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每分330人翻閘機沒人管，高收入寫手白拿超市，拿窮人墊背

每個工作日早上8點30分，紐約地鐵站里都會涌進一群打著哈欠的上班族。熟悉的人物輪番登場：穿著馬甲、腳踩棕色布洛克鞋的摩根大通中城白領(lǐng)，癱在長椅上的流浪漢，夾著巨大抓夾、拎著戈雅包趕去營銷公司的漂亮女人，還有牽著狗、個頭不高卻脾氣火爆的老太太。

列車進站時，車廂里已經(jīng)擠滿的乘客會瞪著站臺上的人，仿佛又來了一批多余的沙丁魚。最兇悍的人會拼命往車?yán)飻D，粗糲的個人主義在這里依舊生機勃勃。

腳被踩、抱怨聲四起、扶桿被搶。每周五天，我都會被人用胳膊肘頂?shù)侥槪幻恐芪逄欤夷X子里都會冒出同一個念頭：這幫人里大多數(shù)恐怕連車費都沒付。

他們對同樣無動于衷的大都會運輸署員工毫不在意，在那些老老實實付錢的乘客面前也毫無羞恥感，哪怕接下來十分鐘里，他們多半就要和這些人肩挨肩、腋下貼腋下地擠在一起。

這種“毫不在乎”的心態(tài)在紐約幾乎無處不在。它一方面來自這座城市老派的張揚做派，另一方面也被一波波外來移民熱情接納，而這些人心里其實樂在其中。

順手牽羊、隨地吐痰、大聲叫嚷、當(dāng)街小便、亂扔廢棄物、翻越閘機——這些現(xiàn)象不會消失，而且大多只是這座“世界最佳城市”令人勉強容忍的毛病。

但這些行為不是政治表達，不是抗議，也不是對所謂“體制”的迎頭痛擊。可我卻一再聽到有人這樣為這些越界行為辯護：有的朋友房租還靠父母出，卻照樣翻閘機；有的人一邊在網(wǎng)上發(fā)“氣候反抗”的帖子，一邊把口香糖吐在人行道上，任由鴿子去啄；當(dāng)然，還有上周出現(xiàn)在《紐約時報》播客里的那三個人，洋洋得意地談?wù)撟约喝绾螐娜吵型禆|西。

節(jié)目里不斷拋出各種假設(shè)場景。派克說，從盧浮宮偷東西“很酷”。托倫蒂諾說，從連鎖超市偷東西，從“功利主義意義”上看“沒什么大不了”。

施皮格爾曼則質(zhì)問，既然杰夫·貝索斯“錢多得花不完”，那她為什么“還得為有機牛油果付錢”。貝索斯創(chuàng)辦的亞馬遜在2017年收購了全食超市。于是，反社會行為就在“抗議”這套偷懶邏輯之下，被明里暗里地合理化了。

不過，與“微型掠奪”相比，托倫蒂諾倒認為，“買一杯裝在塑料杯里的冰咖啡……是極其自私、不道德、而且會帶來集體性破壞的”。至于這種飲品本身所附帶的某種時髦身份暗示，想必在她看來無關(guān)緊要。

換句話說，道德許可的邊界，最終還是沿著這群富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進步派自己認定“酷不酷”的標(biāo)準(zhǔn)來劃定。

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進步派一向擅長用各種花哨說法，重新包裝那些自己也樂在其中的惡習(xí)——性交易、色情、掐脖性行為，如今又輪到了偷竊。托倫蒂諾偷檸檬，并不是真的為了向貝索斯豎中指；她偷，只是因為她想要。

那些翻閘機的人，也并不是真的想借此表達對公共交通班次或衛(wèi)生狀況的不滿——盡管我確實親耳聽過這種說法，而這些問題本來只能靠他們拒絕支付的那筆資金來改善。他們翻閘機，只是因為不想付錢。偷食品雜貨、逃票，這些都是老問題。

新鮮的，是那些人驚人的怯懦：他們連承認自己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主要是出于自利欲望行事，都做不到。“偷食品雜貨、逃票，這些都是老問題。新鮮的，是那些人驚人的怯懦：他們連承認自己和大多數(shù)人一樣，主要是出于自利欲望行事，都做不到。”

