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轟炸黎巴嫩100次，300人死亡，行動代號暴露真實目的

以色列對“全面勝利”的執著追求，使其陷入了一場與伊朗的必敗之戰。這不僅削弱了其在國際社會的合法性，也加劇了其內部的道德滑坡。

4月8日，美伊停火協議生效之際，以色列對黎巴嫩發動了致命的轟炸。這場軍事行動的代號，深刻地反映了以色列當前的地區姿態。

直到最近，以色列在為戰爭命名時，通常會選擇那些能夠粉飾其毀滅性打擊，或是旨在凝聚國內民心的詞匯。

例如，2014年在加沙地帶的“護刃行動”試圖傳遞一種防御與韌性；而10月7日之后在加沙的“鐵劍行動”，以及今年針對伊朗的“獅吼行動”，則意在彰顯其軍事實力。

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發動了100次空襲，造成300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此次行動被命名為“永恒之暗”，似乎暗示著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唯一目標便是死亡與毀滅。

回顧199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村莊卡納造成100名平民喪生，這起事件直接導致了“憤怒的葡萄行動”的終止。

相比之下，如今造成數百人傷亡的行動，似乎被視為一種目的本身，甚至在軍方和公眾層面都未引發任何批評的聲音。

盡管目前黎巴嫩正處于為期10天的停火期，以色列仍在繼續夷平其控制下的黎巴嫩南部村莊和民用基礎設施。外界認為，此舉意在建立一個永久性緩沖區，并效仿在加沙的做法，徹底阻止當地居民重返家園。

今年3月底，以色列國防部長伊斯雷爾·卡茨公開表示，居住在利塔尼河以南的60萬黎巴嫩人，在戰爭結束后將不被允許返回，他們靠近邊境的家園也將被摧毀。

無論是在黎巴嫩還是伊朗，以色列發動的戰爭既非對襲擊的回應，也非為了化解迫在眉睫的威脅。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似乎已經全面采納了“永久安全”的戰略信條。

正如以色列政治社會學家亞吉爾·利維近期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策略不僅旨在消除眼前的威脅，更試圖通過大規模摧毀平民生活、驅逐或控制人口來根除未來的隱患。

簡而言之，這一邏輯排除了政治解決的可能性，只迷信軍事手段；武力無法達成的目標，就用更強大的武力來解決。

這種“永久安全”的姿態，首先且最突出地體現在10月7日襲擊后以色列對加沙的戰爭中。幾天后，當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開始談論“全面勝利”時，以色列公眾最初將其視為他試圖推卸失敗責任的借口，這種看法不無道理。

這絕不僅僅是一種修辭策略。外界觀察到，大規模的平民傷亡、人口驅逐，以及將整座城市化為灰燼，正是這種“全面勝利”的具體表現，且這一路線得到了以色列整個政治和軍事體制的背書。

這一戰略轉變發生在加沙，絕非偶然。在10月7日之前，加沙地帶一直是內塔尼亞胡標志性的“沖突管理”戰略的典型試驗場。

該戰略結合了近乎全面的封鎖、地上與地下的隔離墻、對領空和海域的絕對控制，以及對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嚴密電子監控。

以色列還會每隔一兩年進行一輪周期性的轟炸，在以色列看來，這種程度的打擊是處于“可控范圍”內的。“沖突管理”還提供了一套分化和遏制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的模式，這是推遲解決巴勒斯坦自決權問題戰略的一部分。

通過威懾、遏制以及內塔尼亞胡親自批準的資金輸送機制，哈馬斯被“約束”在一定范圍內，從而將緊張局勢維持在低烈度水平。

而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以色列占領的“分包商”角色，維持著巴勒斯坦自治的幻象。即使是如今以反內塔尼亞胡替代者自居的納夫塔利·貝內特，也曾直白地將其比作“屁股里的彈片”——一個需要管理的麻煩，而非關乎存亡的威脅。

