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年底，因為一個口信，蔣介石為何認為蘇聯會出兵幫中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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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8日，自蘇聯回國報告蘇聯態度的張沖因途中遭遇大雪，“恐遲滯”，故于蘭州“先將最要點電呈”蔣介石，內稱伏羅希洛夫與張宴別時，“囑轉呈：（一）如吾抗戰到生死關頭時，俄當出兵，決不坐視；（二）飛機、重炮、汽油、坦克等當繼續盡量接濟維護”。

由于戰時通信困難，蔣介石在11月24日才讀到此電。如果說楊杰、張沖報告因為兼及蘇方表態的兩個方面而僅給蔣介石帶來想象的話，現在內容如此無可置疑的“張沖口信”則最終鑄成了蔣對蘇聯參戰的誤判。

1、蔣介石的誤判

是日正值國民政府寄予厚望的比京(布魯塞爾)會議在對日制裁問題上無果而終，面對主和之聲更加高昂的局面，對深陷孤立狀態的蔣介石來說，“張沖口信”無疑是說服眾人堅持抗戰的最有力理由。

所以，蔣介石不顧自己此前對蘇聯的種種疑慮，也不顧來自蔣廷黻的完全相反的看法，立即以此口信來安撫人心，稱“必俄國已發動，蓋俄國曾許我真到生死關頭彼必加入”。與張沖實際會面后，28日蔣還指示楊杰轉告蘇聯：“張同志已到京晤面，對史伏二公甚感。我軍至萬不得已決固守南京，以待友邦出兵相助。未知何時實現，盼轉達詳復。”

恰在同一天，處于停滯狀態的“德國路徑”又有了新動向。28日晚，陶德曼在漢口告知孔祥熙：當日早晨得到德政府訓令，愿負責調停中日戰爭，日本所提條件與11月5日并無二致。當時中國不能于比京會議以外單獨與德國接洽，現比京(布魯塞爾)會議已休會，所以德國重提此議。翌日，陶德曼還就此面訪王寵惠。

主和者立即做出積極的回應。王寵惠于29日致電蔣介石稱：“默察目下國際情勢難望積極援助，國聯與九國會議顯無切實辦法，而英美蘇聯又互相推諉，我方如愿以調停方法結束戰事，則對德方提議似不宜輕易放過，且應速有具體答覆。如一方允由德國居間開始商議，一方要求實時雙方停戰，未嘗非應付之一法。”

同日，孔祥熙也致電蔣介石，以“黨政軍各方及民間輿論漸形厭戰”與“我已犧牲甚巨”為理由，建議接受德國調停。蔣介石接報后，立即復電請陶德曼赴南京面談。

但與注重“倚德議和”的王、孔不同的是，偏信“張沖口信”的蔣介石一邊“為緩兵計”同意重啟“德國路徑”，一邊還另有“以德促蘇”的打算，即利用蘇聯對德國的戒心，以德國調停為籌碼促蘇迅速參戰。

因此，29日蔣介石在安排接待陶德曼的同時，特地致電楊杰：

“刻德大使在漢奉其政府命令轉達敵方希望言和之意，并聲言對華北無領土野心，彼即將回京見余有所面陳云。如其來時必嚴詞拒絕。但南京防御工事殊嫌薄弱，恐難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內能否實現？盼立復。”

30日，蔣更以本人名義致電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在強調“張沖同志回國詳述先生對華友愛之篤與關懷之切，殊深感激”后，以“中蘇兩大民族本為東亞和平之兩大柱石，不惟利害與共，休戚相關，而且暴日為我共同惟一之敵”為理由，懇請蘇方“當機立斷，仗義興師，挽救東亞之危局，鞏固中蘇永久合作之精神”。

但是，出于在抗日與防共兩難關系上的糾結，在“以德促蘇”之際，蔣介石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在11月30日的日記中，蔣提醒自己“不可陷國家于西班牙形勢”。

接著，在記于12月1日日記前的“本月大事預定表”中，蔣“考慮長期抗戰之最惡場合”，特別提及他因“共產黨乘機搗亂，奪取民眾與政權”，“倭俄以中華為戰場，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熱地位”等可能的前景而感到憂心忡忡。這顯露出蔣既深切盼望蘇聯對日參戰，又暗暗擔心其負面影響的心境。

