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忠：得侍函丈二十秋——親炙業師教益的日子

今年（2018），正值紀念業師楊翼驤先生百年誕辰之時，往日的幾多記憶，油然涌上心頭。業師諱翼驤，字子昂，1918 年 8 月 15 日生，于 2003 年 2 月 22 日逝世。我在 1981 年考中南開大學史學史專業研究生，而實際入學在 1982 年初，即恢復高考的第一屆 1977 年大學生畢業之后。從攻讀碩士研究生起，我一直在子昂師身邊學習與工作，前后大略超過二十年的時間，親炙教澤，受益深廣，許多往事留下不可磨滅印象，回想起來，先師的音容笑貌，似乎閃現在眼前。

一、考取中國史學史碩士研究生

1978 年，我參加了的第一次全國統一出題的文科高考，并且獲得很高的總分，錄取為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本科生。在全班同學中最后報到，為第 41 位。那年間，同學們皆自覺地用功學習，而且氣氛活躍，許多教師自愿無償地為學生舉辦學術講座，將歷史研究的心得首先讓本校同學分享，或傳達全國學術研討會議、全國歷史學發展規劃等等重要信息。我實際上歷史知識的基礎很差，唯一的辦法是加緊、認真地讀書，而且下決心要繼續深造，準備報考研究生，而專業的選擇，只想到應當通過聆聽學術講座，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方向和專業導師。

楊志玖先生、王玉哲先生是老一輩史學家中積極參與學術講座的表率，楊先生當年所講內容多為隋唐史問題，感覺既新穎、深入也容易領會，王先生講先秦史內容，深入淺出，十分生動，但涉及諸多甲骨文、金文、音韻、訓詁知識，顯現為一項艱深的學問。對于年齡較大的我來說，現在再從頭學習甲骨學、文字學、音韻學等等，難度太大。于是決定準備報考隋唐史專業楊志玖先生名下的研究生，讀書與思考問題，也迅速向這個方向偏移。在其楊志玖先生后來的講座時，常提出請教和試談自己的看法，有時還得到楊志玖先生的當面贊許和鼓勵。

子昂師那些年從未在本校歷史系舉辦講座，因此我對先生長期不大了解，直至大學三年級先生講述中國史學史，到課堂一聽，立即震驚。整個課程，體系嚴整，內容豐富，條理分明。先生的講述藝術，無與倫比，語速不緊不慢，字字句句扣人心弦，雖一聽即可大部牢記，但仍舊百聽不厭。板書非常規范，完全合乎筆記所需，字體端莊俊美，令聽課人感覺在獲取一場不可多得的學術文化享受。于是使我對中國史學史知識十分關注，學習熱情倍增，期末考試分數突出，進入全班成績超過 90 分的三人之一（另二位是范文耀、王蘭仲同學）。但即使如此，亦未能改變將來報考楊志玖先生隋唐史專業的意愿。

1981年暑假間，教育部舉辦擴大名額的碩士研究生招考，意欲鼓勵即將在12月畢業的1977級大學生繼續深造，加強專業研究人員的培養。然而經統計，1977級應屆畢業生報考研究生人數顯著偏少，大約是因為當時大學生就業狀況極佳吧。于是，教育部下達指示，令各個大學有條件地放開我們1978級大學生提前報考此屆研究生，因為兩屆大學生入學和畢業時間，僅僅相隔半年，只要學習成績較好，提前考中研究生，即可與1977級同時畢業。南開大學歷史系批準了包括我在內的五名同學，可以提前報考研究生，報考方向，即可在本校也可以在其他大學。

