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一場民國“權游”

《走向共和》

長期以來，袁世凱以一個倒行逆施的竊國者形象，存在于集體記憶之中。

然而，時勢面前，梟雄野心不過螳臂當車。革命流產，也并非袁氏只手遮天的結果：

槍桿子、筆桿子、錢袋子，缺一不可；但縱使集齊三樣，歷史三峽中的逆流者仍將船打浪翻。

從武昌起義到南北議和，袁世凱當大總統是革命黨的妥協，竟也是眾望所歸？

《臨時約法》變總統制為內閣制，本為限制袁世凱，卻成府院之爭與暗殺政治之端？

善后大借款到賬，謀得列強支持，是軍閥謀權賣國，或是民國生存的不得已？

袁世凱稱帝，“六君子”造勢，是政治投機的一場鬧劇，卻也牽扯到共和國體是否適合中國的學理爭論？

在《袁氏當國》中，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考證史料、援引親歷者敘述，娓娓鋪陳袁世凱治下的歷史內情，評說粉墨登場的各方人物。

民國亂世之肇始，既是多方勢力造就的結果，亦是歷史轉型期的必然曲折。

下面，我們將跟隨唐德剛的視角，層層剖開歷史的復雜面相。

下文摘自《袁氏當國》

唐德剛 著

01

時勢難違

舊的帝制逐漸在歷史的海洋中，緩緩沉沒；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線上，慢慢升起。成長雖緩，終必有大盛之時。 這該是個歷史的必然，無人可以逆轉之也。

袁世凱在近代中國歷史轉型期中，也算一個悲劇人物。

兩千年帝王專制的政治傳統，決然不能轉變于旦夕之間。因此他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能條件，他所處的時代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

他如要回頭搞帝王專制，甚或搞君主立憲，這些形式在當時的中國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客觀歷史早已注定他這個邊緣政客不論前進或后退，都必然是個失敗的悲劇人物。

民初那個爛攤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這是個轉型程序中的階段問題，階段未到，任何當政者都必然落個悲劇的結局。

《末代皇帝》

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卷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卷入這個形勢，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為國為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這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它在民國初年的政治術語上，便叫作共和國體；政治學家則稱之為代議政府；歷史學家則把它叫作（接著帝制時代而來的）民治時代。

民治時代不只是一種政治現象，它是一種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它是和傳統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是中華民族史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階段和新的形態。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較敏感的一環而已。

政黨和政客各為私利，鬧得紛紛攘攘。因此那時全國輿論似有共識：共和政體不合國情。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余，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

《茶館》

只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

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清了。

02

事在人為

這次武昌起義，各省紛起響應，原是基于清政府墻倒眾人推的形勢，同盟會所出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還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黃興二人都是以聲望取勝。

軍中將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幾乎無人可以隨便調動。而這六鎮正規軍，不但器械精良，訓練有素，其尤為難能的是，革命派始終未能滲透。

當時的立憲運動，袁也是主要的推動者。各省所成立的諮議局，亦均為親袁人士所掌握。他們與逃亡海外的康、梁維新派，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事實上，中山之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票源，立憲派與同盟會，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論實力、論經驗，當時縱是同盟會高干，都認為總統一職，非袁莫屬也。

《走向共和》

孫公臨時政府的主要任務，便是確立一個怎樣的制度，以約束這位飛揚跋扈的下屆大總統。

按法制常規和憲政學理，只有憲法才能對總統加以約束。但是民國體制原是模仿美國的總統制建立的，總統權力甚大。如今眼看孫公就要讓位于袁，袁可不是個省油燈，要他削減權力，實行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與虎謀皮。

革命黨人認為在袁氏就職之前，就應立法加以約束，因此就通過約法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了。約法規定，內閣總理直接向國會負責，因此大總統就變成虛位元首了。

這些半新半舊的轉型政客，原是舊中國職業官僚的候補人。他們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因此他們并不代表什么階級。

以前入朝為官的快捷方式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

民國二年（1913）所發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俱來的由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袁內戰（所謂二次革命），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所不應該發生的兩項偶然事件。

