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春天里幽默地騙科研經費｜一個物理學家的漫游筆記

中歐小城薩格勒布人口不多，但近代以來至少誕生過兩位跨學科的博學者和科學奇人。這里沒有喧囂和內卷，人們用幽默對抗世俗，用人性丈量價值，盡管在當今世界存在感不強，但卻是科學家來了不想走的地方。

撰文 | 卡洛

克羅地亞是一個小國，不到400萬人，其首都薩格勒布（Zagreb）更是一個小城，只有不到80萬人，但不論是綠油油的薩瓦河水和兩岸滿眼綠樹，還是巴爾干春天里梅德韋德尼察（Medvednica）山坡上緩緩鋪開的城市，不論是圣馬可教堂（St. Mark's Church）屋頂上樂高風的彩色瓷磚拼成的克羅地亞和薩格勒布的徽章，還是城中大小咖啡館里閑坐聊天和曬太陽的人們，都自發和毫無保留地散發著兩個字——舒服。薩格勒布是讓人生活和體會的城市，這里的尺度是用人的尺度和人性的尺度來丈量的。

（左圖）春天里的薩格勒布，主教座堂的尖頂因為2020年地震受損仍在維修，但是在巴爾干春天明亮的陽光和云朵的襯托下，古城仍然散發出迷人的魅力|圖源：wikipedia；（右圖）上城區（upper town）圣馬可廣場上的圣馬可教堂，教堂的屋頂用瓷磚清晰地拼貼出兩個巨大的紋章，左側代表克羅地亞國家，右側代表薩格勒布城市 | 圖源：筆者拍攝

兩個有趣的人文主義科學家

我正是在巴爾干的春天里來到薩格勒布，此行是來訪問魯杰爾·博斯科維奇研究所 (克羅地亞語：Institut Ru?er Bo?kovi?，簡稱 IRB ），這是克羅地亞最大的自然科學、生物醫學以及海洋與環境研究的跨學科研究中心。說起被用來命名研究所的魯杰爾·約瑟普·博斯科維奇（Ru?er Josip Bo?kovi?，1711–1787），真是一位奇人。

此公乃是克羅地亞歷史上最杰出的跨學科思想家，博學者（polymath）, 是具有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精神的人文主義者 (humanist) 和詩人，是克羅地亞的萊布尼茲。他在物理學、天文學、數學、哲學和外交領域都有極高成就，比如發現月球上沒有大氣，發明了計算行星軌道的幾何方法，并率先確認了天王星的行星地位。但他也是一位虔誠的耶穌會神父（Jesuit priest），身為教廷的“科學顧問” 曾應用力學原理成功加固和挽救了羅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曾做為外交使節出使倫敦，晚年受法王路易十五邀請出任法國海軍的光學總監，完善消色差望遠鏡。

但是IRB之所以用魯杰爾·博斯科維奇的名字來命名，還要說到另一位克羅地亞奇人、博學者（polymath），也就是研究所的創始人伊萬·蘇佩克（Ivan Supek，1915–2007）。此公是克羅地亞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哲學家、作家和人文主義者，也是克羅地亞現代科學體系的奠基人，并因其堅定的反戰立場而為世人所知。蘇佩克的本行是量子物理學，他是海森堡的學生，1940年在德國的萊比錫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他運用量子力學方法研究凝聚態物理，研究工作涉及金屬在低溫下的電導率和電子-聲子相互作用對金屬電導率的影響。

同時蘇佩克也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在1934年至1936年期間，作為學生的他曾受命從維也納秘密運送一個公文包給一名地下工作人員。多年后他才意識到，那個人正是后來的約瑟普·布羅茲·鐵托 (Josip Broz Tito 1892-1980) 同志。1941 年 3 月蘇佩克因參與反法西斯活動在萊比錫被蓋世太保（Gestapo）逮捕，是海森堡以及魏茨澤克等人積極奔走介入才把他救出。

獲釋后，蘇佩克拒絕留在萊比錫繼續為海森堡擔任助手，返回當時的克羅地亞獨立國，并于 1943 年秘密加入南斯拉夫游擊隊（Partisans）利用自己的科學家身份作為掩護，為抵抗組織工作保護克羅地亞的文化與科學火種。據說在1943年納粹占領之下的薩格勒布，當時已經是南斯拉夫游擊隊的領袖的鐵托曾在蘇佩克的幫助下躲過蓋世太保的搜捕（據在IRB的朋友們說，鐵托就藏身在蘇佩克的家里），蘇佩克對于鐵托可以說是反法西的革命戰友和救命恩人了。

