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黃華副總理病重之際嘴里不斷喚著：舒暲在哪兒

時針撥回到1963年10月，地點是赤道以北的加納首都阿克拉。那年，正代表文化部巡展中國畫的青年翻譯兼策展人舒暲，第一次見到時任駐加納大使的黃華。展廳里掛畫的鋼絲還沒拉直，黃華已經搬來梯子，卷起袖子親自校正燈光。“藝術家的筆墨再好，也得讓人看得到。”他語氣隨和，卻句句中肯。舒暲把這番話牢牢記在心里。

5年后，1968年3月，新中國的外交陣線在人手最緊之際接到一件棘手差事——毛里求斯獨立慶典。彼時許多大使被召回，黃華是為數不多留在國外的代表。周總理一句“外線不能斷”，把重擔壓在了他肩上。黃華環顧身邊，挑中了既懂外語又懂業務的舒暲。兩人抵達路易港時，機場已擠滿揮舞五星紅旗的華僑。舒暲日后回憶，那股震耳欲聾的歡呼聲讓他“鼻子發酸，眼淚止不住”。

慶典次日，英國總督在官邸接見各國特使，來賓依英文國名順序落座。黃華忽見一位身著中山裝的華人被安排在字母T之前，他心頭一緊，擔憂“兩個中國”的把戲又在上演。“去問清楚。”他低聲吩咐。舒暲走近核實，才知道那人代表的是泰國，而非臺灣。虛驚一場，卻讓二人更加警覺。

同年8月，剛果（布）政局突變，軍人恩古瓦比上臺。請柬已送至北京，黃華再次受命出席獨立八周年慶典。槍聲尚未散盡，首都布拉柴維爾彌漫焦灼氣息。黃華保持一貫鎮定，堅持“互不干涉”的立場，以禮有節。會見結束，恩古瓦比握著他的手連聲贊賞：“中國朋友可信！”站在一旁做口譯的舒暲暗暗吃驚，也看到了成熟外交家的分寸感。

走南闖北的日子，讓二人結成生死之交。1970年代末，黃華回國任外交部長、副總理；舒暲轉入文化與友好交流系統。盡管位置不同，聯系卻從未中斷。1984年，在黃華倡議下，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成立，用以研究斯諾、史沫特萊等國際友人的史料。黃華擔任會長，請來熟悉外文的舒暲做秘書處要員，叮囑一句：“把他們的故事講好，就是在為中國發聲。”

1993年3月4日，北京大學里人頭攢動，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揭牌。黃華疾步上臺致辭，聲音依舊洪亮；臺下的舒暲忙前忙后，協調外賓。那以后十幾年，研究會編文集、辦研討、請友人來華，大小文件多出自舒暲之手。黃華從不批示命令，總是寫短箋：“舒暲同志，此事煩請斟酌。”末尾留白處，他習慣加一句“多保重”。

2005年7月，酷暑三十多度，北京大學再度迎來斯諾百年誕辰紀念。93歲的黃華拄杖登臺，滔滔講述與斯諾在延安同坐窯洞的往事。話到動情處，他的聲音一度哽咽，“斯諾用筆給中國出了大力。”聽眾起身鼓掌，那掌聲里，有尊敬，也有對一個時代的追憶。

黃華的隨和在小事上格外明顯。一次，舒暲與同事進家匯報，老太太何理良讓廚師加了兩個菜。飯桌上，黃華把唯一的兩碗雞湯推給客人，自己端起啤酒配小菜。舒暲尷尬推辭，被黃老一句“年輕人多補補”堵了回去。小事傳情，比任何客套都真切。

光陰翻到1999年6月。黃華一封潦草短信送到友研會：“斯諾基金會的介紹有篇長文，譯出來如何？請酌定。”語氣還是那句商量，底色卻是對外文化傳播的急切。幾天后，譯稿寄到他府上，當晚電話打來，他只說了四個字：“很好，很好。”隨即掛斷。

進入新世紀，黃華體力每況愈下，卻仍惦念研究會的下一本畫冊《友誼長存》。選圖、配文、封面題字，一筆不落。2009年春，他因支氣管炎加重入院，病榻上最常提及的仍是書稿進度。何理良急忙通知舒暲，“老頭子天天問你”。

推門而入那刻，舒暲愣住了。黃華瘦得仿佛一陣風就能吹倒，卻還伸手抓他。“稿子快印了，中英對照，您寫的題字放封面。”聽見這句匯報，黃華微微抬眉，輕輕點頭，仿佛松了一口氣。問到研究會新址，他仍叮嚀：“要方便大家，交通得考慮周全。”病痛沒能阻斷他對工作、對國際友誼的掛念。

2010年11月24日，噩耗傳來。中國失去了一位叱咤風云的外交家，友研會失去了一位摯友。舒暲站在靈堂，想起四十余年里共同走過的加納沙灘、布拉柴維爾機場，以及無數份字跡娟秀的“請酌定”。淚水模糊了挽聯上的墨跡，卻抹不去那一聲聲“舒暲”的呼喚。

黃華走了，但他留下的“交朋友”方法依舊在實踐：尊重、坦誠、互利。舒暲后來談及老領導，只說一句話——“他把每一次握手，都當作一次歷史的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