然而，這一年楊志玖先生從自身與南開大學發展的總局出發，突然停止了隋唐史專業研究生的招收，改為元史專業，并且希望報考者能夠學習蒙古語、幾種外語及少數民族語言。這造成我報考方向的惶惑，再次覺得如此年歲，還要學習多種語言是很困難的事情，在從未與子昂師接洽的情況下，毅然改變志愿，報考中國史學史專業。有知情同學告訴我：報考楊翼驤先生者已有兩人，都早與楊翼驤先生聯系，其中一位李同學是體育運動能手，與楊先生多曾一起打乒乓球、打網球，與楊先生友好的南開體育部教師，也為李同學報考研究生說好話。所以，你今年報考中國史學史，錄取機遇是渺茫的。但我未為所動，心中認為終歸還是要依憑考試成績取舍。

考試成績公布后，心情很失落，看來無望錄取，權當提前半年的演練吧。其他成績均好，特別是楊志玖先生出題的古代漢語科目，題型特殊，難倒一大片考生，因而導致個別教師非議，但我在所有參考者中分數居于第一，唯獨中國史學史專業成績僅46分（百分制），而另二位報考同專業者的成績更慘，都是20分。沒幾天，忽然峰回路轉，教育部得知全國本屆考研成績很不理想，按常規標準無法滿足錄取名額，要求各個大學有規則地減低標準，但須保證公平原則。南開大學議定：一門不及格但總成績不低，而且導師本人同意情況下可以錄取。這樣，我有進入可能錄取的范圍，關鍵在于子昂師是否同意招收，結果是業師慨然應允。

在得到正式錄取為中國史學史碩士研究生的通知書后，我首次到 子昂師家中拜見，同時帶著抓緊寫成的學士畢業論文《〈史記·太史公曰〉淺析》奉上，請業師審閱。對話中，子昂師一直面帶燦然的笑容，雙目炯炯，和藹中蘊含堅定。指點說：此次研究生本專業考題，三個問答題，第一題占50分，你得了個0分，其他考生同樣。但另外兩題你解答得很不錯，因此總分46分。為什么此題你寫了3頁還是零分？答題思路不對！題目是“從作者、內容、價值、影響等幾個方面，將二十四史作一個大概的分析”，這是要求對二十四史從幾個不同角度予以歸類分析，比如從“作者”角度，可以歸納出有個人私下所撰寫、有數人參與合作而成，有朝廷史館纂修，有官方委托史家編撰等等，要說清二十四史中哪些史書歸于哪類，其利弊如何。其余在內容上，有通史、一朝斷代史、幾代或幾國合為一書等，價值不同程度地有高有低，影響不同程度地有大有小，就是要將這些正史分開歸納，才是正確思路。你一本書接一本書敘述起作者、內容、價值、影響，可以被判斷為不會思考問題，給零分似乎苛刻，但并不冤枉。以后進入專業研究狀態，思路是否合理，就更加重要了。

子昂師還說：這次研究生考試剛剛過后，我與樓下的楊志玖先生散步時（楊志玖先生居住于子昂師樓下，兩位先生關系親密，時常共同散步和交談），說起歷史系的招考情況，他對你大為贊賞，第一是此次古代漢語成績最好，第二說到《南開史學》選登你的論文《唐代士族與庶族的合流以及科舉制在其中的作用》，楊志玖認為這篇文章學術上見解創新，論述理據嚴密。隨后我也閱讀一下，確實可以贊揚。我又查看本科中國史學史課業的考試成績，你是幾十人中超過90分的三名同學之一。這樣，自然同意錄取為研究生，希望入學后努力，學好中國史學史這門專業。

首次與業師會面，就得到極其重要的指導，先生強調的答題思路、研究思路，當即給我巨大震撼，銘記于心。此后的學術研究中，我特別注意考量解決歷史問題的思路，自覺地探索以新的思路獲取學術研究的創新。正所謂一次教訓，一生受益。

