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權正在更迭，而即將掌權的這個人，將成為特朗普一大麻煩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伊朗戰時領導層出現混亂跡象，一名關鍵人物似乎正在積聚可觀的影響力，這或將在戰場和談判桌上左右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立場。

而此人很可能并非白宮希望看到掌權的那類人物。

盡管阿亞圖拉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在其父親遇害后繼任最高領袖一職，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吉爾·卡利巴夫也在談判中備受關注，但在伊朗復雜內部權力格局的諸多變動中，準將艾哈邁德·瓦希迪的崛起或許最具深遠影響。

兩個月前，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在戰爭初期階段，瓦希迪的前任穆罕默德·帕克普爾被殺，隨后瓦希迪被任命為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司令。這一職位使他成為首要目標——帕克普爾正是在去年6月“十二日戰爭”中，前任IRGC司令侯賽因·薩拉米被以色列擊殺后才接任該職的。

但瓦希迪的資歷獨一無二。他曾擔任IRGC副司令、前總統易卜拉欣·萊希領導下的內政部長，以及前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領導下的國防部長。此外，他還是精銳部隊“圣城旅”的創始負責人之一，該部隊后來由少將蘇萊曼尼領導，直至后者在2020年特朗普下令的一次美國空襲中喪生。

蘇萊曼尼在擔任圣城旅司令的21年間，常被稱為“影子指揮官”。這個綽號源于他廣泛的海外秘密行動生涯——從協助民兵襲擊駐伊拉克美軍，到支持真主黨對抗以色列，再到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打擊包括“伊斯蘭國”（ISIS）在內的叛亂分子和圣戰分子。

蘇萊曼尼在世時也成了某種名人。這種公開的知名度最終致命——2020年1月，特朗普選擇在蘇萊曼尼訪問伊拉克期間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動將其擊殺。

瓦希迪對西方而言也并不陌生。2007年，他因涉嫌參與1994年阿根廷猶太中心爆炸案而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2010年又遭美國制裁。此后，美國和歐盟對他實施了更多限制，但這并未阻礙他在伊朗的仕途。

上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表講話時，美國負責軍控與國際安全事務的副國務卿托馬斯·迪南諾提到了瓦希迪涉嫌參與1994年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協會（AMIA）爆炸案以及1992年同樣發生在阿根廷首都的以色列大使館爆炸案。

迪南諾稱，瓦希迪升任IRGC司令“明確證明了IRGC作為外國恐怖組織的罪責，以及其在伊朗長期由國家支持的主義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盡管身居要職，瓦希迪仍是個謎。他在國家正式權力結構內向上攀升的能力、基于技術官僚而非個人化領導建立聯系的能力，以及保持較低國際關注度的能力，都顯得尤為強大。

博哈里同時擔任華盛頓特區新線研究所高級主任。15年前，他在德黑蘭一次會議的間隙短暫見過瓦希迪，形容他出人意料地善于交際，且英語流利。

他還將瓦希迪與伊朗倒數第二位君主禮薩·沙阿·巴列維進行了一個看似不太可能的類比。巴列維的兒子后來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中被推翻，其孫至今仍試圖奪回王位。而巴列維本人正是作為強大的波斯哥薩克旅的司令，通過1921年至1925年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奪取政權，最終導致厭倦戰爭的卡扎爾王朝垮臺。

博哈里指出，與巴列維一樣，瓦希迪“是一個體制內的人”，如果他能在沖突中幸存下來，最終或許能重塑這個體制。

“說不定明天他就會在一次空襲中被擊中，人就沒了，”博哈里說，“但他給人的印象是，他就是那種想成為大家都在談論的‘波拿巴式人物’的人。”

“他不可能單打獨斗。會有權力中心，”博哈里補充道，“我認為他現在正在鞏固權力，而且我從國內的線人那里聽說，他有野心，如果你愿意這么理解的話，他有個人野心。”

瓦希迪的崛起也標志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內部長期演變進程的加速。即便在已故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執政后期，權力也已在悄然向其他領域下放，包括IRGC以及伊朗常規武裝力量“阿爾泰什”。

博哈里兩年前就注意到了這一點，當時“已經出現了一些機構，既有極其復雜的IRGC，后來（阿里·哈梅內伊）又把阿爾泰什拉了進來，用以制衡IRGC，這樣他才能保住權力。”

“換句話說，早在這場戰爭之前，革命衛隊就已經在發號施令了。現在發生的情況是，這變成了事實上的狀態，因為沒有最高領袖了，”博哈里說，“我一直這么說，是因為我認為（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充其量只是個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即便他沒有受傷，他也不可能擁有他父親那樣的影響力，因為說到底，他過去只是管理他父親的辦公室。”

