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書 ｜劉川鄂：追懷馮天瑜先生

追懷馮天瑜先生

劉川鄂

弟子永遠的驕傲

1977年底，我從湖北邊遠山區建始縣花坪東升大隊知青點，考到武漢讀大學，成為武漢師范學院中文系77級的一名學生，史稱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一屆學生。在知青點昏暗的煤油燈下，我填報了3所名校。春寒料峭時節接到郵寄的錄取通知書，才知道有這么一所我所不知名的大學錄取了我。后來得知，中文系77級全年級4個班140來位同學，絕大部分第一志愿都不是武師。80后到00后的學生都可能以為這是奇談，但這在那幾屆卻是常態。沒有復習資料、沒有招生計劃、沒有預估分數線，考生全憑自己的估測胡亂填報，甚至入校后連自己的高考分數是多少都不知道。

3月初的一天，提著家里自制的油漆木箱和捆綁起來的棉被，輾轉多趟汽車和輪船，在武漢關旁邊的17碼頭下船等候。大約熬了一晚上，上了武漢師范學院接新生的大貨車。小個子的我，被陌生的同學拽上了車廂。經過武漢長江大橋，再開了六七公里，通過很窄的路口，進入坐落在郊區的校園。到了學校之后才知道她長得啥樣。入校門后，所見大都是兩三層的紅磚和灰色的樓房，跟想象中巍峨雅潔的校園完全不一樣。畢竟剛剛從千瘡百孔的年代過來，剛剛開始收拾收拾這千瘡百孔。

然而這就是我的大學，是我4年后畢業回山區中學任教三年半又考回來讀研并留校、從少年到小老頭、從沒有挪過窩的寶積庵大學、沙湖大學。夜半時分，我常常在陽臺上盯著小區十幾棟高樓茫然四顧，不知道可以任打給誰一個聊天電話、可以任意敲開一扇門去品茶、可以任邀一個人出去喝酒。

“生活在別處”，這是我鐘愛的作家米蘭·昆德拉引用過的名言，這句話在我腦子里經常閃現，但我的腳步從一而終。

中文系在文史樓，是從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在這棟樓學習過的學生最懷念的一棟具有民國風味的U形3層教學樓。中文、外語、政教系都在這里辦公和上主要課程。歷史系好像在后面的紅磚4號樓。那個時候教授還是“稀罕物種”，中文系有好幾位有名和比較有名的副教授，古代文學如張國光、李悔吾，文藝學如周勃、鄒賢敏、郁沅，都令我們自豪過一陣。周勃老師還請程千帆先生在湖北大學當過一段住校學者，程先生之后飄然下江南，留給沙湖一個漸遠的背影。

1979年，我們大二的時候，聽聞歷史系調來了一個更有名的老師叫馮天瑜。

未謀您的面，您就是我們的傳奇。武師不驕傲，但您是我們的驕傲。您是弟子永遠的驕傲。

我們聽說您有深厚的家學淵源，畢業于武師生物系，靠家里的藏書和久泡省圖研習人文。傳聞您寫過《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小冊子，受到嘉獎。民間傳說的佳話是領導說“小馮的文章比老馮寫得好”的故事。“老馮”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歷史學家馮友蘭，而“小馮”就是您——我們這所普通的師范院校的歷史系教師。第一次見到您的真容，是到歷史系旁聽您主持的學術講座。那一次您請杭州的一個老師講世界文化史。那個老師講到19世紀有進化論者演講時宣稱人起源于猴子的時候，巴黎的貴婦人暈過去了，我們在場者也與您一起大笑起來。

您是讓人過目不忘的先生，初識就會心里點贊的男人。聰慧的大腦，明晰的額頭，深邃的目光，親切的笑容，是您給所有認識您的人的美好印象，鐫刻在時間的長河中。

終身受用的批語

但那個時候我與您并沒有實際上的交集。真正成為您的親學生是在1985年，我從建始一中考入頭一年改名為湖北大學的本科母校，攻讀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全校文理科合起來，當年才招30來個研究生，且文科研究生居多。我們文史哲的碩士研究生合起來上的有一門課是《中國文化概論》，講授者正是您——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大名鼎鼎、如日中天的馮天瑜老師。那時候您才43歲，已經是正教授了。

我的同屆同專業同學、后來從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退休的謝偉民同學回憶說：“馮先生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早年他給我們這班碩士研究生（也包括他自己的學生）上課的時候，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坐著講課，雖然雙眼很有神，聲音卻低沉無力，不時還會告病假。”