我在碩士生入學同時，急切辦理本科畢業程序，子昂師對我的學位論文《〈史記·太史公曰〉淺析》寫了佳評，并且向《南開史學》主編陳振江老師推薦。但《南開史學》每年僅出版兩期，每期是薄薄的小32開本，承載力有限，稿件擁擠，不能立即刊登。半年之后，我發現俞樟華先生在《浙江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發表《試論〈史記〉中的太史公曰》一文，內容、理路與拙文竟然高度暗合，連評論《史記·太史公曰》“與正文渾然一體，不相隔離”等語句都完全一致！我趕快找陳振江先生撤回稿件。子昂師得知此事，含笑對我說：看來寫論文還是要探索獨特的思路或獨到的選題，才有保障，做別人同樣能夠干成的研究，就得看誰能搶先發表了，這樣年輕學人就沒有優勢。業師的指導意見可能只是隨口道出，但于我真好比醍醐灌頂，更加堅定地決心從開辟新思路與發掘新課題著手，加強史學史的學習與研究。

子昂師對新入學的研究生，都發給本專業的基本閱讀目錄，其中有論文、有文集、有著述、有基本史料，分為十余個類別。對我布置的重點閱讀計劃中，特別要求精讀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二書，應當各自呈交讀書心得，作為兩門課程的考核成績。我不敢怠慢，認真研讀《史通》并且參閱學術界已有的評論，撰寫了1萬5千多字的《〈史通〉編撰問題辯證》，子昂師閱后大為夸獎，在南開歷史系研究生論文競賽中，因業師的評分而獲一等獎，后來又在上報學校級的研究成果中，獲學校一千元研究經費的獎勵。在初入門徑的治史努力中，導師的指點與提攜，是學識成長的關鍵助力，也是增強學習信心的源泉。

子昂師指導研究生，一般是由學生自己選擇畢業論文題目，隨之進行指導或調整。我最初考慮以研究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為選題，為此花很多時間學習與研究歷史考據的問題，因而形成一些見解。1983 年，得知北京師范大學白壽彝先生有研究生畢業論文是研討《資治通鑒考異》，遂專程探詢，而能夠得到百忙中瞿林東先生之允諾約見，并且是在瞿先生家中，乃業師的面子起到決定性作用。雖初次見面，但瞿先生像是對待自家人一樣暢談史學史學科發展前景，評說當前一系列正面、負面的現象，強調白壽彝先生多次談到楊翼驤先生是現今最早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學者之一，要求北師大史學研究所的教師，要多征求和尊重楊先生的學術意見。對于我的畢業論文選題，瞿先生直言不諱地指出：《資治通鑒考異》很難作為學位論文研究，白先生對該研究生的畢業論文并不滿意，是篇不成功的作品。談話從晚飯后一直持續到深夜，辭別后走在北師大校園內，周圍明亮而靜謐，激動感慨之中考慮了畢業論文改題的設想。

回天津之后，我很快向子昂師轉達了瞿先生的問候，匯報瞿先生談話內容，說明我的畢業論文要改題目，以研究章學誠的史學為內容。章氏史學是學術界的熱門課題，已有成果甚多，再要取得創新見解，非經過深入、艱苦的探索不可，這是此次與子昂師談話中的共識。章學誠的史學思想復雜、豐富，畢業論文將包含哪些內容？反復思考，反復征求業師意見，待到寫成初稿呈上業師，先生認為全文牽涉過多，有不少可引起爭議不休的見解，例如主張章學誠不屬于浙東學派、章學誠的哲學屬于程朱理學體系、章學誠所謂 “史德” 不具備客觀求實的思想等等，作為需要答辯的學位論文，可以暫且刪去，只集中論述章氏史學創見形成的原因。這項指導，至關重要，寫作方向豁然明朗。1984 年 11 月初，我如期畢業，學位論文題為《章學誠的修志實踐及其史學創見的形成》，雖顯得寫作時間倉促，但相當成功。本文按時間順序梳理和考訂了章氏的史學創見，得于他多年纂修方志的實踐，線索清晰，證據確鑿。主持論文答辯的河北大學教授李鼎芳先生的評語說：“從實踐到理論，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所以本文是試圖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章學誠的史學和方志學的。” 業師的學術評語說：本文 “辨明了章學誠的史學創見與撰修方志的關系，否定了學術界流行的不符合實際的說法，提出了新穎的、正確的見解…… 論文根據充分的材料，通過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新穎的獨到的見解，在對于章學誠史學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重要成果，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佳作。”