戰后蘇佩克為了改變克羅地亞落后的科學研究水平，于1950年籌建并創立了克羅地亞最頂尖的科學研究機構——魯杰爾·博斯科維奇研究所（IRB），而彼時已經作為南斯拉夫國家領袖的鐵托為了報答蘇佩克的救命之恩，不但從經費和資源上給予全力支持，并且讓蘇佩克在研究所的方向上具有獲得很高的自主權。而蘇佩克提議以博斯科維奇的名字命名 IRB，正是因為他將博斯科維奇視為物理學、哲學與人文主義結合的典范，視為他要效仿的先輩。他要推廣博斯科維奇的科學遺產，讓科學家具有人文的精神，通過科學研究推動人道、人性與社會的進步。

但是蘇佩克和鐵托的蜜月期很快就過去了，鐵托和軍方的將軍們想讓研究所發展南斯拉夫的核武器，把 IRB打造成曼哈頓計劃里洛斯阿拉莫斯一樣的機構，此事和作為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的蘇佩克的信仰相違背，他深知原子武器的危險，更認為與其把有限的國力浪費在毀滅性的武器上，不如利用這筆錢建立起克羅地亞的現代物理學和生命科學基礎。

為了化解矛盾，蘇佩克想出一個極有智慧的解決辦法，他提出不能只發展核物理，而是應該同時推進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等等平行的研究部門，遂雇傭了大量的生物學家，化學家甚至電子學和生態學家，名義上是為了建立“輻射防護系統”，實質上是用生物學還有其他學科稀釋核物理，將原本劃給“原子能研究”的經費分攤到生物學、化學和電子學等部門，客觀上讓潛在的曼哈頓計劃轉型成了一個綜合的自然科學研究中心。這種“稀釋科學”的幽默感，也真是克羅地亞人有趣性格的體現，但是幽默的背后，是一個科學家的良知和一個人文主義者的悲憫。

IRB的朋友們甚至還向我講述了一些近似于滑稽的橋段，蘇佩克當時建立IRB的真正目的是要推動基礎科學、生物學和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為軍方造炸彈。他想到生物學研究細胞核（cell nucleus）, 核物理研究原子核（atom nucleus），反正都是“核” （nucleus），遂在撰寫經費申請和匯報工作時，大量使用“核研究”、“核結構”和“核能應用”等詞匯，但并不講明是哪種“核”，而軍方的將軍們看到連生物學家都響應國家號召向核進軍，遂毫不吝嗇地撥發巨款，甚至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優先保證研究所的需求。這位有趣的所長就是用這樣近似戲謔的方式混過了1950年代的動蕩歲月。這種“非暴力不合作”的科學態度，也讓蘇佩克日后成為了克羅地亞最受尊敬的具有良知的科學家和人道主義領袖。

但是到了1958年，這樣拖延和稀釋的手段也用到了極限，南斯拉夫軍方和秘密警察開始懷疑，為什么投入了這么多錢，連原子彈的影子都沒看到？當他們意識到蘇佩克是在利用軍費搞基礎生物研究和和平利用核能時，壓力終于從鐵托和國家機器鋪面而來。蘇佩克不得不公開表明自己“和平發展科學，而不是為了將軍們制造炸彈”的立場，他也因此被迫從自己創建的研究所辭職，回到了薩格勒布大學，通過哲學、科學和文學繼續表達自己的和平主義、人道主義思想。后來到了1970年的克羅地亞之春時，他更因為公開批評鐵托的獨裁統治和對于公民自由的壓制，最終和政府決裂。

當然，他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1972年到1989年，他從公眾眼中消失，無法發表論文或者公開講課，但即使如此他也拒絕流亡，仍然留在薩格勒布進行文學創作，試圖在量子力學、馬克思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尋找平衡。可以說這樣具有人文和人道思想的博學者蘇佩克，在他的時代是寥若晨星的少數者，也確實稱得起是魯杰爾·博斯科維奇的傳人。在經歷了南斯拉夫解體和克羅地亞獨立戰爭的動蕩歲月之后，他終于在生命的盡頭看到了自己的國家，自己創立的研究所，自己提倡的事業走上正軌：IRB 成為了多學科的機構，研究領域涵蓋了理論物理、分子生物學、海洋研究、核物理及電子學等。蘇佩克一生的堅持也終被認可，他成為了克羅地亞現代科學與人文精神的象征。