不幸的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會導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國史上政爭不循法律途徑，而用槍桿，這是第一次。

《辛亥革命》

袁（至少是袁黨）之殺宋，是一錯；而國民黨之以暴易暴，興兵倒袁，則是再錯。

一錯、再錯之后，此例一開，接著三錯、四錯隨之而來，就變成武力至上、軍閥混戰了。

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期中，國家制度無定型、政府運作無法制的情況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稱黨、稱派、稱團……這種由一群死黨組織，擁護一個幫主的幫派，在民國史上就是從袁世凱的北洋系開始的。

為何一定要反對袁世凱做皇帝，李（宗仁）公說，他們那批“小排骨”（排長），還管什么皇帝不皇帝， 共和不共和？反正當軍人就要打仗就是了。

這是護國軍中的“小排骨”當時對內戰的觀念。我想當時在袁軍之中的“小排骨”們，思想也不會是兩樣的。

“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 則他們之下的“兩腳規”（小兵）對內戰的認識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釋了。

03

列強環伺

為贏得列強對民國的承認，則民國政府就不能做違反國際條約之事。

在前清，中國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長，原是外交部長。那時列強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組建的中國政府，為便于隨時可與中國政府交涉，他們要求把外務部提升為首要部門。

因此在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總長也是內閣里的首席總長。

在那個時代，中國國內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尋找國際路線，以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有的甚至為此不惜喪權辱國。

民國新成，革命剛了，軍政善后，處處需錢。孫之讓袁，軍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而解決經濟困難的唯一辦法便是商借外債。

孫公首行之，試以路礦稅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謗彌深。迨孫公解職，把這爛攤子讓與袁世凱，眼看縱是南京留守一個衙門，裁兵之需即為二百五十萬元之巨。

《霸王別姬》

后來在孫、袁蜜月期中，中山為袁的經濟困難，借箸代籌，也認為舉債之外，別無二途。

但是那時列強環伺，都以借債為蠶食中國主權之不二法門。

英方的最高理想，蓋為西藏之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然后漸次導之與印度合并，或單獨形成一與緬甸相似之英屬殖民地。

此一設計如因俄、美等列強介入而無法實現時，則繼續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但需割裂西藏疆土，使其一部分并入印度，然后再逐步深入，得寸進尺，把他們心目中的西藏再劃成外藏和內藏。

如實行此計劃，則英方要求藏印邊界以喜馬拉雅山之分水嶺為分界線，把喜馬拉雅山南麓逾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邊疆，劃入印度版圖，斯即所謂麥克馬洪線也。

在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后，為時不到半年，原俄駐清公使廓索維慈便奉俄皇之命潛赴庫倫，與哲布尊丹巴活佛私訂一連串的《俄蒙協約》《俄蒙通商章程》，以及其他路礦、郵電合同多種。中國在外蒙古被掃地出門，中國原在蒙古所享有的統治權，由沙俄一股腦兒代替。

袁世凱乃派陸徵祥繼梁如浩直接與沙俄交涉。而俄廷只詭稱此事為蒙人主動，俄政府只能以調停人身份居中間代為斡旋，并乘機對袁政府大加要挾：若中國不承認外蒙獨立，俄國即不承認革命后的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民國政府亦深知，若無列強承認，中國即舉債無門，政府就要癱瘓。

日本朝野在歐戰爆發之后，無不認為是實行他們的大陸政策，化中國為印度的天賜良機。這個“二十一條要求”，中國如果答應了，中國也就變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國不答應，日本就要海陸并進，一竿到底，中國絕無能力反抗。

對這“二十一條要求”，日本雖強迫袁政府絕對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國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這些要求向世界曝光。

《我的1919》

這次袁世凱的“二十一條要求”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說成是袁世凱企圖帝制，投日賣國，不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的總罪證。其實袁世凱并未接受“二十一條要求”，原要求中的“五號七條”，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絕了。

知恥近乎勇，既然知恥，就應該發憤圖強，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頭相見”。何期袁氏口沫未干，便把他自己的發憤之言，忘得一干二凈，對富國強兵一事未作，卻去買龍袍，做皇帝，那就太無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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