結束了三年的攻讀碩士學位努力，我留在本校古籍研究所工作，古籍研究所的所長，即業師子昂先生，等于進入了依然在業師關懷、指導下繼續成長又一個新階段。

二、南開古籍研究所工作的十三年

1984年上半年，全國古籍整理工作在各個大學組建研究所、擴充專職人員，撥放充足經費，呈現如火如荼、推進向上的盛況。根據中共中央文件精神與教育部緊急指示，南開大學也迅速組建古籍整理研究所，直接隸屬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并且得到可觀的經費資助。學校指定由子昂師擔任古籍研究所正所長，配備幾名副所長輔助，并且向社會各界招考古籍整理方面人才，進入南開大學成為正式研究人員，定級定編。這一切措施的力度，都算是空前絕后。古籍整理如此需要研究人員，子昂師自然會將本年畢業的我，留用在新建的研究所內，副所長王達津先生也同樣留下自己的畢業研究生。

作為所長的弟子，一經報到，單位似乎就有點兒特別關照，很快給我一個編輯古籍佚書之殘存資料的項目，即編年體晉史輯佚本的整理和校注，做成以后會由古籍研究所出資正式出版。但給古書做注釋，乃艱難費力而又枯燥的工作，心中并不中意，總還想著把時間都用于自己的史學史研究。在子昂師的書房中談話之時，不由得吐露這個念頭，先生立即一臉正色，嚴肅訓導，指出所在單位分配下來的工作，要放在第一位，必須先行干好，有余力再做其他研討。這是對待工作的首要原則，要我牢牢記住。況且注釋古代史籍，與史學史研究關系密切，是增加知識，鍛煉基本治學功力的好機會，應當扎扎實實投入精力，認真完成任務，保證質量，切不可敷衍了事。業師還敘述自己的經歷，雖早就立志研究史學史，但早年工作中多為講解中國通史、斷代史課程，只能先把授課工作做好，備課花費極大精力，爭取不比任何其他教師稍差。心中何嘗不愿意多研究自己愛好的專業？但那時候年輕教師講課，能否得到認可，是安身立命根本，不重視是不行的。

1989年，我整理校注的《眾家編年體晉史》出版，這是一本拿在手中感覺頗有分量的成果。第一次出書，內心總有一種憋不住的喜悅，感念先生的訓導，感念先生的指點，在敬贈給先生的書冊扉頁上寫了四言八句詩一首：

得侍函丈，歷歷八年。教誨諄諄，開導惓惓。

沛然雨露，潤我心田。愧焉寸草，報此一編。

先生閱看后，微笑而頷之，內中蘊含對弟子初步取得一點成績的欣慰。此書后來口碑不錯，這與隨時可得到先生指教密切相關。聽從了業師訓導，我校訂、注釋時不敢稍有輕忽，每一出注，必細細查核。注釋古書，是一件調動全部歷史知識、文字功力都難以應對的工作，隨時都要學習新的知識，只要認真對待，學問會在注書中迅速增進。