在此背景下，蔣介石除在11月30日召見軍方要員討論外，在12月2日接見陶德曼前，還于下午4時再次召集徐永昌、白崇禧等人進行事前商討。

會上，先由陪同陶德曼同抵南京的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相關情況。在確認內部的各種意見后，蔣介石開始與陶德曼會談。

在陶德曼再次表明日方條件仍與11月初的條件一致后，蔣介石列舉中方意見如下：

1.日方無信，已簽字之條約尚往往撕毀，我方相信德方，愿德方始終執調停之勞；
2.華北行政主權應當完整，此為我方堅持之點；
3.日方所提條件可作為討論之基礎，但不能作為“哀的美頓書”中所列條件無可變更；
4.日方不能以戰勝者自居，因我方并未承認為戰敗者；
5.日方不能將此條件片面地隨意宣布。

另據陶德曼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蔣介石在會談中還提出，中日和談不得涉及中國與第三國之間的條約。不言而喻，蔣指的是《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就國外評價而言，蘇聯當局在11月11日的談話中直截了當地把汪精衛等人稱為親日分子，卻肯定“白崇禧是愛國者”。

日本媒體此際也認為：經過四個多月的戰爭，中國在政治上已經明顯分化為“蔣介石派”、“西南派”和“共產派”三大勢力；“西南派”目前最強大，與已經遭到日軍重創的“蔣介石派”相比，實力約為六比四。

就國內觀感而言，銓敘部政務次長王子壯在日記中評論：

“因此次戰事而最得全國之佩服者莫如廣西之李、白。彼等以全力推行征兵制度，數載以來成績大著。此次聞全國抗戰，白崇禧首先來京參贊軍事，上海方面迄今猶負重責，李宗仁亦奉命北來將指揮第五路戰事，軍隊方面盡量開出協助中央，聞第一期有廿師之說，以后尚可源源接濟，且其軍隊吃苦耐勞，勇敢善戰，軍事負責者無不贊其能。”

順便指出，中蘇締約時的“絕對密件”是嚴加保密的，白崇禧、徐永昌等人是否知悉此事，目前難以確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圍繞日本議和條件的對立，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知道密件，而在于對日本所提“共同防共”條件的不同認識。

在12月3日的日記中，蔣感嘆“今觀蘇俄武官態度之驕慢，更覺求己之要矣”。在4日的日記中，他再次擔心“倭俄以中國為戰場，以中國為犧牲品”，并指責以志愿者名義支援中國的“蘇俄空軍人員畏死而不努力，反使我空軍多加妨礙，靠人之事必害多而無益也”。

可見，出于抗日之需，蔣介石想竭力促成蘇聯參戰，但顧及防共之慮，他又深懼聯蘇抗日的負面效應。

然而，8月份以“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最終決定對蘇締約的蔣介石，在日本侵華不止的危機中，現在也只能以同樣的觀點處理抗日與防共的先后順序。

為此，12月4日，蔣介石指示楊杰，如蘇聯當局問起蔣與陶德曼的會談內容，可直告：

“其所談者：甲、我國有否共同防共之意。我答中蘇已訂不侵略條約何得再問共同防共之語。中國對任何條約寧犧牲本身而決不肯失信于國際。乙、內蒙能否允其自治如外蒙之例。我答凡中國領土內主權決不允外力干涉與有預問內政之事。”

2、虛與委蛇的對蘇關系

但是，12月5日蔣介石收到的蘇聯電報卻與“張沖口信”大相徑庭。這一以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名義簽發的電報是對前述蔣11月30日請求電的答復，其要旨為：

蘇聯政府方針

（1）假使蘇聯不因日本挑釁而即刻對日出兵，日本反要謂自己是侵略國之犧牲者，此將予中國與蘇聯以不利。
（2）只有在九國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許共同應付日本侵略時，蘇聯方可立刻出兵。因為該時世界輿論將認同此為正義，而日本則不能自謂被侵略。
（3）蘇聯政府上述態度只有蘇聯最高蘇維埃才能改變，而它最遲在1月半或2月舉行會議。在此期間，蘇聯將用種種方法極力增強對中國的技術援助。

