誘騙未成年人吸毒，“陷阱執法”背后的罪與罰 | 新京報快評

即便執行合法的查處任務，也必須采取合法的手段。

▲派出所副所長“設計”6名未成年人吸毒再查獲被判刑一案，引發了社會關注。圖/新京報我們視頻

文|李曙明

為完成“查處任務”，竟“設計”6名未成年人吸毒，江蘇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犯欺騙他人吸毒罪，日前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三名參與犯罪的社會人員同時獲刑。

據新京報報道，一審判決書顯示，馬某為完成查處任務找到社會人員徐某提供涉毒線索，2024年1月，徐某通過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后，馬某將含有依托咪酯（具有很強的致幻性和成癮性）的電子煙交給徐某，徐某等人在一家賓館內將電子煙交由6名未成年人吸食，隨后聯系馬某將6名未成年人查獲。

6名未成年人，無疑是這一案件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不是落入馬某、徐某等人策劃、執行的執法陷阱，他們或許一生不會有吸毒的想法，也不會有接觸毒品的機會。

然而，當有人把毒品送到他們手上，并被誘騙吸食時，一切都改變了：他們的身體被毒品傷害；被查獲的他們可能還要為吸毒承擔罰款、拘留等法律后果。6名少年的人生軌跡，被徹底改變。

從馬某執法職責角度看，這一案件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同樣清晰。作為派出所副所長，馬某在毒品查處方面的職責，是通過查處毒品違法犯罪行為，遏制毒品蔓延。但誘騙沒有吸毒想法、沒有吸食機會的人吸毒，制造違法行為的同時，擴大了吸毒人群，加大了毒品治理難度。

馬某等人為個人利益，不惜毀掉6名少年的前程，其行可鄙，其心可誅。坐牢，是他們必須承受的法律后果。

除了對個人的譴責，本案暴露出的一些制度層面問題也值得反思。根據判決書，馬某此舉是“為完成查處任務”。于是，首先要考量的問題是：該不該有查處任務？

這個問題不好一概而論。通過設定一定任務指標，敦促執法機關、執法人員積極作為，這是下達查處任務的積極意義。不過，最終能查處多少，決定因素并非執法積極性，而在于有多少違法行為發生。

這樣看，在違法行為未發生之前即設定指標下達任務，本身就不科學、不合理。一旦任務完成情況再和考核、升遷等掛鉤，像馬某一樣胡來，就可能成為一些人的選擇。

哪些工作可以下達查處任務，如何下達可以避免負面效應，哪些工作不宜下達查處任務，對于較高層級的執法機關來說，可以考慮得更細些。

接下來的問題是：下級該如何對待上級下達的查處任務？換句話說，執行上級的查處任務，能否意味著被賦予非法行為的處罰豁免權？

這個問題，本案一審法院用判決做了明確的否定回答。?原則上，上級下達的查處任務必須執行，但也并非沒有例外。比如，如果任務本身即非法，執行也就不具有正當性。

還有就是，本案暴露出的執法手段的選擇。即便執行合法的查處任務，也必須采取合法的手段。馬某等人用誘騙未成年人吸毒的方式完成查處任務，手段非法，注定得不到法律的寬容。

近年來，執法機關不斷深化執法規范化，成效顯著，馬某這樣的執法者只是特例，但執法犯法“污染水源”，危害巨大，不能因為是特例而掉以輕心。

撰稿 / 李曙明（法律工作者）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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