但即便如此，尤其是在紐約，雜志界名流照樣可以住進克林頓山價值220萬美元的褐石聯(lián)排房。要是在陰暗破敗的藝術(shù)家群居屋里，靠在果蔬區(qū)順手牽羊來“表達不滿”或許還能糊弄過去；可對于年收入六位數(shù)的人來說，所謂“五指折扣”就沒那么好辯解了。“有錢人本來就不守規(guī)矩，那我為什么要守？”

這些生活優(yōu)渥的中產(chǎn)階級“小罪犯”，把昂貴的青醬塞進口袋，假裝自己在進行“直接行動”，其中獲得的刺激感，本身就已經(jīng)夠冒犯了。更何況，來自不同種族或階層的人，因為同樣的行為受到懲罰的概率更高；或者在企業(yè)為了彌補損失而漲價時，真正承受后果的也往往是他們。

而那些平日里最執(zhí)著于特權(quán)和身份議題的人，在談到偷竊時，卻 conveniently 忽略了這種后果上的不對稱。

托倫蒂諾偷檸檬；而路易吉·曼焦內(nèi)則被指控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殺聯(lián)合健康保險首席執(zhí)行官布賴恩·湯普森。《紐約時報》那期播客從討論一種犯罪，直接跳到討論另一種犯罪，并沒有把兩者視為彼此無關(guān)的貪婪或暴力行為，而是都框定成“不公體制下不滿情緒的雙重表達”。

節(jié)目里沒人公開贊同殺害湯普森，但也看不出多少真正的憂慮。按派克的說法，湯普森是在進行“大規(guī)模的社會性謀殺”——這套說法借自恩格斯，只不過被他生搬硬套了一遍。

有時候，一種論證是否站得住腳，就看它離赤裸裸的事實有多遠。如果你非得把19世紀(jì)的死人搬出來，才能解釋為什么朝一個兩個孩子的父親背后開槍也算合理，那你多半早就輸了。

但即便如此，把“微型掠奪”說成是對邪惡體制的一千次正義切割，這套荒唐理論最終只會把人引向私刑和暴民政治。無論是偷還是殺，歸根結(jié)底說的都是欲望——對物品的欲望，對鮮血的欲望。只要把它們還原成原本的樣子，這些沖動就遠沒有那么高尚了。

當(dāng)公共知識分子調(diào)動一套套理論，為赤裸裸的懶惰、自私和貪婪辯護時，嚴(yán)肅的社會問題也就被稀釋成了一灘軟塌塌的道德相對主義。左翼的倡議能力正在因此被侵蝕。

而在白宮記者協(xié)會晚宴發(fā)生未遂槍擊事件之后，再回頭看派克對曼焦內(nèi)的那些議論，意味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一個坐滿記者的房間，而《紐約時報》播客里的那三個人，無疑也活躍在與之相近的社交圈里。

再說一遍，科爾·托馬斯·艾倫看起來同樣是出于類似曼焦內(nèi)式的不滿而行動。假如派克、托倫蒂諾和施皮格爾曼當(dāng)時就在現(xiàn)場，像他們許多同行那樣身處暴力發(fā)生的房間里，他們會不會更明確地譴責(zé)私刑？

重要的是，不能任由這些自由派清談?wù)甙芽山邮芘c不可接受的邊界一點點溶解。那樣的后果，就是一步步滑向政治暴力和反社會冷漠，而這兩種氣息如今正越來越多地彌漫在新聞周期和日常生活中。

所謂“社會暴力”——也就是一些人聲稱那位遇害首席執(zhí)行官實施過的那種暴力——本質(zhì)上依賴的是一種犬儒式的學(xué)院派含混說辭；而用艾倫上周六計劃實施的那種真實、帶血、令人痙攣的暴力去回應(yīng)它，最終只會把局面推向混亂。

左翼已經(jīng)忘了什么叫傷害。他們沉溺于時髦教條，卻忘了語言和傷口不是一回事。兩者風(fēng)馬牛不相及——當(dāng)然，托倫蒂諾大概還是會把這兩樣?xùn)|西都順手塞進自己那深不見底的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