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軍隊快垮還玩大國平衡，查爾斯飛華盛頓，全靠王室打感情牌

我女兒能把整段英國王位繼承歌從頭唱到尾。至于我個人最喜歡的，則是《生來統治》，一首由漢諾威王朝的喬治一世、喬治二世、喬治三世和喬治四世演唱、模仿男團風格的抒情歌。對喜歡這類東西的人來說，它確實很好笑；它也準確傳達了當代英國人看待君主制的普遍態度：它很重要，但也多少有點滑稽。

我懷疑，查爾斯三世本周對華盛頓的王室訪問，恐怕不會改變這種看法。這是自2007年以來，在位英國君主首次訪問美國，此行是為了紀念美國獨立250周年——也就是紀念他們

當年對英國王冠統治的否定。《可怕的歷史》里對這段往事的演繹，當然采用了足球解說的風格，主角自然少不了喬治三世。我覺得，這個版本總體上算是把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地嘲諷了一遍。

但一想到他們會如何表現特朗普與查爾斯三世的會面，我就更強烈地意識到，英國人與美國人至今仍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理解跨大西洋關系的許多面向。

在《可怕的歷史》最常涉及的那段英國歷史中，一個核心主題就是：英國人總喜歡離開英國，到世界上幾乎任何別的地方安家。

長期累積的結果，是一個遍布全球的帝國，它既包括由擴展家族構成的移民定居國家，也包括殖民地屬地。英國與美國之間那種特殊而又曖昧的“特殊關系”，既源于這段共同的家族譜系，也源于美國后來在終結這個帝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帝國瓦解之后，英國的自我想象和經濟生存，主要靠三個方向支撐：與歐洲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系；與后帝國時代的“英聯邦”維持某種模糊的、偶爾帶有善意的關系；以及與美國保持緊密但從屬的軍事關系。

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三重支柱給了英國精英足夠多的國際活動空間，讓他們仍能像英國還是全球帝國強權那樣思考和行動。但隨著漫長的20世紀走向終點，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這套安排恐怕維持不了太久。

在大家庭里，圣誕晚餐桌上總有些話題最好別碰。對英國來說，最敏感的話題就是大英帝國，以及美國在拆解這個帝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幾代人下來，這段歷史已經被處理得溫和了許多，但我的繼祖父——一名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也曾被關押在科爾迪茨戰俘營——對此感受極深，而且痛恨美國人。我以前一直不太明白這是為什么。美國人不是在戰爭中和我們并肩作戰嗎？

我甚至一度猜想，會不會只是因為美國士兵在他實施越獄計劃之前就把他從科爾迪茨解救了出來，掃了他的興。

直到最近，我才更多了解到美國在戰時向英國提供貸款時附加的懲罰性條件，也了解到美國政客如何把終止英國“帝國特惠制”貿易保護，當作提供戰時援助的前提。從美國的角度看，這當然是堅定務實、服務本國利益的現實政治。從英國的角度看，這卻削弱了英國經濟，也推動了大英帝國的瓦解；而從伍德羅·威爾遜時代起，瓦解英國帝國本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之一。

放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開始懷疑，我那位出身英國上層階級的繼祖父之所以那樣談論美國，也許正是因為他明白：大西洋彼岸這些“表親”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幫助了英國，另一方面也在終結那個他從小被教育要去治理的帝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后來，正是同樣的瓦解過程，引出了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1962年那句著名的話：英國“失去了一個帝國，卻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角色”。艾奇遜是在西點軍校的一場會議上說這番話的。當時他預言，英國將不得不轉向歐洲。他認為，英國試圖依靠英聯邦以及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來擴大自身影響力，這不足以讓英國重新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強國”。

在他看來，英國尤其試圖通過“充當一個既沒有政治結構，也沒有統一性和力量，只維持著脆弱而不穩定經濟關系的共同體之首”來為自己開辟角色。而這個角色，他認為，“差不多已經走到頭了”，最可能取而代之的，將是與歐洲更緊密的聯合。

艾奇遜沒有提到的是，英國政界之所以后來相信必須更緊密地融入歐洲，正是因為帝國特惠制已被強行終結，取而代之的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框架。

艾奇遜預言的歐洲一體化，直到1973年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才真正實現。但到了那個時候，它已經被視為替代舊有帝國貿易體系的另一大貿易集團。而這一決定，反過來又給英國制造業帶來了進一步的負面后果。

三年后，也就是確認英國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公投結束一年之后，伊麗莎白二世訪問美國，紀念美國脫離大英帝國獨立200周年。她在演講中提到了那個被艾奇遜嚴厲貶低其地緣政治力量的英聯邦，并把它視為美國對英國產生積極影響的一個例子。她說，美國讓英國認識到，讓各民族自己治理自己的道德重要性。