10月7日，當加沙周圍的隔離墻倒塌時，以色列的“沖突管理”戰略也隨之瓦解。這并沒有促使以色列去尋找解決巴以沖突的真正途徑。相反，它選擇了用絕對的力量來壓制沖突。

這種壓制不僅針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還將“絕對安全”的概念擴展到了中東的大部分地區，包括黎巴嫩、敘利亞、也門、卡塔爾和伊朗。

在這一戰略框架下，國際法的約束力被無視，政治妥協的空間被擠壓，停火協議也無法對以色列形成實質性約束，無論是在加沙還是在黎巴嫩。這演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戰爭，以色列試圖利用其軍事優勢，消除任何距離、任何規模的潛在威脅。

近期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將“永久安全”的概念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僅僅像2025年6月那樣，對伊朗領導人、核設施和軍事目標進行嚴厲打擊已經不夠了。

單憑以色列自身的力量，顯然缺乏足夠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合法性來實現如此宏大的目標，因此美國的介入變得不可或缺。

事實表明，內塔尼亞胡成功說服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讓他相信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盡管特朗普內閣中存在更為謹慎的聲音。

就這樣，一場由美以兩國共同參與的戰爭拉開了帷幕。在某一瞬間，這似乎是以色列朝著在整個地區實現“永久安全”邁出的又一步。

2026年3月5日，美以對伊戰爭期間，一架美國空軍波音KC－135空中加油機從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起飛。

正是在這里，這種邏輯的虛幻性暴露無遺。即使一個威脅被暫時壓制，另一個威脅也會隨之產生。

這揭示了整個戰略的內在悖論：它并非通過終結沖突來實現“永久安全”，而是通過不斷擴大的威脅邊界，讓戰爭陷入無休止的循環。“在伊朗之后，以色列不能沒有敵人，”土耳其外交部長哈坎·菲丹本月早些時候指出。“不僅是內塔尼亞胡政府，甚至反對派中的一些人物——盡管不是全部——也試圖將土耳其塑造成新的敵人。”

周邊國家已經看透了這個“超級斯巴達”國家的思維邏輯。

現在總結這場戰爭的結果或許為時尚早，但以色列顯然已經碰壁。它非但沒有向“永久安全”邁進，反而陷入了比以往更加脆弱的安全困境。

推翻伊朗政權的宏大目標不僅落空，以色列甚至未能將戰局拖入勢均力敵的僵持狀態。

事實上，伊朗頂住了美國和以色列的雙重軍事壓力。正如許多評論員和專家所指出的那樣，伊朗成功地將博弈的焦點從軍事脅迫轉移到了政治談判上。

這一戰略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地區的游戲規則。一個嶄新的中東格局正在初見端倪，在這個新格局中，以色列和海灣國家的地位都在被削弱。

以色列被迫停止了對黎巴嫩的襲擊，因為華盛頓意識到，要結束與伊朗的戰爭并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就必須與真主黨達成停火協議。

擺脫了制裁束縛的伊朗，憑借其在地理、人口和意識形態上的深厚底蘊，已不再局限于地區參與者的角色，而是正穩步邁向全球性大國的行列。

正是這種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力，很可能迫使特朗普將伊朗提出的結束戰爭的十點提議視為合法的談判基礎。該提議涵蓋了從解除制裁、美國從中東撤軍，到保障其地區盟友安全等多個方面。

即使在當前，當這位美國總統試圖對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采取反封鎖措施時，伊朗提出的條件實際上已經開始勾勒出談判的邊界。

這里最具戲劇性的焦點，并非伊朗手中仍掌握的濃縮鈾，也不是其堅持繼續發展民用核計劃的立場，甚至不是伊朗向以色列和阿拉伯海灣國家連續發射了40天的彈道導彈。

真正的核心在于伊朗在地區內扮演的角色。伊朗并沒有屈服于美國的要求，切斷與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門盟友的聯系，反而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行動。