關于德國調停，蘇方以為中國政府只好采取下列態度：

（1）中國不愿打仗，然因受到攻擊，不得已而保衛獨立與領土完整。
（2）日本如撤回侵華軍隊，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狀態，中國不拒絕與日本和談，并允許討論兩國之間的一切問題。

對德國調停的估計：

（1）德國意欲拯救日本政府，并予日本以休息機會。
（2）現與日本締結任何停戰協定，日本必首先破壞。
（3）中國政府的任務是不屈服于威脅。

蔣介石在讀到這一答復的當天，終于認識到斯大林的真意“與楊張所報者完全相反”，“蘇俄出兵已絕望”。但是，在12月6日的日記中蔣一邊承認“斯大林復電亦到，倭俄態度已明，再無所待矣”，一邊又心存幻想地說“蘇俄無望，而又不能絕望也”。

同日，他還復電感謝斯大林，在肯定蘇聯關于德國調停的觀點“正符鄙意”后，再次請求蘇聯“最高蘇維埃能予中國以實力援助”。

蔣介石如此處置，有兩大原因：

其一，繼國民政府內部白崇禧等人對“共同防共”提出反對之后，蘇聯最高當局對德國調停的明確否定，促使蔣介石在內外壓力的雙重制約下進一步認識到單一的“倚德議和”萬難走通，而若要繼續抗戰，則不管蘇聯是否參戰，中國都必須繼續聯蘇。因為，國民政府不僅在外部離不開蘇聯的物資援助，在內部也需要借助蘇聯來制約中共，維持團結。既然必須繼續聯蘇抗日，對蘇聯所說也就只能姑且信之，期待最遲在1938年2月舉行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出現奇跡。

其二，此時不僅張沖不肯改口，留守蘇聯的楊杰也未能據實糾正“張沖口信”之不實。但是，實際上楊杰在6日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雖然承認伏羅希洛夫對中方請求參戰的答復是“因時機環境恐惹起全世界對蘇聯作戰，刻只能盡量以物質力助我”，一邊卻不但未及“張沖口信”之虛實。就張沖、楊杰來說，如此處置無非是為了搪塞自身既往報告的不實，但對蔣介石來說，張、楊的做法就使他更難以克服人在身處困境時常有的僥幸心理了。

然而，與難舍“以德促蘇”幻想的蔣介石不同，偏重“倚德議和”者在考量蘇聯因素時，更為重視來自蔣廷黻渠道的報告。此時孔祥熙與蔣廷黻的通信中對此有明確的反映。

3、“倚德議和”的聲音

12月3日，孔祥熙致電蔣廷黻，在通報陶德曼轉告的日本議和條件后指出，目前的危機是“比會失敗，軍事不利，國聯既無切實助我辦法，國內又險象環生。”

在孔祥熙發出電報的同一天，蔣廷黻正在陪同剛抵莫斯科的李石曾與李維諾夫會談。李石曾首先向李維諾夫說明來蘇經過，謂法國友人曾勸中國聯俄容共，現中國已走此路線。然后，李石曾指出“現今國際大困難在中、俄、英、美、法五大國不能切實合作，致法西斯主義三國更橫行無忌”。未料李維諾夫回答說：“尊意極是，余平日所主張者即如此，奈歐西及美各國不如是想。法國對日不積極更過于英美，法不但不愿助華，且不愿蘇俄助華。”在李石曾對此說予以反駁后，李維諾夫不客氣地說，蘇聯態度已非常明確，如英美進，蘇亦進，莫斯科“無須貴國要人來此游說”。

鑒于李維諾夫的這種態度，12月5日蔣廷黻在回復孔祥熙來電時，首先指出“蘇聯極端反對中日妥協，德國調停第五款尤非此邦所樂聞。如彼策動我國內反對派，不無可慮也”。

接著，蔣廷黻在介紹李維諾夫對李石曾的拒絕后提醒說，蘇方對我態度已迭次電呈：

“惟楊耿光（楊杰）次長在此與蘇聯國防部接洽所得表示，比李外長較為積極，然亦不確切。張沖已返國，經過情形必已面呈委座。鈞座欲知實情，必須斟酌雙方報告。且蘇俄新大使已于四日離莫，月中可抵漢，彼乃斯塔林親信，必攜有具體方案。總之，政府似應注意兩點：一、軍國大事不能專憑口信，必須訂有盟約始足取信，口信最易誤事。蘇新大使抵任后，政府何不正式向其提議締結盟約。彼之答覆如何，乃蘇聯政府最可靠之表示。二、蘇俄內外困難不少，即使彼有意參戰，亦須在數月之后。耿光等或過于樂觀也。”