也正是有了蘇佩克的智慧和堅持，今天我來IRB 訪問的時候，才能既可以和研究量子多體糾纏、量子場論的同行們交流自己具體研究工作中的結果和問題，也可以聽到可再生能源的新型功能材料研究進展，還可以和所里的研究人員坦誠地討論克羅地亞天主教神父斯泰皮納茨（Stepinac，1898—1960）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納粹、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勢力、南斯拉夫游擊隊各方勢力的錯綜環境中，扮演的具有爭議的角色的歷史功過，更可以聽到他們向我繪聲繪色地講述蘇佩克當年充滿智慧和幽默地“稀釋科學”的故事。幾天時間下來，讓人眼界大開，這些放松和快樂的克羅地亞人，愛好廣泛、思維活躍，有趣到了甚至有些魔幻的程度，就像薩格勒布這個只有不到百萬人口的魔幻小國的大城市。

（左上圖）在上城區（upper town）的觀景臺上看到鋪開的紅色屋頂和遠山，春天的陽光讓人覺得這樣的春天會一直繼續下去。（右上圖） 下城區（lower town）亮黃色的薩格勒布藝術館，漂亮的新藝術主義風格建筑，遠處主教座堂的尖頂的被維修的腳手架包圍，在巴爾干的春天里變成了十分和諧的背景。（左下圖）觀景臺上看到的古老城市和教堂。（右下圖）古老城市中藏身的恐龍，薩格勒布人的有趣和魔幻，讓人眼界大開。| 圖源：筆者拍攝

巴爾干春天的傍晚

在 IRB一天的討論之后，傍晚時間走到耶拉契奇廣場 （Ban Jela?i? Square），今天有很好的夕陽，巴爾干的天空不像北方的天空那樣高遠，也不像南方的天空那樣水氣氤氳，而是有些清爽和舒服的早春味道。這樣的巴爾干的春天，既有中歐維也納式的濃厚文化氣息，也有亞得里亞海海邊、地中海邊夏日的輕松，總之是我沒有體會過的。IRB 的朋友們說這里沒有高收入，也沒有快節奏，甚至也沒有追逐“世界一流”的科研儀器和排名，當然也沒有發表、經費和功名的焦灼，但是在我們這個量子科學和人工智能泛濫的時代，這里能夠提供的是舒服的，人的尺度的生活，讓人可以像人一樣自如地思考問題，正是這樣的環境讓他們不愿離去。

巴爾干的春天傍晚，坐在廣場邊的咖啡店里，看著廣場上的鴿子們在你的身邊散步，看著遠處教堂的高塔被腳手架包圍（2020年地震之后仍在維修），竟一點也不違和，成了有趣的城市背景板；看著周圍慢節奏的老年人、青年人，男男女女們閑坐著自如地談天，啜飲著咖啡，雞尾酒，有些人在吸煙，看報或者就是看著春天的樹木和落花出神。廣場上的樓都只有幾層高，是中歐地區奧匈帝國時期典型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筑的黃色、白色立面有漂亮的窗楣，屋頂檐口下有整齊的齒飾。有些破損的立面灰色斑駁，也是在2020年地震中受損的痕跡。

但這才幾年時間，當地人就又在春天里過上了他們舒服的生活，沒有緊張和匆忙。人們從下午5點到6點、7點，坐著聊著，在慢悠悠的日常生活之中，天也就慢悠悠地黑下來，夕陽的時間也像這里的人們一樣，不著急，一步步自如地隨著薩格勒布的子民們從一個春天的下午走進一個春天的夜晚，如此地慢，讓人仿佛覺得這樣的日子會一直延續下去，春天就像永遠也過不完似的。

（左圖）傍晚的耶拉契奇廣場 (Ban Jela?i? Square)。耶拉契奇（Jela?i? 1801-1859）是奧匈帝國時期的克羅地亞總督（Ban），他廢除了克羅地亞的農奴制，推動克羅地亞民族意識與統一，圖中的塑像為紀念他所立。（右圖）下城區午后的茲里涅瓦茨廣場 (Zrinjevac Square)，樹木中音樂亭自 1891 年起就是舉辦露天音樂會和文化活動的中心舞臺。| 圖源：筆者拍攝

晚風吹過來，夾著清涼的春意和人們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夾著嫩葉和花粉，真讓人覺得舒服。這里不需要春風沉醉的晚上，這里什么都是淡淡的，沒有沉醉，只有讓人覺得春天一直都不會過完，青春一直都不會走完的安定。也許這份安定就是 IRB的朋友們提到的，沒有高收入，沒有快節奏，但是卻讓人不能離去，也不愿離去的舒服生活的真諦吧。正是這樣的生活，培育出了魯杰爾·博斯科維奇和伊萬·蘇佩克這樣有趣的博學者，這樣有悲憫之心的人文主義者，這里的春天給他們撫慰，不論外界環境如何變化，他們都在這里實踐著自己的追求。

（左圖和右圖）馬克西米公園 (Maksimir Park) 中通向山坡上瞭望臺的中央林蔭大道 (Main Promenade)，春天里橡樹和鵝耳櫪樹綠意盎然，充滿了生機。| 圖源：筆者拍攝

