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進入3.0時代

AACR 2026年會已然落幕。

這場匯聚超過兩萬名參會者、接收逾7400篇摘要的國際盛會，集中展示了全球腫瘤基礎研究、轉化研究及早期藥物開發的最新成果。

如果要形容ADC在AACR上的火熱程度，有一件事足以證明：在大會第二天，ADC區域的過道悄無聲息地被拓寬了一倍。作為藥明合聯（WuXi XDC）載荷-連接子化學部高級總監，Jack Yang在現場親眼見證了這一幕。

“頭一天還不是這樣。每一條過道都是一樣寬的，只容幾個人并排走，但ADC區域的壁報前尤為擁擠，堵得水泄不通，想湊近拍一下數據都難，更別說跟講者搭話了。會務方連夜把通道擴寬一倍，人還是很多，大家目光聚在同一張數據圖上，熱烈討論的聲音此起彼伏。整場的熱度，仿佛都聚在了這里。”

而被壓縮空間的，是那些傳統療法和基礎研究的報告。很多基礎研究的成果，也許未來會很有價值。但AACR的參會者大多來自工業界，他們行色匆匆，有限的時間只能留給眼下最熱的，與自己研究方向相關的項目。那些需要更長時間來驗證的研究成果，自然就被冷落了。

這或許也是當下全球生物制藥行業的一個縮影。

本次AACR年會上，中國創新藥的表現再次創下歷史新高。超過100家中國藥企參會，來自中國的摘要高達866篇，占比約7.5%，位居全球第二，涵蓋ADC、雙抗、CAR-T、小分子靶向等方向，其中ADC藥物就有92款。

然而，興奮歸來，港股醫藥指數卻在大跌。

ADC：“舊”概念 新數據

與去年及往屆AACR相比，Jack感覺今年偶聯藥領域沒有特別大的變化。“更多的是一種熱度的延續和深入：在過去那些被視為很創新的領域里，如今能看到更成熟的臨床數據了。”

XDC領域的熱點，其實一直在逐年擴展，“X”可以是everything。前幾年大家卷的是HER2、Trop2這些熱門靶點。近些年，明顯能看到向更細分適應癥的轉向，同時分子設計上也更多考慮耐藥性的解決方案。

去年在芝加哥召開的AACR會議上，雙載荷ADC大范圍亮相，首次成為業界的一個普遍關注點。AOC（抗體-寡核苷酸偶聯物）、ARC（抗體-放射性核素偶聯物）、PDC（多肽偶聯藥物）、RDC（放射性核素偶聯藥物）、DAC（降解劑-抗體偶聯物）這些modalities也在前幾年逐步進入視野。今年，此類相關藥物研發成果的展示，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研究的深度上，相比去年都已有所增加。

“如果要挑一個今年ADC領域最大的亮點，我認為是ADC有效載荷（payload）的多樣化。以前聊ADC，基本跳不出細胞毒性payload，比如MMAE、DXd等。但今年，非細胞毒性的有效載荷明顯增多，各種蛋白酶抑制劑開始登場，包括廣受關注的KRAS抑制劑，PARP抑制劑等。我們看到用KRAS抑制劑做偶聯藥物的成果演講，有比較豐富的臨床前數據。此類設計既克服了KRAS小分子本身的局限性，也規避了傳統細胞毒性ADC較強的毒副作用。”Jack回憶道。

另外比較引人注意的，是安領科生物發布的PD-L1/B7-H3/VEGF三特異性ADC，以及Araris Biotech的三載荷ADC ARC-401，都算得上是比較大膽的設計方向。

當XDC的結構越來越復雜，核心挑戰也越來越突出——如何在血液循環系統中保持穩定，減少脫靶毒性，同時應對耐藥性。通過合理控制ADC上搭載的有效載荷分子的活性和當量，來平衡AD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這是大家都在孜孜以求的方向。而對鏈接子（linker）的要求，也因此在不斷提高。

“我們現在常說的第三代、第四代ADC，核心側重點其實在于定點偶聯和穩定性可控，可控意味著可以根據不同藥學目的（therapeutic context ), 比如適應癥、載荷的分子結構和作用機制，來調節鏈接子的穩定性，而不是一味追求其復雜性和新穎性。同時，有效載荷的多樣性也不只是換花樣，而是要以拓展治療窗口、提高安全性和療效為目標。”

Jack介紹，以雙抗雙載荷ADC為例，它對鏈接子的性質要求更高。既要適配復雜的雙抗結構，又要保證嚴苛的化學穩定性。在確保親水性的同時，還得避免分子間的聚集。這些問題在雙抗雙載荷ADC的語境下需要更細致的探索，并基于實驗數據進行分析，得到解決。由于雙載荷ADC在同一ADC分子上攜帶兩種不同作用機制的載荷，研究者就需要根據不同載荷分子的活性和毒性，采取相應的鏈接子化學設計。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協同效益或加合效應，同時保證后期CMC生產的穩定性。

