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眼中的伊朗：一個不肯進入“美國秩序”的國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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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自今年2月美伊沖突爆發以來，雙方陷入僵持和拉鋸。美國和伊朗（乃至中東），長期以來就存在難以調和的深刻矛盾。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早在許多年前，美國前國務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就已敏銳地指出，美伊之間爭奪的并不只是具體利益，也不只是核問題、制裁或地緣博弈，而是對秩序原則、合法性來源以及地區未來圖景的不同理解。

今天再看，這樣的判斷尤其值得注意。至少在當下美國政治與輿論環境里，真正能夠從歷史、戰略和國際秩序層面解釋中東問題的人已經越來越少。

這也是為什么，當我們在今天的情勢下，重讀基辛格在其所著的《世界秩序》中關于美國和伊朗的討論時，仍然能讓人感到某種近乎預言般的鋒利。基辛格的結論未必都能成立，但他提出問題的方式，在今天看來，顯得愈發有分量。

當然，這種分析本身也帶有十分鮮明的寫作者位置。它來自美國戰略思想內部，對“秩序”與“均勢”的定義天然有其側重，也難免把美國自身的角色預設為敘事中心。因此，今天重讀基辛格對美伊的討論，其意義也許并不是簡單接受他的判斷，而是把他的視角作為一種觀察樣本，看美國政治精英如何理解伊朗、如何解釋中東，以及如何為自身的行動尋找敘事依據。

《世界秩序》

[美]亨利·基辛格 著

中信出版社

*以下內容摘自基辛格的著作《世界秩序》。

一、中東的難題，是缺乏對秩序的共識

中東是世界三大宗教的發源地。這塊不毛之地上先后涌現出高舉普世理想旗幟的征服者和先知。在它似乎綿延無盡的地平線上，一個個帝國崛起又覆亡，一個個專制君主聲稱自己是一切權力的化身，之后又如海市蜃樓般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塊土地上，不同歷史時期存在過形形色色的國家秩序或國際秩序，隨后又一個個被推翻。

中東地區不斷有人呼吁，要為了一個普世愿景推翻區域和世界秩序。世界對此已習以為常。帶有預言性的絕對觀點層出不窮，始終是這一地區的特征。中東一方面沉浸在對昔日輝煌的夢想中，另一方面又無力就國家秩序或國際合法性的共同原則達成共識。就組織區域秩序和確保這一秩序同世界其他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并行不悖而言，沒有哪個地區比中東面臨的國際秩序挑戰更復雜。

在當今時代，中東似乎注定要重溫昔日的所有經歷——帝國、“圣戰”、外國統治、互相廝殺的教派戰爭——方能最終選定（如果能做到的話）一個國際秩序概念。在此之前，中東仍會在加入或對抗國際社會之間掙扎搖擺。

2013年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在一個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說，歡呼一場新的全球革命的到來。作為伊朗的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的地位凌駕于伊朗政府所有官員，包括總統和外交部長之上。

哈梅內伊宣稱，世界其他地方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其實是一場影響波及全球的“伊斯蘭覺醒”。哈梅內伊稱，西方以為民眾上街示威代表著自由民主的勝利，實在是大錯特錯。示威者“拒絕在政治、行為和生活方式上效法西方，因為那只能帶來可怕的痛苦”，他們體現了“神的許諾終于得以實現的奇跡”。

“任何有知識、有頭腦的人都無法否認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伊斯蘭世界終于從世界社會和政治賽場的邊緣走到了中間，在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占據了突出的中心地位，為生活、政治、政府和社會發展提供了全新的觀念。”

據哈梅內伊分析，這場伊斯蘭意識的再覺醒正在引發全球宗教革命，最終將打敗專橫跋扈的美國及其盟國，給西方持續3個世紀的霸主地位畫上句號：

“傲慢的反動陣營不敢承認這場伊斯蘭覺醒，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伊斯蘭世界的幾乎所有地方都能看到這場覺醒的征象。最明顯的當屬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人，他們滿腔熱情地要再現伊斯蘭教的偉大和光榮。 他們認清了當今國際秩序的壓迫性質，并揭去那些無恥、兇惡和傲慢的政府的虛偽面具，因為它們長期以來都在壓迫伊斯蘭和非伊斯蘭的東方國家。”

哈梅內伊信誓旦旦地宣布，在“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失敗”之后，隨著西方實力和信心的坍塌，伊斯蘭覺醒將傳遍全球，把世界各地的伊斯蘭烏瑪（ummah，跨國界的信仰共同體）統一起來，恢復伊斯蘭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

