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被扣30年：一個人的三十年，一個時代的法治之問

2859.2克黃金，被扣押整整30年。

2026年4月，這起跨越世紀的陳年舊案終于迎來轉(zhuǎn)機——營口市公安局作出刑事賠償復議決定書，責令蓋州市公安局依法重新作出決定。76歲的潘永嘉老人，在等了半輩子后，終于看到了正義的曙光。

1996年的那個機場

時光倒回1996年5月6日，43歲的潘永嘉在大連周水子機場準備登機。

他隨身攜帶的，是他精心購買的2859.2克黃金制品——包括18K金項鏈、金墜等，共21包。當時金價每克約80-95元，這批黃金價值約22-27萬元。

按照潘永嘉家屬的說法，買這些金首飾是想"留些資產(chǎn)，有18k金，也有24k金"。對于普通家庭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投資。

然而，就在機場，蓋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犯罪為由，將潘永嘉帶走，黃金制品當場被扣押。潘永嘉被收容審查11天后，家人繳納5萬元保證金，他才被取保候?qū)彙?/p>

誰能想到，這一扣，就是整整30年。

三十年的追問之路

從取保候?qū)彽哪翘炱穑擞兰尉拖萑肓艘粋€漫長的法律黑洞。

按照正常程序，取保候?qū)徶螅讣匆扑推鹪V，要么撤案了結(jié)。但潘永嘉既沒有收到撤案決定書、終止偵查決定書，也沒有收到解除取保候?qū)復ㄖ獣踔翉奈幢桓嬷讣幚斫Y(jié)果。

這30年間，他反復向蓋州市公安局詢問案件進展、索要黃金，得到的都是模糊的回應："正在核查中"、"需進一步研究"、"負責人已調(diào)離崗位"。

從43歲奔波到76歲，三十年黃金歲月，在無盡的等待中耗盡。

2024年8月，潘永嘉再次致電蓋州市公安局。對方工作人員的回答令人瞠目結(jié)舌：案件的主要承辦人已經(jīng)去世，另一經(jīng)辦人也已退休，連經(jīng)辦人自己都不清楚案件現(xiàn)在的狀態(tài)。

更離譜的是，當公安局向蓋州市人民銀行查詢黃金交售記錄時，銀行回函稱：因2012年洪水淹沒銀行舊址，檔案丟失，賬目被毀，無法查找。

近3000克的黃金，就這樣在法律意義上"憑空消失"了。

法律的尷尬："超時效"抗辯為何站不住腳？

2026年1月6日，76歲的潘永嘉委托律師正式提出國家賠償申請。

然而，蓋州市公安局于1月8日作出《不予受理決定書》，理由只有一條：請求已過時效。

這個理由在法律專家看來，存在明顯問題。

根據(jù)《國家賠償法》相關規(guī)定，賠償請求時效為兩年，但自賠償請求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人身權(quán)、財產(chǎn)權(quán)受到侵犯之日起計算。

潘永嘉代理律師張鐵雁指出：只要扣押行為處于持續(xù)狀態(tài)，當事人就依法擁有申請國家賠償?shù)臋?quán)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明確規(guī)定：對財產(chǎn)采取查封、扣押、凍結(jié)、追繳等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辦案機關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凍結(jié)等措施或者返還財產(chǎn)的，屬于國家賠償法第十八條規(guī)定的侵犯財產(chǎn)權(quán)：

采取取保候?qū)彙⒈O(jiān)視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在解除、撤銷強制措施或者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后超過一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

本案中，賠償義務機關至今未作出刑事訴訟程序終結(jié)的法律文書，且本案符合上述情形。因此，蓋州市公安局作出的不予受理決定，不符合規(guī)定情形。

同類案件：這并非孤例

潘永嘉的遭遇并非個案，此類歷史遺留的黃金扣押爭議，在全國多地都曾出現(xiàn)。

青海馬光輝案：1994年被扣押7800余克黃金，26年后，公安部作出復議決定，責令青海省公安廳60日內(nèi)返還黃金5183克。公安部明確指出：公安機關未提供證據(jù)證明對涉案黃金已處理并已告知當事人，應視為扣押處于持續(xù)狀態(tài)，未超過賠償請求時效。

蘭州馬有蘇案：1991年19.4公斤黃金被蘭州市公安局扣押，當事人至今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黃金也未歸還。2018年提出賠償申請，被以《國家賠償法》施行前的行為不適用為由駁回。

這些案件共同揭示了一個問題：上世紀90年代，中國正處于黃金管理體制改革期，政策嚴格，地方執(zhí)法標準不一，緝私尺度并不統(tǒng)一。那是一個規(guī)章嚴明與靈活邊界的模糊地帶，潘永嘉們便是在這種縫隙里跌入了半生的困局。

時代的背影：從統(tǒng)購統(tǒng)配到市場化

要理解這些案件的特殊性，必須回到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

1983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金銀管理條例》，明確規(guī)定國家對金銀實行統(tǒng)一管理、統(tǒng)購統(tǒng)配政策，禁止私自買賣和借貸抵押金銀。

90年代初正處改革過渡期，政策嚴格，地方執(zhí)法標準不一，緝私尺度并不統(tǒng)一。

直到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黃金交易所正式開業(yè)，標志著黃金市場化改革初步完成，此后金價才完全由市場決定。

