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右翼掌控美國，Palantir成特朗普戰時大腦

導語：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硅谷科技資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入美國政治中樞。馬斯克為特朗普陣營投入巨額政治資金，大衛·薩克斯一度以白宮“人工智能與加密貨幣沙皇”身份深度參與相關政策制定，Palantir等公司則在軍方、情報和政府系統中持續擴張。

在這股浪潮中，彼得·蒂爾或許是值得觀察的關鍵人物。相比馬斯克的高調出場，蒂爾更像是隱藏在硅谷政治轉向背后的深層推手：他既是科技資本的代表，也是右翼政治網絡的重要資助者；既塑造了一代硅谷創業者，也長期介入美國保守派政治議程。

美國最近很“鬧騰”。

美伊局勢已僵持許久，特朗普朝令夕改，推特治國雖沒有絲毫可信度，卻依然占據著大量公共注意力。

如果只看新聞標題，你會以為美國政治仍然是特朗普的獨角戲。

今天是關稅，明天是移民，后天是中東；今天放狠話，明天又談交易；霍爾木茲海峽到底開還是關，至今仍是個謎。一切都似乎圍著特朗普一個人轉。

可這兩年，很多人慢慢品出一個更值得咂摸的細節：特朗普當然還是最顯眼的那張臉，但在他身后“垂簾聽政”的，不知何時已經變成一群在暗中掌控局勢的硅谷科技大佬：彼得·蒂爾、亞歷山大·卡普、埃隆·馬斯克、大衛·薩克斯、基思·拉博伊斯……

這張鋪天蓋地的人脈網絡，以“PayPal黑幫”為首，成了特朗普的隱形操盤手和實際控制人。

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國對伊朗發動“史詩憤怒”行動。幾周后，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的消息，震動世界。這次行動在現在看來，更像是美國的一次“警告”和威懾，時刻提醒著伊朗，誰擁有絕對的科技實力，戰事主動權掌握在哪方。

根據多方分析，一家名叫Palantir的高科技公司在這次行動中扮演了“戰時大腦”的角色，精準定位了哈梅內伊所在的位置。這家公司，正是幾個激進的硅谷鷹派創立的，專門面向政府、軍方和情報部門的數據分析公司。簡單點說，它為戰爭服務。

過去，戰爭的象征是航母、轟炸機和油輪；現在，戰爭越來越像一條扁平的數據鏈和不可捉摸的AI技術。誰先定位目標，誰更快完成情報融合，誰能把衛星、傳感器、數據庫和決策系統連成一體，誰就更可能先動手、先命中、先改寫局勢。

這也是為什么，科技右翼、技術加速主義者這些原本陌生的群派名稱，以及Palantir這個名字，會越來越頻繁地浮出水面。

換句話說，美國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許不是一個愛上頭條的總統，而是他背后那群越來越不愿意只做金主和承包商、強硬地將意識形態注入國家機器的硅谷民粹強人。

他們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們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美國？

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宮時，很多人把他理解成一次民粹主義的意外勝出：一個懂流量、會煽動、愛表演的商人，突然接管了美國政治。

這個理解有它成立的一面，但到了今天，解釋力已經嚴重不足了。如今的特朗普，背后站著一群手握重金、有著絕對優勢的硅谷科技資本家。

根據波因特研究所的報告，特朗普在2016年收到的政治捐款中有69%來自200美元以下的小額捐款。正是因為還沒有與大資本形成聯姻，彼時的特朗普主義實際上并沒有成熟的政治綱領和政策體系。

經過八年的政壇沉淀，特朗普2024年競選中，小額捐款比例從69%降到了32.9%。剩下的大頭從哪來？正是來自硅谷科技資本的加持。

事實上，在硅谷大佬中，彼得·蒂爾是最早“重倉”唐納德·特朗普的。2016年，他幾乎是“獨自一人”支持了還是政治素人的特朗普，為其注資125萬美元。雖然這筆錢并不算多，但兩人的結盟，是當代政治與科技交叉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投資”案例之一。

自2024年大選起，馬斯克開始步蒂爾后塵，砸下近3億美元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待特朗普二進白宮，他又領銜“政府效率部”（DOGE）。對聯邦政府進行了極富爭議的改革。

另一位PayPal元老大衛·薩克斯，直接操盤了科技界對特朗普2.0的支持。他不僅籌款超千萬美元，還在勝選后進入白宮，掌管人工智能與加密貨幣政策。

可以說，特朗普背后已經有了一套十分成型的支持網絡。不再僅僅是傳統共和黨的捐助人，也不再僅僅是老派能源資本、軍工資本、傳統金融資本，而是一批越來越成氣候的科技右翼、硅谷鷹派，且這群科技巨頭已不滿足于站在幕后，而是以越來越強硬的姿態插手白宮事務。

他們不是依賴政府合同起家，所以沒那么多包袱和講究，更“反建制”；他們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表達，比如反政治正確、反監管、強調技術精英主義；他們不滿于現有的政府基本盤，期望通過培養前臺“代理人”來改變未來的權力結構和決策系統。