最后，這個目標只有通過創造一個光輝燦爛的伊斯蘭文明才能達到。伊斯蘭烏瑪的所有組成部分，即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國家，都應達到《古蘭經》提到的文明程度……通過宗教信仰、知識、道德和不懈的斗爭，伊斯蘭文明會給伊斯蘭烏瑪和整個人類帶來先進的思想和崇高的行為規范，讓人們擺脫支撐西方文明的物質主義、壓迫觀念以及腐敗的行為規范。

二、伊朗的神權政治：腳踏兩個世界秩序

如果說中東問題的復雜性來自秩序共識的缺失，那么伊朗問題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是這個國家體系中的一員，又始終保留著超越國家體系的革命敘事。

在威斯特伐利亞和會召開之前，西方發生過宗教戰爭。但自那以后，西方從未實行過霍梅尼治下的伊朗樹立起來的理念。根據這種理念，國家不是合法的自立實體，而是更廣泛的宗教斗爭中恰好可供使用的武器。

霍梅尼宣稱，20世紀的中東地圖是“帝國主義者”和“自私的暴君”制造出來的虛妄的非伊斯蘭產物，他們“把伊斯蘭社會切成不同部分，彼此分開，人為地創造出不同的國家” 中東以及廣大世界上所有的現行政治機構都是“不合法的”，因為它們“不是建立在真主的律法之上”。現代國際關系所依靠的威斯特伐利亞原則不能成立，因為“國家間的關系應以宗教信仰為基礎”，不應建立在國家利益的原則之上。

霍梅尼認為——他的意見與庫特布一致——從意識形態擴張的角度來領會《古蘭經》可以去除這些褻瀆真主意志的制度，創立真正合法的世界秩序。

第一步是要推翻伊斯蘭世界的所有政府，代之以“一個伊斯蘭政府”。要超越傳統上對國家的忠誠，因為“推翻現在統治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不合法的政治勢力人人有責”。1979年4月1日，霍梅尼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開國大典上宣布，在伊朗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政治制度標志著“真主政權的誕生”。

這個政體與任何其他的現代國家都有所不同。正如霍梅尼任命的第一任伊朗總理邁赫迪·巴扎爾甘對《紐約時報》所說：“我們想要……先知穆罕默德的10年統治和他的女婿阿里，即第一位什葉派伊瑪目（Imam，阿拉伯語，意為“領袖”）的5年統治期間那樣的政府。一旦政府是遵照真主意志建立的，持不同意見就不再是政治上的反對，而是瀆神的行為。霍梅尼的伊斯蘭共和國把這些原則付諸實施，建立伊始就舉行了一系列審判，處決了一批瀆神的人，對各少數派宗教的全面鎮壓遠超巴列維國王的專制主義政權。

在一片動蕩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矛盾，表現為對國際秩序的雙重挑戰。伊朗革命中，致力于推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伊斯蘭運動奪取了對一個現代國家的控制權，但同時又行使它“威斯特伐利亞式” 的權利和特權，例如占據在聯合國的席位、進行貿易活動、運用外交機構，等等。伊朗的神權政治因此腳踏兩個世界秩序，一方面利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保護，另一方面卻多次宣稱不相信這個體系，絕不受它的約束，總有一天要取消它。

這種雙重性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治國理念中。它自稱為“伊斯蘭共和國”，暗示它的權威超越了領土的界限。居于伊朗權力結構最高點的阿亞圖拉（先是霍梅尼，然后是他的繼任者阿里 · 哈梅內伊）不僅是伊朗的政治領袖，而且被視為全球性的權威，是 “ 伊斯蘭革命的最高領袖 ” 和 “ 伊斯蘭烏瑪及被壓迫人民的領袖 ” 。

三、核談判之外，美伊風暴還在醞釀著什么

幾十年來，西方觀察家一直想找到伊朗這種態度的確切“根源”。他們堅信，伊朗的一些比較極端的言辭只是一種比喻。他們認為，如果宣布棄絕西方過去的一些行為，例如20世紀50年代美英兩國對伊朗國內政治的干預，也許就能打開和解之門。

然而，伊斯蘭教的革命派至今尚未表現出愿意尋求西方意義上的國際合作。伊朗的神權政治也不像一個殖民統治結束后滿懷怨憤的獨立運動在期盼著美國展現善意。根據阿亞圖拉們的政策觀念，與西方的爭端不是僅通過在具體問題上讓步就能解決的。它是關于世界秩序性質的角力。

雙方談判的態度反映了他們對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伊朗談判者表示，他們將沿著現在的道路走下去，即使伊朗的核設施可能會遭到襲擊也在所不惜。西方談判者則堅信，對伊朗發動軍事襲擊的后果遠遠大于伊朗核能力增加可能帶來的風險。