您的《明清文化史散論》，當時已是一部學術名著，到處傳揚。所以聽您上課，我們都很興奮。您給我們中文系和歷史系的十來個同學講中國文化特質，闡述封閉地理、農耕文明、天人合一、家國天下、家庭本位、等級倫理等關鍵詞，條分縷析，娓娓道來，低調平實，真正干貨，對我頗多啟發。我關于中國文化的基本觀點大都源于您的講授。研究生每上完一門課要交課程論文，您要我們根據自己的理解，結合自己的專業，自定題目交一篇學習體會。我當時毫不猶豫就寫了一個題目叫《試論魯迅的文化觀》。為什么是試論呢？因為此前基本上沒有人論過，至少沒有綜合性地論述過。此前的學術界形塑的魯迅是“斗爭魯迅”，我在這里想把它還原為“文化魯迅”，于是從老師的基本觀點引論，從各個方面來闡述魯迅的文化思想和貢獻。我用的是自制的500格稿紙，洋洋灑灑寫了大約兩萬字。興奮地上交，期待老師給一個大大的肯定。您給了一個“優”。但您的批語我至今難忘，終身受用。只有兩句話，一句是：再向深處挖掘，能寫出一部高水平的學術論著。第二句是：與其求全面不如求專深。我當然理解，第一句您是用鼓勵的語氣批評我寫得比較平實平面、不夠深透。第二句則是一種方法論的指導。學術研究不是教科書、不是學術總結，而是有新意地創造和闡發。所以專深才是做學問追求的方向。一個人從讀小學到博士生畢業該做了多少門作業？該收到了老師的多少評語？您的評語是我直到今日所能記得的為數不多者之一。

我本科階段的學位論文寫的是《從〈阿Q正傳〉的結構看它的主題與人物》。導師盧守身老師讓我站著從頭到尾念完9000字左右的習作。每到表達不妥之處，他就要我重復修改。他用濃濃的湖南口音，對我總結說：“語言的不精密，反映了思維的不精密。”我的博士論文涉及的問題多，洋洋灑灑。當然也免不了征引名家的觀點，但是我往往點到即止，以為這都是學術界公認的意見，不需要多做說明，顧忌闡述太細會分散主題。導師易竹賢教授在我手寫本上的批示是：“不要以引帶論。”我本碩博階段，三次課程作業和學位論文，老師都有最深刻的批語、對我一生的學術研究深有影響，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不僅令我終身受用，而且我常用它們來教育我的碩士博士生。

您有家學淵源，也多才多藝，音樂、繪畫都有童子功，興之所至也能夠來幾下，讓我們愉悅品賞。一起餐敘時，您偶爾會給同桌的他畫人物速寫，惟妙惟肖。您還能夠吹口琴、拉二胡，來一兩段您喜歡的曲子。1986年冬，您帶我們在讀碩士研究生，參加黃岡師院承辦的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會下杜維明、成中英、湯一介等學術名流關于中國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令我們大開眼界，大長知識。晚上我們在您的房間里唱歌打撲克，說說笑笑，淘淘樂樂。我們請您表演節目，您唱了一首家鄉紅安的歌謠：“六月天氣熱，扇子借不得。縱是好朋友，你熱我也熱。”您還指揮我們一起表演《幸福拍手歌》，拍著手跺著腳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三十多年過去了，當時在您簡陋客房的拍手跺腳場景和紅安話的腔調，至今記憶猶新。

那不只是師生生活的一個片段，也是您親切可愛的人格影像。

1988年6月，我們碩士畢業，我們這一屆4個同學參加答辯，您是答辯委員會主席。李愷玲老師指導的謝偉民和張鴻聲兩人的論文都順利通過了。文振庭老師指導我和張潔兩人。我寫《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張愛玲》，答辯也比較順利。我太太當時從楊園的家中趕到文史樓，旁聽過一陣，為了準備同學宴提前離開了，我的答辯都沒有聽完。記得她事后批評我聲音太大。可能是因為激動，也可能是因為當過老師總是不自覺地大嗓門。最后一個答辯者是張潔，他的題目是《路翎的小說世界》，文導師認為他的論文思想意識有問題。您以溫和委婉的語氣對張的論文進行了肯定，說服大家表決通過。問題歸問題，寬和要寬和，尤其對學生不求全責備。這是您一貫的風格，也成了一個學界佳話，在沙湖畔流傳了很久很久，很多年。須知文振庭和張潔既是師生又是舅舅和外甥的關系。三觀不合就六親不認，哪像后來有些人那么庸俗，那么功利化，全是受利益驅使，利欲熏心，俗不可耐。

導師反對我留校，但我還是被留下了。可能是李愷玲老師和當時的系書記楊建文老師等做了我導師的工作，認為我是一個可造之才或者說是一個可以上好課的教書先生。那時我和從武漢大學分配來的文藝學教師馮黎明住在青年教師宿舍2棟的1樓，我們還擔任中文88級一班二班班主任。作為“青椒”的我們和馮天瑜、鄒賢敏等正當年的教授有了更多的交流，參與了更多的學術活動和社會活動，比如1989年在張家界參加關于《紅樓夢》的學術研討會。這都只能等待來年詳細書寫。

