時不求最佳但求實現，以務實為第一要務，盡己所能做當下能做到之事；理想主義可以被視為上限原則，處理事務時只求最佳、不計后果、不計代價，即便當下或長時間都無法達到預期目標。如果允許我給青年學者（包括我自己）給點人生建議的話，那便是外在環境內卷、內在心境就不能內耗，既然初心未變、那就一往無前。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任編輯： 李秀偉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如需交流可聯系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