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仁”到“義”

孟子對儒學發(fā)展的另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是孟子把孔子的“仁”，發(fā)展到了義。孔子是談仁，也談義；在論語里面既有仁也有義，但是仁出現的次數要超過義。因為孔子特別強調仁，而孟子更多的是重視義。仁是人的一種內在道德修養(yǎng)。義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社會正義，一種規(guī)范。因為孔子強調仁，所以孔子有一句名言叫殺身成仁，而孟子強調義，所以孟子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成語，叫舍生取義。

孟子曾經非常嚴肅地區(qū)別了仁和義，他說兩者之間并沒有本質的不同，仁就是義，義就是仁。仁和義都根植于人內在的道德情懷，但是兩者確實還是有區(qū)別的，就是表現的地方不一樣。就像我剛才說的，仁側重于指人的內在修養(yǎng)，而義側重于指人的外在一種行為；義，就是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是適宜的。所以孟子曾經對義，有過一個非常直接的說明，他說“義者，宜也”，也就是正義的這個義，就是適宜的這個宜。如果我們的行為是恰當的，是恰如其分的，那就是義。那么孟子強調義，就表明他更注重對人的外在行為的評價，更希望人把仁愛之心表現出來，施及于人。從道德上講，孟子這樣做也表明他更注重實際。一個人內心的真實思想我們是無從知道也無須知道，甚至，我們也不要去問人行為的內在動機，因為動機是無須控制也無從控制的，我們索要關注的，就是他的外在行為合乎道德規(guī)范即可。

另外，評價義也比評價仁，要可行得多。由于有了客觀、可觀察、可量化、可比較的特性，評價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義”，總比了解一個人的內心是否仁德要容易得多，也可信得多。另外，義，對道德實踐者而言也更便于操作。要在內心意志上真正達到圣人的境界談何容易？而且一個人內心中是否真有仁德，我們也無需操心，我們只要管他的行為是否適當就可以了。在《孟子》這一本書里面，一開頭就是這么一個故事，在公元前 320 年左右，孟子千里迢迢去魏國見梁惠王（即魏惠王，因魏國首都在大梁，因此也稱梁惠王）。梁惠王劈頭就問了一句：“老先生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會給我的國家?guī)砝姘桑俊彼悦献赢敃r也就很生氣，就斷然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那這個話翻譯過來就什么呢？就是大王你怎么張口就談利，我就帶來了兩個字，這兩個字就叫“仁義”。

當然，孟子接下來也跟梁惠王做了一番的分析。于是孟子說，如果人人都求利的話，你作為一國的國君，你恰恰是沒有辦法保障你的利。為什么呢？因為孟子敏銳地感到，當整個社會都以利益最大化為行動準則時，道德和秩序就要崩解，因為利無法自我限制。國王的下面是大夫，大夫的下面是士，士的下面是老百姓，老百姓講利就沒法保證士的利益，士講利就沒法保證大夫的利益，大夫講利就沒法保證你國君的利益。所以，利益是要均衡的，利益是有邊界的，而這種均衡和邊界靠的是什么呢？那就不是利，是義了。所以，義是什么？就是對于正當的權利的保證。孟子的思考在告訴我們什么，就是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邊界，可怕的是不能夠自我限制，可怕的是越界侵犯別人的利。那么如何能夠讓每一個人的利都在自我范圍之內，自我限制而不侵犯他人的利？這里面就需要有一個東西，來提供一個最終的保障，這個最終的保障就是孟子所講的義。

在孟子看來，義是一種近乎于道德信仰的東西，所以他有一個成語叫舍生取義，這個舍生取義的論述，我們在中學課本里面就已經讀到了。就是那一段非常有名的：“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魚很好吃，熊掌更好吃。如果只能選一個，我選熊掌。那么同樣的道理，利，我想要，義我也想要；但是假設兩者發(fā)生沖突了，只能得一個，怎么辦？舍魚而取熊掌，舍生而取義。所以這是一種假設，為什么孟子要做這樣的一個假設？因為道德必須有一個最終的、極端的境界作為一個保障，如果我們在活著和義之間做一個選擇，不義地活著，和慷慨就義赴死，對這兩種行為的選擇，決定了一個民族道德的成色。

當然講到這里還得要強調一點，孔子和孟子都特別強調人的道德，但是他們并不是一個僵化的教條主義者。孟子在《離婁章句下》里面講過這么一段話，他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就是他們覺得一個真正的君子，不是機械地遵守某些具體規(guī)則，而是把握住義的這個根本原則，根據具體的情況靈活應對。這個靈活不是丟掉了義，恰恰是更好地保護義，在每一個環(huán)境下都能夠得到正當的實現，這種判斷力就需要長期的修養(yǎng)才能夠獲得。但是孟子對于義的理解并不止于個人修養(yǎng)，他還有更廣闊的社會維度。一個人如果真正的理解了義，他就會關心社會的公正，就不能夠容忍不義的發(fā)生。孟子本人周游列國，游說諸侯，反對戰(zhàn)爭，主張仁政王道，這些努力的根源就在于他對于義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