經歷過二十多年躬身參與十幾種小分子藥物的研發，以及mAb和ADC偶聯藥、偶聯疫苗的開發工作，Jack一直有一個觀點，只要能解決疾病領域的未竟之需，我們不一定要做出非常復雜的ADC藥物，“Small is beautiful”。

中國藥企的創新版圖

在今年的AACR上，中國ADC資產在鏈接子穩定性、工藝成熟度、技術平臺等方面展現出的競爭力，已經反映在了臨床數據中，正在得到扎實的驗證。

“當然，我們不能保證每一個管線最終都能成為獲批上市的藥物。但通過各家公司在不同靶點、不同分子設計上的持續探索，行業能夠回答越來越多的問題。而隨著這些問題被逐一厘清，一定會涌現出真正優秀的產品，解決患者的實際需求。”Jack說道。

除了ADC，T細胞銜接器（TCE）藥物在集中涌現，靶點選擇不再局限于CD3，開始向更多腫瘤相關抗原拓展。

以PD-1為基礎的雙抗、三抗研究以及聯合治療方案也在繼續。與以往集中在非小細胞肺癌、胃癌等大瘤種不同，今年AACR上，中國雙抗/多抗的研究瞄準了胰腺導管腺癌（康方）、MSS型結直腸癌（君實）、頭頸部鱗癌（百濟）等存在顯著未滿足需求的領域。這種差異化布局，有助于在擁擠的IO賽道中突圍。

療效數據方面，康方生物的PD-1/CTLA-4雙抗卡度尼利聯合化療一線治療晚期胰腺導管腺癌，取得了33.9%的ORR和96.4%的DCR，局部晚期患者的中位OS達到23.4個月。君實生物的PD-1/VEGF雙抗JS207聯合化療一線治療轉移性結直腸癌，ORR達67.7%；JS207聯合JS007（CTLA-4）一線治療肝細胞癌，較高劑量隊列的ORR達71.4%。安全性總體可控，不良事件以1-2級為主。

不過，百濟神州的研究提示，在替雷利珠單抗基礎上加用抗TIM-3或抗LAG-3抗體并未帶來額外臨床獲益，這說明聯合療法的篩選也并不容易。

小分子靶向藥物方面也有突破性進展。恒瑞醫藥的SHR-RAS001和貝達藥業的BPI-585771作為pan-RAS抑制劑入選LBA，向“不可成藥”靶點發起挑戰；翰森制藥的HS-10504（第四代EGFR TKI）針對C797S耐藥突變，在400 mg QD劑量下，客觀緩解率（ORR）達到52.9%，中位無進展生存期（PFS）為9.6個月，填補了三代TKI耐藥后的治療空白。此外，百濟神州的BGB-24714作為新型口服IAP拮抗劑，屬于凋亡通路的小分子，也展現了合成致死策略的潛力。

總體來看，中國藥企的創新版圖已經鋪開，每個方向上都有一批值得關注的分子在推進。

熱鬧又冷靜

AACR上展示的管線，大多是處于IND-Enabling階段或臨床早期的潛力項目。藥企選擇在這個節點披露，恰恰因為這些數據最能體現研發平臺的底蘊和實力。而背后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尋找潛在的BD機會。

但是相比前兩年的“掃貨式”BD，Jack觀察到趨勢正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大型跨國藥企不再盲目擴張管線，而是更有針對性地尋找能夠補齊自身治療領域短板的資產。比如，有些企業本身沒有ADC管線，就會非常明確地去篩選相應的候選藥物，以補充自己的治療圖譜。

從海選變成精選，對被挑選的藥企來說競爭可能更加激烈，像PD-1/VEGF雙抗那樣被整個賽道帶飛的可能性在減少。但這無疑是更理性的做法，也是一種良性的市場發展。

與此同時，市場對BD的態度也在悄然變化。過去，一筆授權合作就能點燃情緒，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后續的臨床執行力，真實數據能否兌現以及商業化前景。

今年AACR落幕后，壁報前的熱鬧反映到股市上卻是大跌，“利好出盡”又一次上演。

接下來，5月底的ASCO年會更聚焦臨床腫瘤學的診療實踐與轉化應用，也會有臨床后期的數據被披露。

比較值得關注的兩個：科倫博泰將在ASCO口頭報告中公布其TROP2 ADC聯合K藥對比K藥單藥、一線治療PD-L1陽性晚期NSCLC的三期研究完整數據。康方生物的合作伙伴Summit Therapeutics將公布HARMONi-6研究的總生存期數據。這項中國三期研究評估其PD-1/VEGF雙抗聯合化療對比替雷利珠單抗聯合化療一線治療晚期鱗狀非小細胞肺癌。雖非直接對標K藥的HARMONi-3，但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ASCO的期待，或許也已經被提前透支了。產業能做的，是繼續埋頭趕路，等下一個天亮。

參考：

東方證券《國產創新藥全面突破，全球競爭力再上新臺階》

國盛證券《AACR2026開幕，全球腫瘤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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