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加拿大學歷經驗就清零？一名移民母親，被要求先忘掉過去

圍繞移民的討論，無論在加拿大還是國際上，頻頻登上新聞頭條時，往往都以統計數據為切入點。

但和任何政治議題一樣，移民牽涉的是具體的人生處境，而不只是制度和管理層面的難題。面對如今主導移民議題的技術化視角，我們對人們普遍忽視數字背后的人、他們的遷徙經歷以及他們的故事，深感遺憾。

所有數字背后都有一個個具體的故事，里面有希望，也有斷裂與重新適應。我們在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開展的“邊緣中的互助”研究項目，正是希望凸顯這一點。該項目記錄了在不穩定處境中不斷出現的互助形式，其中就包括與移民相關的情境。

為了把人的維度重新帶回這場長期被數量化和客觀化視角主導的討論中，我們尤其借助“書寫生命”這一概念。這個葡萄牙語詞匯指的是一種帶有政治意味的自我敘述行為。它讓處于邊緣的人能夠講述自己的經歷，并重新把自己放回歷史之中。

從這個意義上說，“書寫生命”不同于傳統自傳，因為它明確具有政治性和集體性目的：它來自邊緣群體的發聲，試圖改變外界看待其社群的方式，并在公共討論中爭取一席之地。

自我敘述“書寫生命”這一概念由巴西小說家孔塞桑·埃瓦里斯托于1996年提出，指的是“把生活寫出來”的行為——在這種寫作中，生命本身成為一種政治性的確認，并由此生產知識。它植根于非洲離散社群傳統，強調集體記憶、對自身根源的重新占有，以及社群身份。

在這里，寫作意味著抵抗一種“失憶”。這種失憶發生在掌權者代替邊緣群體發聲、把他們工具化，或者干脆對他們只字不提的時候。在這樣的語境中，寫作把痛苦轉化為創造的力量，也把被遺忘轉化為要求被聽見的意志。

“書寫生命”誕生于邊緣地帶，它讓那些在歷史中長期失語的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從被當作客體，轉向成為主體。通過自我敘述，它重新連接身體、記憶與言說，讓那些常常被歷史抹去或定罪的人，重新獲得作為人的完整性。

巴西非裔作家孔塞桑·埃瓦里斯托是“書寫生命”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她202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塞尼的暗啞鏡子》中，埃瓦里斯托講述了黑人女性塞尼無法在鏡中看見自己倒影的故事。

故事結尾，她終于在孫女那一面面金色鏡子中，以一種祖輩傳承般的清晰感認出了自己。當她抓住自己的倒影——那是長期被否認的一整條黑人女性譜系的映像——這一形象也就轉化成了活生生的記憶。這個自我辨認的動作，由她、她的孫女以及她們所有祖先共同分享，重新接續了身體、時間與言說之間的聯系：也就是從被強加的客體位置，轉向重新確認的主體位置。

放在移民語境中，這種實踐具有一種普遍意義：講述故事本身就成為療愈與解放的行動。自我敘述既是少數群體帶著自信發出的聲音，也是在爭取一種“回話”的可能，以便重寫個人歷史與集體歷史。

她在原籍國是一名數學教師，也是一位年幼孩子的母親。來到魁北克后，她開始找工作，卻接連遭遇語言和行政程序上的多重障礙。

她一點點重建了自信，也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職業道路。如今，她在一家社區機構工作，幫助臨時國際勞工了解自己的權利，以及他們可以獲得的資源。

對塞西莉婭來說，講出自己的故事，讓她意識到，“問題不在我身上，而在于別人如何看待我”。如今，她也希望支持其他移民女性，盡可能讓她們不必獨自經歷同樣的艱難。

還有一些倡議，同樣體現出為移民和難民的自我敘述騰出空間的努力。其中包括非營利組織“希望的故事”。該組織由雅德·貝達爾和克里斯蒂娜·巴斯蒂安創立，我們目前正通過“邊緣中的互助”項目與她們合作。

她們通過分享移居魁北克者的故事，提供了一個表達空間，讓堅韌、勇氣與希望在其中交匯。這些講述既希望觸達有相似經歷的人，也希望讓接納社會更了解不同生命軌跡的多樣性。

與我們合作的紀錄片《行囊》導演保羅·湯姆，也通過剛到魁北克不久的年輕人的故事，呈現集體敘事的力量。這些年輕人來自巴西、烏克蘭和哥倫比亞等不同國家，他們通過戲劇工作坊講述自己的遷徙經歷以及融入過程。

這兩個案例，以及許多類似實踐，都在提醒我們：在數字和口號之外，那些真實的人生故事——脆弱、強大而又彼此不同——同樣重要。它們有能力建立連接，也能改變人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