馬克西米公園里的草坪

IRB 的朋友聽說我喜歡跑步，建議去馬克西米公園 （Maksimir Park）晨跑，一去果然覺得是個佳處。這個公園 1787年由薩格勒布主教Maksimilijan Vrhovac 發起建立并于1794年向公眾開放（彼時是我大清乾隆五十九年）。這個公園占地316公頃，有5個彼此聯通的人工湖，借用原本梅德韋德尼察山麓的密林，公園里有茂密的橡樹、鵝耳櫪（也稱鐵木或者千金榆）森林，走在森林里可以聽到啄木鳥敲打樹木的清脆的聲音。公園的規劃是浪漫主義時期流行的英式園林設計，森林和建筑都只是裝飾，講究的是雖由人作卻宛如天開，森林是流動的綠意，建筑是凝固的詩歌。

我在春天的早晨在這樣漂亮和滿身綠意的公園里面流連，這里離城市中心不遠，市民們從家中到此處散步、遛狗和晨跑，各得其樂。我還在想著昨天和 IRB 的朋友們關于科學、文化和個人選擇與表達的聊天，在啄木鳥的敲打樹木的寂靜中，在高大的橡樹和幽幽的湖水和小橋看似不著痕跡卻又盡得風神的點綴之中，我的注意力被森林邊上一塊草坪所吸引，準確地說，是被一塊草坪的銘牌所吸引。

銘牌上寫著這塊草坪是 “薩格勒布愛樂樂團草坪”（Lawn of Zagreb Philharmonic Orchestra），銘牌上詳細解釋了命名的由來。原來在2020年疫情期間，城市封鎖劇院關閉，當年3月22日薩格勒布還發生了里氏 5.5 級的強烈地震（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城里的許多建筑還在維修，比如前文中被腳手架環繞的薩格勒布主教座堂），損毀了市中許多文化建筑，也包括薩格勒布愛樂樂團的演出場地。

在疫情和地震的雙重打擊之下，薩格勒布的市民們陷入了物理和精神上的雙重孤立，就連這里干什么都慢幽幽樂呵呵的人們，也無法承受煎熬心情困苦。樂團的樂手們，就像有趣的伊萬·蘇佩克一樣，想出一個有趣的辦法打破了環境的束縛，他們發起了一個名為人類小型音樂會的項目（Mini concerts for the Human），樂手們化整為零，分成弦樂、銅管等等不同的小團體，在馬克西米公園的各個角落，回聲亭、湖邊、草坪上、森林里，為正在散步、遛狗或者慢跑的市民們進行了非正式的演奏。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這樣的活動和鼓勵，給市民們帶來了急需的心靈撫慰，在人們心中播種了種子：即使在最黑暗最受限的時刻，藝術也能像種子一樣在自然中發芽，給人以希望。疫情結束后，馬克西米公園的管理方為了感謝薩格勒布愛樂樂團在艱難時期為市民們所作的貢獻，做了一個非常浪漫的決定，將這塊草坪正式命名為 “薩格勒布愛樂樂團草坪“。到了今天，薩格勒布愛樂樂團的人類小型音樂會已經變成了固定的項目，每年都會在公園里露天的環境下，為市民們表演。

（左上圖）馬克西米公園公園里的瞭望臺，建于1841年，是公園內最具標志性的歷史建筑，承載著薩格勒布人的文化記憶。（右上圖）公園深處茂密的樹林，在這里可以聽到啄木鳥敲打樹木的聲音。（下圖）從瞭望臺的小山坡上俯看湖水、白色小橋和草坪，樹木蔥郁垂柳依依，盡得英式園林的浪漫主義真意。薩格勒布愛樂樂團在疫情期間為了安撫市民焦灼的心靈所進行的室外人類小型音樂會演奏，就是在這樣的草坪上進行的。

銘牌上有一段話十分打動我，應該是樂團的成員解釋他們在疫情期間舉辦人類小型音樂會表演項目的初衷的。話是這么說的：

Art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the audience, as it cannot be sustained without it. Art is meant to be shared and to inspire other works of art. It simply cannot be contained. It may change its form but it is always there. That is what makes it so inspiring.

藝術總能找到通往觀眾的途徑，因為失去觀眾藝術便無法維系。藝術生來就是為了被分享，并去激發其他藝術作品，點燃新的靈感。它是禁錮不住的，它雖千變萬化卻從未離去，這便是藝術鼓舞人心的力量。

說的多好啊，藝術是如此，站在薩格勒布的春天里的我反復咀嚼著這話，想著，難道科學不也是如此嗎？

本文原題為《薩格勒布的春天》，現標題為編者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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