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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閱” 二字的起源,本與血緣特權無關。《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記載:“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勛,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
最初的 “閥閱”,是朝廷考核官吏政績與資歷的標準,《漢書?車千秋傳》中 “無伐閱功勞” 的記載,印證了其作為官員晉升依據的原始功能,顏師古注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然而自東漢中后期起,這一詞匯逐漸發生質變。
東漢察舉制的實施,本是為了選拔寒門賢才,但很快被官僚集團壟斷。《漢書?哀帝紀》注引《漢儀注》規定:“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
這種“任子” 制度讓高官子弟得以世襲為官,《后漢書?桓榮傳》中 “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 的記載,便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久而久之,官員選拔形成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的格局,“閥閱” 也從官員履歷轉變為門第高低的象征。
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制度進入鼎盛階段。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以 “家世、品行、才能” 為評定標準,最終卻淪為 “計資定品”,只重家世不看才德。
《南史?王僧孺傳》記載:“宋齊以來,士庶區別,國之章也。” 當時士族與庶族界限森嚴,甚至不通婚、不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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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集團包括崔、盧、李、鄭、王五大姓氏,其中崔氏分為清河、博陵兩支,李氏分為隴西、趙郡兩支,加上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合稱 “五姓七望”,其聲望之隆,連李唐皇室都自嘆弗如。
清河崔氏與博陵崔氏堪稱門閥中的 “天花板”。崔氏源自姜姓,為炎帝后裔,西周時因封地崔邑得姓。東漢以后,崔氏分為清河、博陵兩支,魏晉南北朝時高官輩出。《北史?崔浩傳》記載,崔浩為北魏司徒,“軍國大計,多所參預”,其家族 “世為北州冠族”。
到了唐代,崔氏更是達到頂峰,僅清河、博陵兩支就累計出了 29 位宰相,當時天下流傳 “言貴姓者莫如崔盧李鄭王” 的俗諺。即便是唐太宗試圖打壓,修訂《氏族志》時仍不得不將崔氏列為第三等,可見其根基之深。
范陽盧氏以儒學傳家,始祖為東漢大儒盧植,被譽為 “士之楷模,國之楨干”。《后漢書?盧植傳》記載,盧植 “少與鄭玄俱事馬融,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其學識與品行成為家族傳承的核心。
三國至北魏時期,盧氏累居高官,北魏太武帝時盧玄 “首應旌命”,家族成為北方一流高門。《北史?盧玄傳》記載,盧玄一族 “自玄至其曾孫,一家百口,共財同居,為官著名而被史傳記載者就有十八人”。
唐代盧氏雖遭打壓,仍有八位成員官至宰相,且婚姻只限于其他門閥,從不與皇室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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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西李氏始祖為秦隴西郡守李崇,其孫李信為秦大將軍,封隴西侯,漢朝飛將軍李廣便是其后人。魏晉亂世中,隴西李氏崛起,西涼王李暠建立政權,成為家族第一位國主。《舊唐書?高祖本紀》記載,李唐皇室便自稱隴西李氏后裔,以此抬高門第。
滎陽鄭氏源自周宣王分封的鄭國,王室后裔以鄭為姓,以滎陽為郡望。東漢末年,鄭渾、鄭泰等人躋身仕途,家族逐漸發展為高門。《北史?鄭羲傳》記載,鄭羲為北魏中書令,其家族 “自魏至隋,蟬聯貴仕”。
太原王氏開基于兩漢之間,東漢王允以謀誅董卓之功使家族聲名遠播,魏晉南北朝時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天下王氏出太原” 的美譽流傳至今。唐代太原王氏人才輩出,王勃、王之渙、王昌齡、王維等皆出自這一家族,同時還涌現出多位宰相,唐高宗的王皇后也出自此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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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壟斷是門閥的核心優勢。
從東漢的察舉制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門閥子弟幾乎占據了所有高官要職。《通典?選舉二》記載,西晉時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中正官皆由士族擔任,評定品級時 “唯以居位為貴”。即便是科舉制在隋唐確立后,門閥仍能憑借特權占據優勢。
《新唐書?選舉制》規定,科舉考生需提交 “家狀”,證明三代清白,“工商雜類” 不得應試,這一規定成為門閥過濾寒門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唐代科舉不糊名,考官可直接看到考生姓名,門閥子弟憑借家族聲望和人脈,極易被錄取。
《舊唐書?李德裕傳》中,李德裕公然宣稱:“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熟朝廷事。” 這種觀念在當時極為普遍,使得門閥子弟即便不才,也能輕松躋身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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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便壟斷了儒家經典的學習權與解釋權。《南史?王儉傳》記載,瑯琊王氏的王儉 “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儒教”,這種家學傳承成為門閥子弟的專屬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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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壁壘是門閥的保鮮秘訣。