有人估算，1996年金價約80元/克，潘永嘉的2859克黃金價值約22.87萬元；到2026年4月黃金現(xiàn)貨價已達1038元/克，這批黃金的市值已接近300萬元。

黃金還是那批黃金，價值的鴻溝卻已橫亙在三十年的時光兩端。

遲到的正義：營口公安的復議決定

在潘永嘉向營口市公安局申請復議后，事情終于迎來轉(zhuǎn)機。

4月30日，潘永嘉收到了營口市公安局于4月28日作出的《刑事賠償復議決定書》。

營口市公安局查明：1996年5月6日，蓋州市公安局以潘永嘉涉嫌投機倒把為由將其攜帶的21包特征為黃色18K的金項鏈、金墜，共2859.2克予以扣押，并對其收容審查。同年5月17日，蓋州市公安局解除對潘永嘉的收容審查，并采取取保候?qū)弿娭拼胧杖”ＷC金5萬元整。

關鍵點在于：依據(jù)蓋州市公安局向營口市公安局作出的書面答復及提供的相關證據(jù)，本案至今訴訟程序尚未終結(jié)。

營口市公安局認為：賠償義務機關作出的不予受理決定，不符合規(guī)定情形。

最終，營口市公安局決定：責令蓋州市公安局依法重新作出決定。

深層追問：黃金到底去了哪里？

這個案件最蹊蹺的地方在于：近3千克的黃金，到底去了哪里？

根據(jù)現(xiàn)有信息，警方無法提供黃金處置、移交、上繳的完整記錄，也拿不出合法結(jié)案手續(xù)。

按照法律規(guī)定，扣押物品與案件無關，應三日內(nèi)返還；就算涉案，偵查結(jié)束后也必須及時處理，一扣30年明顯違規(guī)。

關于賠償標準，爭議不小：

• 1996年金價約每克95元，這批黃金當時價值約27萬元；
• 按2026年4月現(xiàn)貨金價估算，現(xiàn)在市值已超200萬元，差距巨大。

依據(jù)《國家賠償法》，能返還原物先返還原物；原物滅失，應給付相應賠償金。近年司法實踐普遍支持按賠償時市場價賠償，而不是幾十年前的低價。

此外，當年收取的5萬元保證金，也應一并退還并支付利息。

這起案件的深層警示

潘永嘉的遭遇之所以引發(fā)全網(wǎng)關注，不只是因為黃金值錢，更因為它戳中了公眾對"法治"和"公平"的深層關切：

第一，程序正義的缺失

合法財產(chǎn)被長期扣押，程序嚴重瑕疵；案件懸而不結(jié)，當事人維權(quán)無門；涉案財物管理不規(guī)范，檔案丟失，責任誰來擔？

第二，時效適用的困境

辦案機關未作出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法律文書，賠償請求人申請賠償?shù)模婪☉斒芾怼２荒苡?拖字訣"，把公民的合法財產(chǎn)拖成"無主物"，把公民的維權(quán)路拖成"死胡同"。

第三，執(zhí)法責任的邊界

承辦人去世、檔案被洪水沖走，但正義不應失效。辦案機關責任不因人員變動、檔案丟失而免除，警方仍負有查清、返還、賠償?shù)姆ǘx務。

給執(zhí)法部門的建議

這起案件給執(zhí)法部門帶來怎樣的啟示？

作為攜帶貴重物品入境的旅客，應該遵循哪些規(guī)范？

律師岳雪飛指出：

對于公民而言：無論是進出中國的國境，或者是進入他國的國境時，一定要了解海關對于出入境旅客的提示。比如哪些物品禁止出入境，或者允許出入境的數(shù)量，需要提前掌握，避免觸犯我國或者他國的法律。

對于執(zhí)法部門而言：現(xiàn)在法律規(guī)定相對是比較完備了，但是作為執(zhí)法的個人，需要留意自己對這些法律法規(guī)的理解和運用是否正確，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業(yè)務水平，避免在執(zhí)法工作中發(fā)生錯誤。

更重要的是：檔案管理、涉案財物管理必須規(guī)范。承辦人可以退休、去世，但執(zhí)法責任不能跟著"退休""消失"。

結(jié)語：三十年后，正義雖遲但到

檔案被洪水沖走了，承辦人不在了，但正義不應失效。

好在，這一回，老人等來了一個"和解可能性很大"的回應。

我們期待蓋州市公安局恪守程序、公正處理，讓發(fā)生在1996年的那段舊事，在2026年迎來一個真正公正的回答。

這不僅是潘永嘉老人一個人的希望，更是對所有公民財產(chǎn)權(quán)的一次守護。

我們常說，正義可能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對潘永嘉來說，這遲到的正義，整整等了三十年。人生能有幾個三十年？

這三十年里的焦慮、等待、無奈，又豈是一句"和解"能輕易撫平的？

這件案子的最終解決，不僅關乎一個人、一批黃金，更關乎公眾對法治的信心。公權(quán)力的每一次行使，都該有邊界、有約束、有始有終。

黃金可能找不到了，但公道不能找不到。

辦案人可能不在了，但執(zhí)法的責任不能不在。

法治社會，總得給舊案一個說法，給當事人一個交代。這不是苛責誰，而是守住底線。因為，無論結(jié)果如何，解開這樁懸案的過程，本身就是在填補法治的漏洞，重建公眾對程序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