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燒鳥是日本高端日料,自帶“匠人精神”光環,實則從誕生起就是平民食物。
日本江戶時代,天武天皇因信佛教頒布禁令,禁止食用牛馬雞等禽畜,民間百姓只能捕捉麻雀、鵪鶉等野鳥烤制充饑。
明治維新后禁令解除,雞肉價格昂貴,普通百姓吃不起整雞,攤主便用雞皮、雞雜等邊角料烤制售賣,成為平價下酒菜。
二戰后,美國援助大量白羽雞,雞肉價格下降,燒鳥徹底成為日本街頭巷尾的平民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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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本土,傳統燒鳥店多是居民區樓下的小館子,幾張桌子一個烤爐,老板一人兼顧烤串和端菜。
普通燒鳥一串僅110到300日元,居酒屋人均消費1000到2000日元,即便米其林級別的燒鳥店,人均也才6000日元左右。
日本人吃燒鳥,和我們吃東北燒烤別無二致,下班后排解壓力,約上同事喝啤酒、擼串、吐槽老板,無關精致,只為實用。這種平民屬性,卻在傳入中國后被徹底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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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前后,北上廣深興起一批高端日料店,燒鳥作為日料分支被納入菜單,彼時定價高昂,食客寥寥,多為商務宴請場景。沒人能想到,十幾年后,它會掀起一場全民追捧的熱潮。
2019年后,燒鳥迎來爆發式增長,短短三年多時間,全國相關店鋪從不到1000家猛增到2023年底的1.6萬家。商場、街頭,隨處可見掛著日式招牌的燒鳥店,溢價模式被發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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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雞雜,東北燒烤攤十塊錢三串,被視為邊角料;可在燒鳥店,換個名字就身價倍增。雞屁股叫“七里香”,雞屁股上的兩塊肉叫“雞生行”,未成熟的雞蛋黃叫“提燈”,一串價格從18元到48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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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價背后,是極低的成本。有報道顯示,一串提燈進貨價不到3元,卻能賣到30元;蔥肉串進價不到2元,售價可達十幾元,行業利潤翻十倍。不少人嗅到商機,就連地攤都做起了高價燒鳥。
商家為高價找足說辭,張口就是“新鮮現串、拒絕冰凍”,閉口就是“手工現烤、還原日式本味”。可真相是,很多高價燒鳥用的并非高標準食材,十幾二十塊一串的燒鳥,進價往往只有三四塊。
虛假的溢價模式,終究逃不過市場的檢驗。2023年8月至2024年8月,國內日料門店從5.2萬家銳減到2.8萬家,一年倒閉超2萬家,燒鳥店作為核心細分賽道,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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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燒鳥的崩塌,早已埋下伏筆。貴得毫無道理是核心癥結,花500塊吃的燒鳥,和樓下50塊的燒烤攤,本質上都是烤雞肉串,口感并無本質區別。
食品安全隱患更是雪上加霜。我國零售生雞肉中,約40%存在沙門氏菌污染,而很多燒鳥店為追求“嫩”,將肉烤至半生不熟,風險陡增。
尤其是“提燈”,由未成熟的雞蛋黃和輸卵管組成,更難徹底殺菌,成為沙門氏菌感染的高風險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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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消費者正在覺醒。最近幾年,工作內卷、賺錢難度加大,人們開始褪去消費濾鏡,不再為虛無的“氛圍感”“精致感”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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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日本燒鳥的長久發展,更能看清中國高價燒鳥的畸形。日本高端燒鳥的溢價,源于稀有雞種和精湛火候,而非簡單的包裝;而中國燒鳥,只是把平民小吃強行包裝成“生活方式”,用想象替代原料定價。
到2026年,燒鳥行業分化愈發明顯。少數高端店憑借稀有雞種和精細工藝維持高價,客群狹窄;大多數門店則回歸性價比,客單價降至百元左右,甚至有品牌推出全場18元的平價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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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燒鳥在中國的故事,從來不是吃不吃的問題,而是一場商業收割。它的爆火,是消費主義營造的假象;它的崩塌,是市場回歸理性的必然。
那些靠包裝、符號溢價的品類,終究會被消費者拋棄。畢竟,消費的本質是讓自己開心,不是為了給別人看。高價燒鳥的敗局,不過是給所有網紅餐飲上了一課,脫離本質的溢價,再華麗也終會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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