隨著這一小部分科技精英深度介入共和黨，“特朗普2.0”時代的新特朗普主義，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硅谷科技資本和精英們的主張和利益。

這一小撮硅谷精英是如何逐漸崛起，成為左右美國政治的力量的？他們的主張和理念又是什么？這需要從“Paypal黑幫”的核心人物，彼得·蒂爾說起。

現在很多人都將彼得·蒂爾視為“影子總統”“影子皇帝”，他早在2016年就特立獨行地公開支持特朗普，現在也是美國副總統萬斯的幕后金主。

他身上有種持續了三十年的、幾乎從未動搖過的信念：世界不應由多數人，而應由少數人來決定方向。

其實，他最初進入大眾視野，是以硅谷企業家、投資者的身份。早年間，關于他的討論還主要集中在互聯網和創投圈。等到掌握龐大的財富和人脈后，蒂爾漸漸地將觸角延伸到了政治領域。

大部分中國讀者認識蒂爾，也是從那本久負盛名的創業“圣經”《從0到1》開始的。蒂爾的創業經歷堪稱“王炸”：1998年，他與埃隆·馬斯克等人一起創辦了一家在線支付公司——PayPal，2002年被eBay收購。PayPal出售后，這批人分頭進入社交媒體、太空探索、電動汽車、風險投資等不同領域，逐漸形成后來的“PayPal黑幫”。蒂爾后來與卡普等人共同創辦了Palantir，并通過投資深度介入Facebook、SpaceX等公司。

在《從0到1》中，蒂爾最有名（當然也飽受爭議）的觀點是“競爭即失敗”論。他認為，真正重要的創新，不是把已經存在的東西從1復制到N，而是從0創造出1；最有價值的企業，不是卷進無休止競爭，而是建立別人短期內無法復制的壟斷性優勢，從而掌控未來。

競爭是失敗的，壟斷才是成功的。

打通了這一層，蒂爾后來的路徑就很容易理解了：他為什么迷戀強人式創始人，為什么厭惡緩慢的協商民主，為什么總想扶持那些能打破舊規則的人？因為在他眼里，歷史從來不是靠多數人商量出來的，而是靠極少數人強行推進的。

2016年，他公開站到特朗普一邊；到了2022年，他又以真金白銀把J.D.萬斯推上參議院競選跑道。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相關材料，蒂爾分兩次向支持萬斯的“Protect Ohio Values”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投入了至少1350萬美元。今天，當萬斯已經成了特朗普陣營最重要的政治繼承人之一時，你很難不承認：蒂爾不是在“贊助政治”，而是在“生產政治”。

他一方面痛恨官僚體制、福利國家和大眾政治，另一方面又極端推崇技術、資本和精英判斷；一方面試圖通過加密貨幣、海上家園、新西蘭避難所這類路徑“逃離政治”，另一方面又通過Palantir、特朗普、萬斯這些入口，越來越深地介入現實政治。這種看似矛盾的路徑，其實有著一致的內核：他始終認為，現有秩序已經不值得信任，真正能決定未來的，只能是少數清醒、強悍、敢于打破規則的精英。

而他，就要做生產和贊助這些精英的幕后之人。正如他在PayPal時招募合伙人的標準一樣，蒂爾偏愛那些極客、怪才，喜歡特立獨行、離經叛道的人，而不是傳統的“好學生”式員工。

這是他真正高明的地方。普通金主是給候選人輸血，蒂爾更像在通過培養自己的“代理人”，來操控整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像創業公司那樣運作，要在政治上建立壟斷性優勢，由少數人對國家發展方向定調，再通過資本運作、媒體聲量和組織能力，把理念變為現實。

蒂爾長期有一個不太“主流”的判斷：民主社會的信息處理和決策能力，未必比得上一個高效的集中系統。

這和美國的主流政治思潮完全相反。和創業領域特立獨行的“壟斷”的思維很類似，他的政治思想也極容易滑向“權力集中”。

這就自然引出一個問題：如果你真的相信“少數人可以更好地理解并治理世界”，那你最應該做的產品，是給誰用？

答案不是普通消費者，而是情報機構、軍方、政府，換句話說，擁有行動權的組織。

蒂爾有一個關系密切的創業伙伴亞歷山大·卡普。盡管二人在其他政治理念上未必完全契合，在“科技產品應服務于政府”這件事上，他們的想法一拍即合。

卡普在其不久前出版的新書《科技共和國》的開篇言道：“硅谷已然迷失了方向。”在他看來，硅谷的工程師們太過沉浸于淺薄的消費主義，不愿承接政府和國家事務。而他與蒂爾，注定要為這一“糟糕”的現狀做些什么——于是，他們創立了Palantir。