不言而喻，這是蔣廷黻對楊杰、張沖所傳信息的尖銳質疑。

另外，在蔣介石收到前述斯大林的覆電后，蔣廷黻還應孔祥熙要求，于12月6日就德國調停問題向外交部發回以下長電，繼質疑“張沖口信”后，蔣廷黻的這一電報對蘇方外交部門的態度也予以深入分析，與楊杰、張沖相比，無疑更有說服力。所以，盡管蔣介石左右開弓，一面對德表示愿意以日本11月條件為中日議和的基礎，一面對蘇申明拒絕德國調停而堅持抗戰，國民政府高層的多數人在對“蘇聯路徑”和“德國路徑”的看法上，卻進一步拉大了與蔣介石的距離。

譬如，12月6日下午，蔣介石向軍事將領介紹斯大林回電時說：“蘇俄認為德國出而調解將來日必失信，不如不予敵以休息，抵抗下去為有利。緣蘇俄能否與人開戰必經過蘇維埃大會，此會再遲一個半月即開完，請俟之。”

再如，12月10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對蘇聯等第三國的看法也更加悲觀。王寵惠報告的要點是：俄英法對日均等待美國表示態度，而美以不打仗為前提，無法轉變。俄情況比我復雜，單獨決不出兵。軍火及經濟俄略幫助，英法官商互相推諉，絕不實行。會議主席汪精衛則指出，講抗戰到底仍能勝利，自無不可。但現時要注意者，有一部分刊物謂蘇俄不來參戰中國國民黨難辭其咎。此乃有意中傷，而完全與事實不符，應加以矯正。

但在另一方面，為數不多的聯蘇派雖然日陷孤立，也還在堅持自己的主張。譬如，在12月13日（南京淪陷當日）舉行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孫科仍然建議通過接洽英美法三國來促進蘇聯參戰。

這說明他至此仍然以為蘇聯不參戰不是出自蘇聯自身的意愿，而主要是受到英美法的阻礙。然而，孫科對蘇聯的期待馬上就落空了。孫科發言的當天，王寵惠在與蘇聯臨時代辦會談時，先說明中日戰爭的基本原因與中國拒絕日本“共同防共”即反蘇的要求有關。

做此鋪墊后，王寵惠指出，交戰六個月后中國正處于歧路，如無外來援助，中國即無力繼續抗戰。一旦中國失敗，日本就會把中國變為反蘇基地，利用中國的一切人力物力去打蘇聯。因此，蘇聯不能也不該眼看中國失敗而不施救。王寵惠的這番話更加明確地強調了日本侵華與中國對蘇態度的關聯，但對本身無意立即參戰的蘇聯來說并無新意。結果，蘇聯臨時代辦借口等新大使來后再討論，就輕易回避過去了。

在這種背景下，12月14日，徐永昌感嘆：“第八路方面及共產黨主戰、桂軍首腦部主戰，毫無隱飾。此外越負重責者越口是心非。邪不侵正歟？正不侵邪歟？抑除彼兩方外無再有真者灼見而敢于發表意見者，怪哉。”16日，汪精衛“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掩護”。18日，蔣介石禁不住再次嘆息：“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

這些事實說明，雖然蔣介石還不愿放棄“以德促蘇”的努力，國民政府的主流卻已進一步向單一的“倚德議和”傾斜了。

與此同時，蘇聯的態度也離中方的期待愈來愈遠。12月21日，蔣廷黻再問李維諾夫：蘇聯曾聲明如果美國有松動，蘇聯的對華援助會給得更多，此話是否仍然有效？李維諾夫卻從其原來表明的“美進，俄亦進”的立場后退了一大步，稱“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這樣的公式，只是說過我們準備采取集體行動，指出來自美國方面的對這種行動的主要障礙”。接著，“為防止蔣廷黻再提出一些挑釁性的問題”，他以“我們在等待孫科”為詞，暗示蘇聯無意和即將被撤換的蔣廷黻繼續會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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