門閥大族通過聯姻形成封閉的利益共同體,《北史?崔挺傳》記載,崔挺 “世為三齊大族,姻婭皆衣冠之美”。唐代 “五姓七望” 之間相互通婚,拒絕與非門閥家族聯姻,即便是皇室也不例外。唐高宗時曾頒布法令,禁止 “七姓十家” 自行婚娶,試圖打破其婚姻壟斷,但收效甚微。
《隋唐嘉話》記載,唐高宗時的宰相薛元超,身為唐太宗的侄女婿,卻感嘆自己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連宰相都以娶五姓女為榮,可見門閥婚姻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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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漢以來,皇權與門閥的博弈從未停止。帝王們試圖削弱門閥特權,而門閥則憑借深厚根基頑強抵抗,這場拉鋸戰貫穿了中古史的始終。
唐太宗李世民對門閥的傲慢早有不滿。貞觀六年,李世民下令修訂《氏族志》,明確要求 “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試圖以當朝功勛取代傳統門第。
然而編修官仍將清河崔氏列為第三等,李世民得知后怒斥:“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不解人間何為重之?”
最終,李世民強令將皇室李氏列為第一,皇后長孫氏列為第二,崔氏等山東士族列為第三,但這只是表面上的調整,門閥的實際影響力并未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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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時期,為打擊關隴門閥和山東士族,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她創設殿試,由皇帝親自出題考試,繞開門閥把控的常規選拔渠道;又開設武舉,允許寒門子弟通過武功入仕。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記載,武則天 “大開選舉,務求拔擢,有才行者,咸令自舉”,通過這些舉措,狄仁杰、張柬之等寒門官員得以進入權力核心。
但武則天去世后,門閥集團迅速反撲,《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中宗復位后,“悉追復武后所降士族”,門閥勢力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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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帝王們采取了諸多措施,門閥仍能憑借其適應性頑強存續。安史之亂后,河北士族遭受打擊,卻能通過聯姻迅速恢復影響力;黃巢起義前,門閥雖然在科舉制的沖擊下有所衰落,但仍是社會上最具聲望的群體。
正如《資治通鑒》所記載,晚唐時期,“雖朝代更迭,而門閥之地位如故”,這種超強的生命力,讓門閥成為中古時期最頑固的特權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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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門閥大族頑強存續了近千年,但唐末的兩場暴力風暴,最終終結了其特權時代。黃巢起義與朱溫篡唐,以血腥的方式摧毀了門閥的生存基礎,讓延續千年的閥閱制度走向覆滅。
黃巢起義前,門閥仍在社會上享有崇高聲望,但科舉制的發展已讓寒門子弟逐漸崛起,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黃巢本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卻因出身低微屢試不第,對門閥壟斷仕途的現狀深惡痛絕。
中和元年,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對門閥大族展開了殘酷的清算。《舊唐書?僖宗紀》記載,起義軍 “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不僅殺戮皇室,更將矛頭指向崔、盧、李、鄭等門閥家族。他們焚毀門閥的譜牒檔案,沒收其家產,屠戮其族人,摧毀了門閥賴以存續的宗法網絡和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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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黃巢起義給了門閥致命一擊,那么朱溫的 “白馬驛之禍” 則徹底終結了門閥的政治生命。天祐二年,朱溫在白馬驛將裴樞、崔遠等三十多位出身門閥的大臣全部殺害,并將他們的尸體投入黃河。
《舊五代史?梁太祖紀》記載,朱溫的謀士李振曾說:“此輩自謂清流,宜投黃河,永為濁流。” 這句話道破了這場屠殺的本質 —— 不僅是清除政治對手,更是對門閥特權觀念的徹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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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兩劫,門閥大族遭到毀滅性打擊。那些世代傳承的譜牒被焚毀,無法再證明門第高低;家族成員或死或逃,宗法體系徹底崩潰;積累的財富被掠奪,經濟基礎不復存在。《新五代史?豆盧革傳》記載,五代時期,“衣冠之族,多避地江湖間”,曾經不可一世的門閥子弟,如今只能流離失所。
更重要的是,宋代建立后,科舉制得到完善,糊名、謄錄等制度的實施,讓科舉真正成為選拔人才的公平渠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成為現實,門閥賴以生存的仕途壟斷被徹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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