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摩薩臺到馬杜羅，美國掠奪史被揭開，伊朗一句話讓白宮沉默了

特朗普揚言掠奪伊朗石油，延續的是美國長期以來的掠奪史。從津巴布韋到委內瑞拉，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脅迫和帝國式掠奪，始終是其一貫做法。

兩個月前，美以對伊朗發動聯合攻擊。此后，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多次宣稱要奪取伊朗石油。他說：“如果由我決定，我會把石油拿走，我會把石油留住，那會帶來大量收入。”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還威脅要摧毀伊朗的石油基礎設施。

特朗普原本希望重演綁架尼古拉斯·馬杜羅、掠奪委內瑞拉石油的那一幕，但他那種志得意滿的表態，后來證明為時過早。

面對特朗普的威脅，伊朗官員多次回應，提醒他伊朗不是委內瑞拉。“我們明確告訴美國人，這里不是委內瑞拉，不是你們可以掠奪資源的地方。”他們還表示，伊斯蘭共和國和伊朗人民“將堅決抵制這類企圖”。

1953年，伊朗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將石油收歸國有，隨后遭到推翻。此后，美國和英國曾得以掠奪伊朗石油。但如今，類似情形再次上演的可能性，看來已經小得多。

美國掠奪第三世界資源，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這一做法延續了其二戰以來的帝國主義政策。若追溯到美國對拉丁美洲資源的攫取，乃至對美國境內原住民資源的掠奪，其歷史還要更早。

去殖民化時代到來后，美國和昔日歐洲殖民帝國依然立場堅定，堅持認為，歐洲和美國直接殖民統治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應把經濟主權交還給正在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

加納前總統夸梅·恩克魯瑪對此看得很清楚。他指出，前殖民地國家即便獲得政治獨立，如果全球殖民經濟結構依舊不變，第三世界資源繼續遭到掠奪，那么被殖民者的經濟處境就不會有根本改變。最終，他們仍將失去經濟主權，也難以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獨立。

自1950年以來，第三委員會內部圍繞這一問題的爭論一直十分激烈。殖民國家堅持要求在未來決議中加入“殖民豁免條款”。

1952年，美國曾在聯合國大會一項將自決宣布為人權的決議表決中投下反對票，并且“強烈反對要求殖民列強報告非自治領土邁向自治進展情況”的相關規定。

亞洲和非洲代表強烈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立場。其中，敘利亞、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國家代表尤為突出。他們在否決殖民條款、推動將自決確立為一項人權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在此之前，美國及其企業已在聯合國內部強力阻撓任何帶有經濟自決意味的主張，堅持認為，自決權只應包括政治自決。

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推行土地改革，威脅到美國企業利益，并援引1952年聯合國大會支持經濟資源國有化的決議時，美國企業反應極為激烈。

同一年，智利也試圖修改人權公約草案。和整個受美國帝國主義經濟支配的拉丁美洲一樣，智利主張“人民的自決權應包括對其全部自然資源的經濟控制權，并且不應因任何外部力量的行為而被剝奪其使用這些資源的權利或生存手段”。面對試圖確立經濟獨立的這些舉動，美國方面感到極度震驚，甚至把蘇聯和第三世界國家推動將獨立國家經濟自決制度化的努力，稱作一種“仇恨語言”。

到1962年，聯合國大會第1803號決議確認了對自然資源的永久主權，以此重申經濟自決原則。

但這并沒有阻止美國。美國支持了一系列權力更迭，促使那些致力于追求經濟主權的領導人下臺。較為突出的例子包括：1949年的敘利亞總統舒克里·庫瓦特利，1953年的摩薩臺，1954年的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1961年的剛果領導人帕特里斯·盧蒙巴，1964年的巴西總統若昂·古拉特，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艾哈邁德·蘇加諾，以及1966年的加納總統恩克魯瑪。

至于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美國在1973年將其推翻。亨利·基辛格當時那句廣為流傳的話是：“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要袖手旁觀，看著一個國家因為本國人民的不負責任而走向我們的意識形態對立面。”

盡管遭遇這些失敗，前殖民地國家仍在不斷尋找重新確立經濟主權、對抗帝國主義經濟秩序的辦法。

最后一次集體性嘗試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世界正走向經濟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這場嘗試，就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項目。

所謂“國際經濟新秩序”，是一套由第三世界國家通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提出的方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成立于1964年，由前殖民地國家以及遭受帝國主義支配的拉丁美洲國家共同推動設立，首任負責人是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其目標是促進國家間的經濟“平等”，糾正經濟“不公”，并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但這一努力最終無果而終。