2004年，Palantir在911的陰影中誕生，由卡普擔任CEO。這家公司從一開始就不面向普通消費者，而是直接服務政府、軍方、安全機構、情報系統。在Palantir的客戶群中，這些機構占了絕對比重。

二十多年來，Palantir一直在暗中為軍政機構做事。2011年，Palantir通過分析海量數據和情報，協助美國軍方擊斃了本·拉登，從此聲名大噪；俄烏沖突中，Palantir的Gotham數據系統幫助烏克蘭實施精準打擊；包括2022年起圍剿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抓捕非法移民……背后都有這家大數據分析公司的神秘身影。

隨著業務成熟壯大，市值一路飆升，Palantir的軍政訂單更是如雪片般涌來。從Palantir自己的財報也可見一斑，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披露，美國政府業務收入同比增長66%，達到5.7億美元。

也就是說，Palantir早就不是一家普通的數據公司，而是在一步步成為美國及其盟友戰場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

這家公司毫無顧忌地踐行著蒂爾和卡普“科技應服務于國家機器”的想法，這正是他們政治觀念最直接的表達。

卡普寫這本書，既是在闡釋Palantir的理念，更是在為一種新的政企關系立論。在卡普看來，未來的戰爭勝負越來越取決于軟件，未來的國家競爭也越來越取決于技術公司是否愿意與政府重新結盟。

它更像是一份宣言：硅谷應該重新愛國，而且要以能直接服務國家力量的方式愛國；要扎扎實實地通過主宰科技手段（尤其是下一個關鍵科技，人工智能），介入并統治未來戰場，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堅實后盾。

說到底，蒂爾、卡普這些人真正感興趣的，未必只是支持某個具體的總統或候選人。

特朗普當然重要，蒂爾的“新寵”萬斯也很重要。但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他們或許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前臺人物。比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背后那條越來越有跡可循的技術、資本與國家結盟的草蛇灰線。

這個聯盟真正想改變的，不只是幾項政策，也不只是白宮里坐著誰，而是整個美國國家機器的運行邏輯。

在他們看來，美國過去幾十年的問題，并不只是經濟失速或黨爭加劇，而是國家本身變得遲緩、分散、低效。傳統官僚體系層層疊疊，決策周期越來越長；自由主義政治強調協商、平衡與程序正義，卻也因此不斷喪失行動能力；硅谷則長期沉迷于消費互聯網、廣告系統和娛樂平臺，把最頂尖的工程人才消耗在無關痛癢的領域。無論是蒂爾，還是卡普，對這一切都表現出近乎一致的不耐煩。

因此，他們給出的答案也頗為相似：讓技術重新服務國家，讓工程思維進入政府，讓國家安全、工業能力與人工智能重新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議題。

Palantir的意義，恰恰在這里。它并不只是一個承包商意義上的科技公司，更像是硅谷集體右轉的縮影。它提供的，也不只是某種軟件或解決方案，而是一種新的治理想象：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領域、不同部門、不同層級中的信息、資源與執行手段，盡可能壓縮進一個更高效、更可計算的系統里。戰爭如此，國家安全也是如此。

事實上，這套想法已經在付諸實踐。2025年11月24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啟動名為“創世紀任務”的國家級計劃，試圖整合國家實驗室、超級計算能力與頂尖科學家資源，借助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動科學突破。簡單說，這是一份毫不掩飾的宣告：美國要以國家意志重組技術路線，把人工智能從商業競爭中的熱門賽道，提升為國家力量的底層基礎設施。

這正是蒂爾、卡普等人長期推動的方向。在他們看來，技術從來不只是市場中的商品，也不只是創業神話的載體。真正重要的技術，最終都要回到國家能力本身：它既是工業競爭力，也是軍事優勢；既是邊境控制、情報整合與資源調度的工具，也是一個國家在混亂時代維持秩序、確保領先的關鍵手段。

從《從0到1》到《科技共和國》，這種思路其實一脈相承：從推崇“少數人創造未來”，一步步延伸到對大規模國家工程的偏好。技術公司不再只是為國家提供工具，技術精英也不再滿足于做政策外圍的建議者，他們開始更深地參與國家本身的塑造。

這或許正是“技術精英治國”最復雜的地方。它并非站在美國傳統政治的對立面，恰恰相反，它正借助既有制度，以一種非常現實，也極其高效的方式向內部滲透。總統依然通過選舉產生，國會依然存在，媒體依然喧囂，公共討論也仍在繼續；但越來越多關鍵的資源配置、技術路徑與安全判斷，已經開始向少數掌握資本、平臺和工程能力的人手中集中。

特朗普當然還會繼續制造新聞。美伊局勢也還會反復起伏，新的危機和熱點很快會蓋過舊新聞。但比起這些表面的喧囂，更值得追問的也許是另一件事：當硅谷最有權勢的一群人，不再滿足于創造產品、投資公司和影響輿論，而開始更深入地參與國家、戰爭與社會治理，美國最終會走向何方？

這個問題，恐怕比特朗普本人更值得反復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