自1984年到1997年，十三年工作于南開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經歷，是我學術成長、治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期。1986年，我如期晉升助理研究員（相當于講師）職稱，并且在職攻讀史學史專業博士研究生，是子昂師第一名博士生。由于種種原因，博士修業長達五年，1991年夏畢業獲博士學位，并且當年即晉升副研究員。博士學位論文《清朝官方史學研究》，這個題目是在報考博士生前夕就與導師商定的，子昂師對選題甚為贊賞，認為確實可開拓一個嶄新園地，是迄今中國史學史研究中很被忽視的課題，同時也指出其難度很大。在博士學位論文撰寫中，隨時可以向先生請教和商討，致使先生為我付出了很大心血，但商討的過程是愉快的。答辯之前，我已發表四五篇相關論文，先生雖然一般地不主張早發論文，但看著學生拿到學術成果，仍是相當高興，特別是聞知《史學史研究》發表的《說〈康熙起居注〉》一文，得到了白壽彝先生贊揚，而且這題目就是白先生為之重擬（白先生認為原文題目文字過長），子昂師對我提及此事之際，已經喜形于色了。在業師身邊隨時享用無私的關懷、鼓勵與提攜，心氣順暢，是何等幸運！待到論文答辯前夕，子昂師仍如當初碩士論文答辯，勸我刪去論文的一些組成部分，余下的分量已足，不必全數列出，反啟爭議。這是親人般的由衷愛護。博士學位論文廣得好評，而業師的贊譽力度最大，先生在評語中認為：本文“發前人之所未發，有很多創新的見解及精辟的議論。論文資料翔實，條理清晰，分析細致，考證精審，論斷中肯，將過去模糊不清的清朝官方史學的詳情，明白展現出來，彌補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缺陷，也豐富了清史研究的內容，具有開拓性的、可貴的學術價值。”這是長輩對后學充滿愛護的鼓勵。

子昂師具備杰出的行政工作能力，擔任古籍研究所所長之任，舉重若輕。平時常務，委托誠摯可信的副所長孫香蘭先生執行，聽取匯報隨時啟發指點，遇有大問題，果敢決斷，一出手即予以解決，威望極高，受到全所教師的尊重而敬畏。其中事跡很多，暫且放下，適當時機再作回憶。但先生工作負擔很重，在歷史系指導多名史學史碩士生和博士生，因此不愿在古籍研究所再招收文獻學研究生。古籍研究所約于1986年取得歷史文獻學碩士點，子昂師卻不曾招收一名研究生。相較而言，先生在學術上還是更重于史學史專業，因為這是自1939年在北京大學復學二年級是就確立的治學素愿。1989年孫香蘭先生開始招考歷史文獻學研究生，但后來子昂師仍支持我在古籍研究所以中國史學史專業招收研究生。擔任古籍所所長期間，子昂師加緊編著《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這得到古籍所集體與許多教師的支持，我在此間參與了為編纂此書搜集和抄錄資料的工作。

先生與1991年初就堅決辭去古籍研究所所長職務，并且推薦鄭克晟教授接任，目的就是專心投入史學史研究和學科建設。卸去行政事務之后，仍然密切關切我在古籍所的工作進展，尤其在1995年評定職稱中，對我予以不可替代的強大支持，使我在副高級工作年限不夠的情況下晉升了正高級職稱。當時的背景是各個專業的博士點面臨教育部檢查考核，南開史學史專業缺少正教授級的專家，而楊先生也已在此年春季與楊志玖、王玉哲二位先生一同退休。南開大學校方、歷史系領導、子昂師都認為需要我調向歷史系，加強史學史專業博士點的力量。在1995年底評職稱運作中，子昂師以78歲的高齡，頂著刺骨寒風，兩次到學校行政樓相應辦公室，找校長、找有關負責人員，主要要求將我提前晉升為正高級職稱，得到校領導的重視。在這個過程中，副校長王文俊、黨委書記洪國起、教務長姜尚謙、師資處長湯泉啟、歷史系主任朱鳳翰、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兼古籍研究所職稱評定委員會主任陳志遠等等，都強烈發出主張和采取有力行動，推動了工作。這些先生的鼎力幫助，應當牢記，但其根源，都是子昂師提出以此來保住博士點的呼吁所導致，對于導師，乃最該永遠懷感恩之心！

1995年底，我提升為正高級職稱，1996年中，我被確認為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博士生導師，1997年調入歷史系，并且招收第一名博士生。這些發展，子昂師也看在眼中，喜在心頭，是年曾將此情形寫信告知摯友杭州大學教授倉修良先生。