對西方來說，問題的核心是能否找到外交的解決辦法，或是否有必要采取軍事措施。在伊朗，核問題卻被視為圍繞著地區秩序和意識形態的全面斗爭的一個方面。

阿亞圖拉哈梅內伊把核談判說成是長期宗教斗爭的一部分。談判成了一種戰斗的形式，妥協是絕不準許的。就在 2014 年 5 月，伊朗的最高領袖如此形容核談判：

之所以強調繼續戰斗，不是因為伊斯蘭世界好戰。在穿越海盜猖獗的地區時，做好充分準備，有決心、有能力保護自己，這是再合理不過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戰斗，以戰斗的意念主導國家的內政外交。宣揚對惡霸妥協投降，指責伊斯蘭世界好戰，這種行為就是叛國。 國家在經濟、科學、文化、決策、立法、外交談判等各個領域的官員都應當知道他們是在作戰，在為伊斯蘭政權的建立和生存而戰……圣戰是永無休止的，因為魔鬼和魔鬼的盟友陰魂不散。

伊朗如何處理它復雜的歷史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受國內形勢的影響。在一個文化如此豐富、政治如此錯綜復雜的國家中，伊朗國內形勢的發展也許是外部觀察家所無法預測的，也不受外國威脅恫嚇或甜言蜜語的直接影響。但無論伊朗對世界示以怎樣的面目，都改變不了它必須做出選擇這個事實。它必須決定自己到底是一個國家，還是一項事業。

美國需要從戰略的高度看待它參與的這個進程。政府發言人在解釋美國弱化其在中東扮演的角色時，描繪了一幅遜尼派國家（可能還有以色列）抗衡伊朗、形成均勢的圖景。即使這種格局能夠形成，也只能靠美國積極的外交政策來維持。因為均勢從來不是靜態的，各方在不斷發展變化。

在可見的未來，美國仍需要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要扮演好平衡者的角色，美國需要與相互競爭的各方保持比它們彼此之間更緊密的關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戰略，尤其是極端的戰略。美國在追求自己戰略目標的同時，可以幫助決定伊朗是走伊斯蘭革命的道路，還是成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一個合法而重要的偉大國家。在此問題上，美國是一個，也許是唯一至關重要的因素。

四、美國想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

每一種國際秩序遲早都要面對挑戰其凝聚力的兩種傾向的影響：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勢發生重大變化。當支撐各種國際安排的價值觀被根本改變時（或是被負責維護這些價值觀的國家遺棄，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會出現第一種傾向。西方上升時期對非西方世界的許多傳統秩序就產生了這種影響。此外，還有20世紀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極權主義，以及當今時代伊斯蘭主義者對中東脆弱的國家結構發動的襲擊都是如此。

秩序之所以淪陷，并非主要因為軍事上的失敗或資源的不平衡（雖然經常是這種情況），而是因為未能看清它所面臨的挑戰的性質和范圍。從這個意義上講，伊朗核談判的最終考驗是：伊朗表示愿意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是戰略上的變化，還是為了追求長期政策而采取的戰術安排？西方是否把戰術行為當成了戰略方向的改變？

重建國際體系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家才能的終極挑戰。失敗的后果不一定是國家之間的大規模戰爭（雖然在一些地區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更有可能的是演變成與特定國內結構和治理形式相一致的種種勢力范圍（如威斯特伐利亞模式或極端伊斯蘭版本）。在其邊緣地帶，各勢力范圍都可能對它認為不合法的秩序實體試探自己的力量。地區之間的爭斗有可能比以前國家之間的爭斗更加慘烈。

美國在兩個層面上追求世界秩序：擁抱普世原則，同時需要接受其他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現實。除了分析過去困難重重的數十年積累的教訓，我們還必須繼續肯定美國的獨特性。作為現代世界人類自由的堅定倡導者和捍衛人文價值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地緣政治力量，美國必須堅持自己的努力方向。

無論從哲學角度還是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為了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美國必須目標堅定。然而，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單槍匹馬地建立世界秩序。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價值的同時，還需要有一種全球性、結構性和法理性的文化，這就是超越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視角和理想的秩序觀。

在當前的歷史時刻，這意味著根據當下的現實實現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現代化。

遠古的神秘歷史碎片揭示出，人類社會無可救藥地充滿著變化和沖突。“世界秩序”就像火焰，“適度地燃燒，適時地熄滅”，而戰爭則是“世間的圣父和國王”，帶來了世界上的變化。但是，“在表面之下，事物統一在一起；而統一取決于在相互對立的事物之間做出平衡的應對”。當今時代的目標必須是約束戰禍，實現平衡，而且必須在歷史的激流中完成這一使命。對此，一個著名的隱喻便是：“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世人也許永遠把歷史看作一條河流，但河水會變化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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