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宣傳周 | 跨境商業標識案例①："雙飛人"商標案例解讀

”在申請注冊十六年之后，由明河出版社（經金庸先生授權獲得《金庸作品集》在中國境內除以圖書形式出版發行簡體字中文版本外的其他專有使用權）發起無效程序，明河出版社主張，訴爭“”商標違反2001年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申請商標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之規定，同時構成2001年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以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情形。

今年4月20日至26日，全國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如期開展，活動主題為“加強新興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4月26日，我們迎來第26個世界知識產權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將今年的主題確定為“知識產權和體育：各就位、預備、創新！”。在這一重要節點，知產財經陳默聚焦跨境商業標識保護領域，解讀“雙飛人”系列商標跨境商業標識典型案例，探析商標法律適用邊界和跨境商業標識保護，為行業發展提供參考與啟示。

商標典型案例提要

商標作為企業最寶貴的無形財產，凝聚著權利人長期經營積累的信譽，象征著商品與服務的質量水準。近年來，隨著跨境貿易的日益頻繁，跨境商業標識爭議逐漸增多，相關法律適用問題也成為知識產權領域的焦點。我國現行商標法對注冊商標無效宣告的絕對事由與相對事由作了明確區分，二者在立法定位、規制對象及適用規則上有著清晰的法律邊界。其中，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作為絕對事由的兜底條款，其立法本意在于規制擾亂商標注冊秩序、損害公共利益及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的行為，而非為私權爭議提供兜底救濟。在“雙飛人”系列商標無效宣告案二審判決中，人民法院對本質上屬于境內外主體私權爭議的糾紛，直接適用絕對事由條款，宣告已注冊并持續使用二十余年的商標無效，由此引發了業界對當前司法實踐中絕對事由擴大適用、變相代行相對事由規制功能的擔憂與討論。結合立法演化軌跡與主流司法共識，絕對事由的適用必須恪守謙抑性原則，嚴格界分公私權益的法定邊界，突出對商標實際使用價值的考量，在跨境商業標識爭議中堅守商標權地域性基本原則。唯有如此，方能平衡商標注冊秩序的穩定與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保護，回歸商標法的立法本意。

商標典型案例回顧

雙飛人制藥股份有限公司與里格貿易有限公司商標權無效宣告行政糾紛系列案，經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作出終審判決。法院依據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之規定，宣告案涉多件“雙飛人”系列商標無效（以下簡稱“雙飛人案”）。該案因涉及注冊使用逾二十年的民族品牌商標效力認定、跨境商業標識爭議中絕對事由條款的適用尺度，以及商標注冊秩序與私權保護的邊界劃分等核心問題，引發知識產權實務界與理論界的廣泛關注。事實上，該案所涉法律適用問題的探討乃至爭議，并非司法實踐中的孤例。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作為商標無效宣告制度中的絕對事由條款，自正式設立以來，其適用邊界、考量因素與裁判尺度一直是商標授權確權領域的焦點、熱點和難點問題。隨著商標使用實踐場景的不斷豐富，以及相關爭議情形的日趨復雜，該條款在不同案件中的適用標準亟待進一步精細完善。業內諸多人士表達過對該條款適用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的擔憂，個案審理中的權益平衡問題也持續成為行業熱議的核心話題。

陳默以雙飛人案為切入點，從個案出發，嘗試梳理該條款在不同司法實踐和行政實踐中的適用樣本，剖析其中可能存在的觀點分歧。在此基礎上，就“絕對事由”的謙抑性適用邊界、跨境商業標識保護中的平等司法等問題，提出初步探討，以期拋磚引玉，為同類案件的裁判思路與行業實踐提供參考。

商標權益溯源研究

我國商標法中，注冊商標無效宣告的絕對事由與相對事由制度，經歷了從混合到區分的立法演化過程。1993年商標法雖引入了“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規定，但彼時的立法文本及配套實施細則并未區分絕對事由與相對事由，甚至將侵害他人在先權利、代理人搶注被代理人商標等典型的私權沖突情形，均納入“其他不正當手段”的規制范疇。有學者指出，這種混合立法模式，是特定歷史時期下應對商標搶注亂象的權宜之計，但客觀上也造成了法律適用的混亂與裁判尺度的模糊。直至2001年商標法修訂，將“其他不正當手段”明確限定為絕對事由的兜底性規定，絕對事由與相對事由在立法層面的劃分才進一步清晰。此后，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與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進一步對“其他不正當手段”作出明確界定，將其限定為“欺騙手段以外的擾亂商標注冊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手段”，同時明確“對于只是損害特定民事權益的情形，則要適用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及商標法的其他相應規定進行審查判斷”。

至此，在我國商標法體系中，商標無效宣告的法定事由被明確劃分為絕對事由與相對事由兩大范疇，二者在立法目的、規制對象與適用規則上形成了相對清晰的法律分野，這一劃分也構成了現行商標無效制度的底層邏輯。