她當時的原話是：“如果不是200年前在獨立廳為自由事業所完成的那一偉大行動，我們就不可能把一個帝國轉變為一個英聯邦。”

讀到這里時，我不禁想，她是否有意留下了某種反諷意味。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追問：帝國瓦解的那一刻，是否也正是英國君主既依然具有歷史重要性、又開始顯得有些滑稽的時刻。無論如何，大英帝國之所以變成英聯邦，我們確實很大程度上要“感謝”美國。事實上，英聯邦建立之初，一個主要作用就是讓昔日帝國的英國君主，除了不列顛群島之外，還有別的地方可去訪問。

正如當時包括艾奇遜在內的批評者指出的那樣，英聯邦作為一個整體，從來就不算團結。到了今天，其中至少有些成員與英國的關系已經談不上友好，甚至開始在聯合國投票要求英國給他們送錢。

但現在，是不是到了重新審視我們更廣泛聯盟關系的時候？以目前這種形態來看，英聯邦內部矛盾太多，已經無法真正提供支持；而美國主導的另一個國際主義機構——聯合國——如今也同樣顯得像是過去時代的遺存。

今年，特朗普讓美國退出并停止資助多個聯合國附屬機構。這當然不是唯一的信號，卻也是近來一系列跡象中的一個，說明戰后國際主義時代正在走向終結。歷史又回來了，而且有時回來的方式相當可怕。

英國說得委婉一點，并不適合再玩什么大國均勢游戲。我們的糧食和能源進口依賴過高，軍隊也已經衰弱得近乎不堪一擊。歐洲人人都因為脫歐而討厭我們，英國國內則有很多人因為關稅、格陵蘭、伊朗、汽油價格以及打擊房地產市場等問題厭惡特朗普，這還只是隨便列舉幾項而已。

局面還因“凈零排放”承諾而更加復雜。這個承諾讓英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部供應，而我們對此幾乎不怎么公開討論。我們只是放行了倫敦那座外國超級大使館項目——它據稱設有秘密地下房間，距離承載倫敦金融城敏感信息的重要數據電纜只有幾英尺。

但英國也不是沒有從更糟的處境中走出來過。1976年伊麗莎白二世訪美、紀念這段既緊張又充滿競爭的“特殊關系”重大周年時，我們的低迷程度并不比今天輕多少。

那時和現在一樣，都有貝爾法斯特汽車炸彈襲擊、失靈的公共服務體系，以及一種強烈的政府僵化感。我們的大西洋“表親”那邊也有企圖刺殺總統的人：1975年針對杰拉爾德·福特總統的兩次未遂刺殺發生后，英國女王的安保措施也隨之加強。

僵局最終還是結束了。幾年后，一個激進政府上臺，國家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盡管改善并沒有平均落到每個人頭上。所以，對于今天那些動輒把英國描繪成一片災難景象的人，無論他們身處大西洋哪一邊，我都想說：那時并沒有徹底完蛋，現在我也不認為會是這樣。

同樣，盡管那些高喊“不要國王”的嬰兒潮一代擔心“橙色凱撒”，我仍完全相信，美國這個共和國會平穩度過它的250周年，并且依然還是一個共和國。“我完全相信，美國這個共和國會平穩度過它的250周年，并且依然還是一個共和國。”

但并非一切都和1976年一樣。在英國，我們的軍事實力已經弱得多。幾乎所有跡象都表明，隨著時間推移，這一點會越來越重要。但如果要與歐洲展開更緊密的軍事合作，人們也有深層的歷史理由感到不安。至于過度向美國傾斜，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留下的近年經驗，同樣足以讓人警惕。

想到這里，我不禁懷疑，我們是不是太快就忘記了，或者輕易否定了與其他“表親”的友誼：那些和美國一樣，根源都在英國帝國擴張之中，但后來已經發展成獨立政治體的國家。

英國當然仍會需要美國，也會繼續對美國懷有一種遠遠超出單純政治算計的深厚親近感。但正如戰后歷史所顯示的那樣，我們有時也確實存在利益分歧。這種分歧不僅存在于1776年的遙遠往事中，在當下這個時代同樣存在。

因此，短期內我們只能希望，查爾斯三世足夠機敏，也足夠得體，能夠適應自己作為英國新一輪“小國政治”中柔性王室前鋒的新角色；并且在這個角色里，他更接近“重要”，而不是“略顯滑稽”。

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仍都在英聯邦之內。這些同樣是跨越全球的特殊關系，也是英國可以從中受益、值得進一步強化的深層聯系。隨著歷史重新轟鳴著啟動，而且有時來勢駭人，如果我們能記起這個大家庭其實還有別的分支，也許反而能讓英美“特殊關系”承受的壓力小一些。

哪怕這有時也意味著，因為拿“南半球表親”編歌開玩笑——比如唱他們偽裝成袋鼠越獄——而惹上新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