特別是，美國和以色列不得不面對伊朗與真主黨之間深厚的戰略同盟關系：如果以色列繼續轟炸黎巴嫩，霍爾木茲海峽就絕不會重新開放。

除此之外，美以關系也發生了同樣重大的轉變。以色列將美國拖入戰爭的決定，或許會成為壓垮兩國特殊關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回顧2025年6月，在為期12天的沖突中，以色列一直孤軍奮戰，打擊軍事目標并暗殺伊朗政權高官，而伊朗的回擊也僅限于以色列本土。

然而這一次，華盛頓在沖突首日便卷入其中，徹底改變了游戲規則。這賦予了伊朗擴大戰場的合法性，使其得以攻擊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基地，將地區國家卷入其中，最關鍵的是，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因此，以色列親手將一場雙邊對抗升級為了一場全球性危機。

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對以色列的支持率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停止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的呼聲，正迅速成為民主黨內部的主流立場，目前已有多數民主黨參議員投票支持此類措施。

正如《紐約時報》最近的一項調查所揭示的那樣，內塔尼亞胡將特朗普拖入戰爭的事實已變得不容忽視。這種日益增長的強烈反彈，釋放出一個越來越清晰的信號：華盛頓正渴望與內塔尼亞胡領導的以色列拉開距離。

如果說兩年半前內塔尼亞胡的“沖突管理”范式已經破產，那么現在我們或許正在見證“永久安全”戰略走向終結的開端。

這兩種戰略都建立在同一個假設之上，即現實可以通過武力來掌控。事實證明，它們都以失敗告終。

伴隨這兩種戰略范式崩塌而來的真空狀態，也暴露出以色列社會內部的道德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公共討論中充斥著毀滅性的言辭。

這種沉默，與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制造破壞，或在約旦河西岸和黎巴嫩進行人口驅逐時所表現出的冷漠如出一轍。

盡管大批評論員和政客日以繼夜地吹噓戰爭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內塔尼亞胡信誓旦旦地保證伊朗和真主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虛弱，但以色列公眾已經開始察覺到其中的裂痕。

在與伊朗達成停火后，以色列第13頻道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僅有33％的受訪者認為以色列和美國贏得了戰爭，而28％的人認為伊朗占據了上風。以色列《晚報》的一項類似民調也得出了同樣驚人的數據。在以色列歷次戰爭或軍事行動結束時，這種情況是極其罕見的。

但要深刻理解這一現象，必須指出其癥結所在：破裂的正是“全面勝利”這一戰略范式本身。

這種破裂首先發生在加沙，巴勒斯坦人依然堅守家園，哈馬斯也未被徹底擊敗。在最近幾周，情況變得更加明顯，本應被擊垮的真主黨仍在繼續運作，每天發射數十甚至數百枚導彈。

最終，以色列人目睹了伊朗代表以比戰前更強大的姿態與美國人展開談判，同時還牢牢控制著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大動脈之一。

公眾意識中的這種裂痕并不足以保證政治上的覺醒。如果缺乏一個能為以色列人提供話語體系、明確方向和替代方案的政治愿景，公眾對政府和軍方日益增長的失敗感，可能會演變為絕望，而非理性的批評。

這種絕望往往具有一種悖論式的傾向，即它反而會穩固當前的現狀，并最終可能對內塔尼亞胡有利。不可否認，“沖突管理”和“永久安全”范式的相繼崩潰，并沒有引導以色列在不同戰略框架之間實現有序過渡。

相反，以色列正深陷于一個戰略、政治和道德的真空地帶。在這個真空中，軍事暴力為了自身的存在而不斷延續，即便它已經無法再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意義或目標。

正是在這種真空中，孕育著另一種范式出現的可能性。這種新范式將不再建立在通過武力實現控制的幻覺之上，而是基于契約、公平以及對自身局限性的認知。這種范式不會憑空出現，也不會完全從以色列內部自發產生。它將取決于國際社會的壓力，以及以色列社會部分群體將絕望轉化為政治批判、重塑政治與道德想象力的能力。

否則，我們將陷入一種永久的戰爭狀態，而道德、社會和經濟的衰退，將以超乎我們想象的速度加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