美國企業研究所“關鍵威脅項目”的中東事務主管安妮卡·甘澤維爾德認為，伊朗新任最高領袖（自上個月被任命以來，其公開角色僅限于由其辦公室發布的書面聲明）的缺位，恰恰為瓦希迪鞏固權力鋪平了道路。

甘澤維爾德告訴媒體：“一位能夠在政權各派系之間進行仲裁并充當最終決策權威的最高領袖的缺位，很可能助推了瓦希迪在政權內部的崛起。”

盡管特朗普經常宣揚伊朗已經實現“政權更迭”，但他在沖突初期就承認，存在引發新領導層繼續違背美國利益的風險。

“我想最壞的情況就是，我們這么做了，然后某個人上臺，跟前任一樣糟糕，對吧？”特朗普上個月在戰爭開始僅幾天后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道，“這種情況可能發生。我們不希望那樣。那可能是最糟的結果。”

這種現實或許正在上演，尤其是根據甘澤維爾德的說法，瓦希迪似乎已經開始培養自己的“核心圈子”，其中就包括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穆罕默德·巴吉爾·佐爾卡德爾。

佐爾卡德爾上個月在其前任阿里·拉里賈尼被以色列殺害后接任這一有影響力的職位。拉里賈尼被認為是二號人物，實際上代表基本缺席的最高領袖行使權力。他的離世在體制凝聚力方面留下了巨大的空缺。

如今，甘澤維爾德說，瓦希迪的派系似乎“目前主導著政權的決策”，這使華盛頓與德黑蘭之間達成協議、結束沖突、解決伊朗核問題，以及或許最緊迫的——應對美伊雙方在關鍵能源運輸咽喉霍爾木茲海峽相互封鎖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甘澤維爾德表示：“瓦希迪及其身邊的IRGC領導人似乎已經邊緣化了更‘務實’的官員，比如伊朗談判代表團領導人、議會議長穆罕默德·巴吉爾·卡利巴夫以及外交部長阿巴斯·阿拉格齊，這兩人對與美國達成妥協表現出更大的開放態度。”

她補充道：“相比之下，瓦希迪并未表現出任何愿意在伊朗核計劃和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向美國核心要求讓步的跡象。”

爭奪權力的并非只有瓦希迪一人。

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阿里·阿爾福內專門追蹤伊朗內部動態。他描述了一個“五人集體領導層”，其中“主要分界線在于民選官員（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基安和議長穆罕默德·巴吉爾·卡利巴夫）與非民選角色（司法總監古拉姆-侯賽因·莫赫森尼-埃杰伊；革命衛隊代表，可能是前司令穆赫辛·雷扎伊或現任司令準將艾哈邁德·瓦希迪；以及一名身份不明的正規軍代表）之間。”

阿爾福內告訴媒體，這條分界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民選官員往往考慮連任，對民眾的困境更為敏感，而非民選官員則更傾向于接受讓民眾吃苦。”

此外，據報道瓦希迪在20世紀80年代曾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以色列摩薩德情報機構有過往來。那項后來被稱為“伊朗門”的秘密安排，是指美國官員在伊朗與伊拉克戰爭期間向伊朗出售武器，以便將資金轉給在尼加拉瓜與社會主義政府作戰的“反政府”武裝，盡管當時美國國會禁止資助這場中美洲叛亂。

另一方面，特朗普則明確表示偏愛卡利巴夫。

卡利巴夫曾任IRGC空軍司令、德黑蘭市長，四次競選總統均未成功。他已被證明是連接伊朗各派系和利益集團的知名橋梁。他的內部記錄因與多起高調腐敗指控有關而受到質疑。

盡管瓦希迪的履歷讓他占據優勢，但很少有人預期IRGC會公開奪權。該機構傳統上傾向于在伊朗事務中保持一層可推卸責任的掩護。

一些分歧的跡象已經出現。伊朗的分析人士以及具有不同政治傾向和官方背景的媒體，就如何在談判和沖突中推進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盡管如此，甚至國內一些知名保守派也警告不要助長特朗普所聲稱的那種“內訌”，大多數人仍支持外交軌道。

盡管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關鍵人物之間確實存在競爭，但阿爾福內認為，特朗普頻繁談論伊朗決策層出現裂痕，更多地暴露了白宮自身的困境——在沖突進入第二個月之際，白宮在戰爭與和平的言辭之間搖擺不定。

阿爾福內說：“以色列和美國構成的生存威脅，反而促進了伊朗領導人之間的團結，而非分裂。特朗普總統關于德黑蘭領導層真空和優柔寡斷的說法，更多地揭示了華盛頓的混亂，而非伊朗的現實。”

他補充道：“他聲稱伊朗領導人承認崩潰，或者政權已經改變，反映了他無法看清世界本來的樣子，而只愿意看到他所希望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