您是難得的謙謙君子，總是用低緩的、謙和的語氣對待老朋友、老學生。您在湖北大學成為文科最大牌的時候，也是我們“胡四氓”交流討論對象。“胡四氓”是90年代初中期湖北大學中文系的四個浪子——聶運偉、李俊國、馮黎明、劉川鄂在媒體用的筆名。我們俗談雅文化，雅談俗文化，在本地新聞媒體上很是熱鬧過一陣。我曾經動過是不是應該給您寫一部評傳的念頭，學兄們還說還不到時候。

其實您本是一個溫和型的思想家、靠事實說話的平和的學者，從來不以妙語炫人、不以狠詞驚世。您和何曉明等教授主編、90年代初中期出版的《中華文化史》，尤其是您執筆的長篇概論和何曉明對于現代中國文化的介紹，卓有見地。是我給歷屆碩士研究生指定的必讀書目。

您的反駁我沒法再反駁

因為專業不同，所以沒有更多跟您私下請教的機會。但有您在湖大，我不僅覺得驕傲，而且覺得心安。但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慢慢聽到了您要離開湖北大學的消息。1994年，您就真的離開了，到了武漢大學。公開的傳聞是湖北大學歷史系沒有博士點，不便組織學術團隊做更多的大學術項目。多年后，您的湖北大學的摯友鄒賢敏教授回憶說：

天瑜的真性情還表現為在“名”的問題上他從不矯情，這點給我的印象更為深刻。20世紀90年代早期，高校開始有了“博導”，這是高端學術水平的一個標記，那時遴選比較嚴格，早期的博導很少有遭人非議質疑的，不像后來流于既濫且爛。天瑜當然希望自己在學術上的努力得到承認，期待有更好的條件做學問，于是向校方提出了申請，當時的校長徐章煌為學校發展計，極力促成，我從“小道消息”得知此事，滿以為不會有什么問題。一天在校區碰到天瑜，順便問起進展情況，他沒有掩飾自己的失望，也沒有故意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在平靜地告訴我事情沒辦成時，神情和往日有點不同。我深感意外，追問了一句：“那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出于對朋友的信任，他講了學界幾位前輩對他的肯定，講了非學術因素干擾的情況。“哪有這么巧的事？……”我聽后憤憤不平地罵了兩句，他連忙笑著反過來勸我：“算了算了，因為這不值得，反正以后還有的是機會。”說完這句實實在在的話，他怕我再罵下去，便快步離開了。有些在乎，但不耿耿于懷，盡快自己化解掉，他的態度使事情沒有發酵，畫上了句號。

（鄒賢敏：《真學者馮天瑜》，新漢尊，2023年1月16日 20:09，江西）

1994年我到武漢大學中文系攻讀現代文學專業的在職博士，偶爾在武大珞珈山上能夠看到您的身影。每每有所交流和請教，但也沒有太多的可以記憶的談資，只知道您跟我們導師組的陸耀東老師和易竹賢老師都有很多學術上的共識和友情。

您招的第一屆碩士生大都是我們的朋友，有的在學位上和人格上都跟您很接近。比如何曉明教授。當然有的學生跟您相距甚遠，如同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有時候也很疑惑，您名下的個別博士生的錄取和畢業過程是否經得起嚴格的檢驗？我猜想，可能您過于謙和的性格不得不過于考慮家鄉和單位的人際工作關系而委屈了自己。

在武大讀書的時候，也有過到您寓所的經歷。因為剛好您的女兒可耘從美國回來了。她曾經是湖北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學生，剛好我給她們上了一個學期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有一些私下的交流，一些超乎課堂的關于人生的交流。她后來到美國留學、工作、成家，音訊漸無。我到您家去坐了一會兒，跟可可同學談了一些關于分別后的日常話。

再到另外的場合跟您見面，大都是學術研討會。我的心目中，您是有定力的學者，不會做此一時彼一時的跟風學問。有一次，在一個官方的學術活動中，您做主旨發言，對中國孝悌文化有所肯定，我在聆聽的過程中有點不以為然。您講完后，在去政協的食堂吃工作餐的途中，我們相會，在您跟別人交談的空隙，我談到了我的疑惑，我甚至跟您說：“您不像是當初給我們上課的馮老師了。”因為當年您對傳統文化否定的成分居多，而此時正是傳統文化熱的端口，又是在官方的學術會議上，您的表達跟80年代的“西方熱”“文化熱”“改革開放熱”有些不一樣。當時，您盯了我一眼，還是那樣慢條斯理輕言細語地對我說，這個問題很復雜，一會兒說不清楚，此刻不是一個適合討論的場合，今后有空我們單獨討論。

（全文見《芳草》2025年第6期）

責任編輯：李娟

作者簡介

劉川鄂，男，湖北大學教授、博導，文學院原院長，湖北省作家協會第六屆、第七屆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曹禺研究會會長、湖北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學地理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專委。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評委。出版《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張愛玲傳》《從現代到當代》《批評家的左手和右手》《池莉論》《湖北文學通史》等論著十余部。

出品：芳草雜志社

編輯：陳　瑤

一審：李　娟

二審：張好好

三審：林東林

投稿：fc82627200@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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