事實上，在南部非洲人民擺脫種族隔離和殖民定居統治的問題上，美國長期設置障礙。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羅得西亞、納米比亞和南非的解放進程，一直受到美國否決立場的阻撓。直到相關方面作出保證，確保美國、其歐洲帝國主義盟友以及白人定居者在這些國家“獨立”后仍能維持經濟主權，這種阻撓才有所松動。

提出所謂“焦油娃娃選項”的，也是基辛格。其核心是加強美國與南非、羅得西亞以及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殖民地中的白人主導定居政權之間的聯系。

在臭名昭著、也最能說明問題的津巴布韋——羅得西亞案例中，這種經濟安排在1980年獨立后又持續了近20年。

到1990年，津巴布韋境內仍有100000名白人定居者。商業私營部門的控制權依舊掌握在白人手中。富裕郊區仍然幾乎完全屬于白人，非洲人則生活在擁擠的城鎮區。白人定居者繼續維持其優越地位，以及經濟上、實質上也是政治上的特權。英國和美國拒絕為購買白人土地提供補貼，這進一步加劇了土地短缺和經濟不滿。

結果是，津巴布韋最優質的可耕地仍掌握在白人殖民者手中。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就已強化其新自由主義政策，迫使津巴布韋削減教育和食品補貼等社會支出，以拆解其福利國家體系。

1990年，納米比亞終于獲得獨立；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終結。穆加貝與英國關系依然十分密切，以至于他在同一年還被授予榮譽爵士頭銜。

蘇聯解體后，美國帝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取得全面優勢。對津巴布韋人民來說，這是一個不祥的信號。1991年，津巴布韋采納“經濟結構調整計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要求下削減社會服務。經濟種族隔離依舊盛行，白人殖民者繼續從中獲利。

20世紀80年代在醫療、教育和就業方面取得的成果，在90年代迅速被逆轉。隨著黑人商業階層興起，政府內外的腐敗也日益嚴重。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為回應缺地的黑人群體，尤其在1997年后變得更為激進。政府提出接管800座白人農場，并向商業農場主征稅，以支持財政預算。新的激進經濟政策還意味著暫停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結構調整政策。

自1980年以來，乃至更早之前，穆加貝的所作所為都沒有像其政府觸及白人殖民者財產那樣，引發英國方面的敵意。英津關系迅速惡化。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無地農民就已開始接管被遺棄的白人農場。到后來，參與接管的人越來越多，目標不僅包括大多由白人持有的農場，也包括黑人擁有的農場。

到2000年，自1997年開始不斷升級的西方制裁，再加上結構調整政策的長期影響，使津巴布韋民眾和國家都更加貧困。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大量進入，當地也出現了由西方資助的自由派反對派，例如1999年成立的爭取民主變革運動。外界原本預期，這些力量會削弱當局。

這個自由派、親西方的反對派，反對貧困且缺地的津巴布韋本土民眾接管白人農場。他們希望推翻政府，阻止其遲來的努力，不讓其真正扭轉白人定居殖民秩序，也不讓其遏制西方掠奪。

這一時期的成果包括：在不給白人定居者補償的情況下，重新分配了80％的農業土地；“清算”了定居者政治；終結了白人殖民和種族特權；擴大了土地所有權范圍。

但這也促成了黑人資產階級地位的鞏固。2005年后，這一階層試圖通過重新向國際資本妥協，結束該國的革命狀態，并最終在2008年促成爭取民主變革運動與執政的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達成權力分享協議。

國際資本開始撤離該國，緊接著是西方譴責。世界銀行中止了“援助”，制裁威脅也迅速到來。西方媒體鋪天蓋地地妖魔化穆加貝及其政府，英國也公開呼吁政權更迭。隨后，西方實施了定向制裁。

南非雖然拆除了種族隔離的政治制度，但經濟上的種族隔離卻在新南非被進一步固化。到1996年，非洲人國民大會政府已與大企業站到一起，使南非接受新自由主義。

美國和歐洲帝國主義國家通過其國際經濟控制工具，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確保新南非不會將白人財富國有化，也不會把這些財富重新分配給其應得的主人，否則就會面臨新的經濟制裁威脅。

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帝國主義國家及本地白人統治階級達成的交易十分明確：結束種族政治隔離的代價，是維持種族經濟隔離，以及帝國主義對該國資源的掠奪。

至于伊朗，其領導人堅持表示不會重蹈委內瑞拉和馬杜羅的命運，指的是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在過去至少十年里持續干預委內瑞拉政局、削弱其合法性的經歷。2019年，他們承認美國指定的馬杜羅替代者、流亡海外且并不具備合法性的胡安·瓜伊多為該國“合法總統”。

美國持續竊取委內瑞拉石油，并試圖壓服伊朗。這些做法或許讓一些美國自由派感到不安，但它們絕非特朗普政府的“創新”。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國帝國主義一向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