三、業師的期望與囑托

我調入歷史系后，仍然經常去看望先生，談話比過去多個隨便和放松，先生興致所及，有時會談論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以及史學界以往的人物與故事，有可贊嘆，有可炯戒，也有可解頤者。這些多為我所不知，無疑是不進教科書也不入學術著作法眼的活的歷史故事。先生為人，明哲守正，安心做自己的教學研究，不出風頭，不惹是非，不借時勢參與整人，對追風投機行為更嗤之以鼻，時時以純正學者姿態處世，恪守正義、正派的作風。有洞察一些人靈魂的敏銳眼光，而不輕易議論批評，但關鍵時刻則敢于擔當，堅持原則，正氣凜然，決非膽小怕事。按規則辦事不稍有姑容，似乎不近人情；與人談話交往禮讓有加，宛若謙謙君子。我與先生接觸，早先是十分敬畏，甚至小心翼翼，越到后來越能坦然、坦率，這大概是依仗先生的信任吧。一次先生說起他考慮南開史學史專業的學術“接班人”問題，由來已久，不斷觀察比較，首先看學術潛力，其次考慮年紀，本來認為年輕者才更為合適，但于今不得已選擇了年歲較大的你。我恃寵發問：不是聽說有人估計我將來一定對您不好嗎？您就不怕？子昂師啞然失笑，反問說：對我不好、能夠怎樣的不好？見到我就打一頓嗎？我的希望不是對我個人如何好，是希望將南開史學史學科維持下去，力爭發展。因此，業師的愛護、提攜，看似私情，其實都是出以公心。

先生編纂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享譽學界，但截止于1999年，出版三冊，內容下限于明代，還有計劃中的清代卷尚未著手。隨著年齡增加，先生的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自覺難以獨自繼續編成此書，于是委托我接續，建議找個助手合作，以盡快成書。幾經周折，最后請學生輩朱洪斌君協作，成書出版于2013年，但惜業師未及看到全書的底成。

2002年初，劉澤華教授親到楊先生家中，動員先生編纂學術論文集，并且轉達了范曾先生的殷切希望，建議令弟子編輯。先生為盛情所動，明言需要喬治忠主持，于是我與孫衛國賢弟共同努力，當年編成出版。11月間，此書送到先生手中，先生撫摸翻閱，頗為高興，作為弟子的我們，也覺得特別欣慰。

時隔幾日的12月某天，我去探望病中的先生，與先生對話中師母出外購物，先生忽然令我從舊書柜中取出一個裝滿紙稿的深色塑料兜，打開后指點說這是多年積累的中國史學史書稿，令我帶走留存，或許可以用于參考，此事無人知曉，也不必再向任何人提起，亦不要試圖出版，因為其中許多內容殘缺未成，許多觀點已經過時，無法再作修訂。我謹遵師命，長期保存而不對人透露，歷有年所，想到這些手稿畢竟是先生平生治學留下的真跡，凝結了先生的心血，不應在弟子手中隱沒。將之出版雖稍稍不合先生原意，但對本學科應甚有裨益。遂在南開歷史學院的支持下，決定將先生手稿予以整理編排，以影印方式出版面世，這樣即保存了手稿的真貌，亦提供學界同行的參考。該書開本宏大，為精裝兩冊，卷首影印多幅照片、圖像，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文物價值，僅僅滿書皆為先生的秀麗端莊手跡，無一字潦草，無一字不可辨識，就是學界奇跡，大可增強先生的光輝形象。相信此后必有莘莘學子，從這部內容不完整的大書中，發掘出學術底蘊，是先生致力于中國史學史著述的用功，沒有淪失不會銷蝕。此書自然不能為先生所親見，但足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了！

值業師百年華誕紀念之時，回想與業師朝夕相處的歷歷往事，感慨萬端。放眼展望，莘莘學子去去來來，子昂師師道東南西北，大為傳播，看此番會議可知，漪歟盛哉！謹以小詩作結：

廿年歲月未蹉跎，函丈依傍教益多。

師道而今存更盛，綿綿學脈涌長河！

—— 2018年7月1日 于南開園上思齋

來源：《楊翼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