具體而言，從調整對象來看，絕對事由針對的是涉及公共利益、商標注冊管理秩序的公法事項，其規制的是破壞商標注冊制度根基、損害不特定多數人利益的行為。基于此，絕對事由的啟動不受主體范圍與時間限制：任何單位和個人均可提出無效宣告申請，且無五年除斥期間的約束，商標行政機關亦可依職權主動啟動無效程序。與之相對，相對事由主要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私權沖突，核心是保護特定主體的在先商標權、著作權、商號權等民事權益，其適用遵循“不告不理”原則，申請主體和申請期限均受一定約束。正是由于絕對事由本身“事關重大”，關乎公共利益與制度根基，各級人民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政策與典型案例，進一步確立了“絕對事由應謙抑適用”的原則。例如，在“喬丹”系列商標案件中，人民法院的裁判要旨強調“‘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應當嚴格限定在涉及公共利益與商標注冊秩序的公權益案件中”，人民法院應當重點審查爭議商標是否存在“擾亂商標注冊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換言之，若案件僅涉及特定主體的私權爭議，原則上應該謹慎適用絕對事由條款。

可見，絕對事由是維護商標注冊公共秩序的“安全閥”，而非解決私權爭議的“兜底工具”。但具體到不同案件的司法實踐，“絕對事由”的適用標準與順位，以及公權私益的合理邊界，并非如數學原理般可以普遍套用或者毫無分歧。在雙飛人案中，無效宣告申請人的核心主張，始終圍繞其關聯方“法國雙飛人藥水”的歷史淵源與在先民事權益展開，本質上還是認為雙飛人公司的商標注冊行為損害了特定民事主體的私法權益，屬于典型的平等主體之間的私權爭議。也因此，雙飛人公司以及不少業內人士都對二審判決的邏輯提出質疑：即便無效宣告申請人的主張具備一定事實基礎，也完全可以通過商標法相對事由條款進行權利救濟；如果無效宣告申請人在相對事由框架內的主張多次被生效裁判駁回后，轉而通過絕對事由條款尋求商標無效，是否存在規避相對事由法定構成要件與期間限制的嫌疑？二審法院在此情形下適用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宣告訴爭商標無效，是否在實質上模糊了絕對事由與相對事由的法定邊界，與商標無效制度的立法本源存在偏差？

根據以上立法溯源和司法管窺，我們不難看到雙飛人案折射出的核心疑問，直指絕對事由條款的立法定位與公私權益的邊界劃分：在純粹的私權爭議框架內，能否以“不正當手段”為由動用絕對事由條款否定商標效力？這種適用方式，是否符合該條款的立法初衷與人民法院長期確立的裁判共識？針對上述問題，陳默認為，有必要回歸更廣泛的司法實踐樣本，通過梳理不同案件中的適用情形，進一步探尋合理答案。

商標案例典型實踐

根據陳默對現有文獻與司法案例的統計梳理，當前商標授權確權實踐中，存在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絕對事由，常被作為否定他人商標合法性的核心依據，甚至有觀點主張擴大其適用范圍。如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無法準確把握、統一適用絕對事由的合理邊界和謙抑本質，其產生的負面效應不僅限于“以絕對事由變相代行相對事由之功能”，更會延伸至無視商標實際使用價值、突破商標權地域性原則等多個維度，進而對商標注冊制度的穩定性與市場主體的經營預期帶來多重風險。

結合實踐觀察，陳默將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初步總結如下：

（一）謹防絕對事由成為“清算”他人長年注冊使用商標的利器

關于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與相對事由條款的適用順位，以“士力架”案等案件為例，法院在已依據馳名商標保護等相對事由條款對權利人權益予以救濟后，通常會進一步認為商標注冊人的行為“尚不足以認定已達到損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程度”，故不構成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所指的“其他不正當手段”。在“常州誠聯”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更是明確指出，僅損害特定民事權益的行為，不適用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絕對事由條款。該裁判要旨后被納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0〕12號）第19條，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確立了“公權與私益”“絕對事由與相對事由”的適用關系及順位規則。

應該說，這些案件集中體現了司法機關謙抑適用絕對事由條款的裁判立場，凸顯了絕對事由條款作為兜底條款的制度定位。

然而，在“AmCham”商標案中，絕對事由的適用尺度則顯得更為“激進”。該案中，行政機關裁定“訴爭商標的申請注冊已構成2014年商標法第三十二條所指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之情形”，但一審判決否定并撤銷了該結論。案件上訴至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后，二審法院認可了一審判決關于訴爭商標并未違反2014年商標法第三十二條的結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定“美國俱樂部在明知中國美國商會在先使用AmCham這一標志的前提下，仍然在多類別商品或者服務上，大量申請注冊AmCham商標，其行為難謂正當，有違商標法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擾亂了正常的商標注冊管理秩序，有損于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最終，二審判決以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宣告商標無效。有研究者認為，該判決實質是在私權無法通過相對事由獲得保護時，司法機關啟動“全面審理”，主動通過規制公共秩序的絕對事由條款，為特定主體的私益提供救濟。

在此基礎上，曾經被廣泛熱議的“令狐沖”商標案，則更充分和直觀地體現了絕對事由對某個已經長期注冊并使用的商標的強大“清算”能力：

該案訴爭商標“

該案經兩審行政訴訟審理后，人民法院裁判認為：訴爭商標由漢字“令狐沖”、拼音“LINGHUCHONG”及圖形組成。“令狐沖”系金庸先生創作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中的角色名稱，在訴爭商標申請日前，該角色名稱已為我國一般公眾所熟知，訴爭商標申請人對此應當知曉，理應避讓，其未經避讓申請注冊訴爭商標的行為難為正當。另外，在案證據可以證明訴爭商標申請人注冊了670余件商標，覆蓋多個商品或服務類別，除訴爭商標外，還先后申請注冊了“雅魯藏布”“珠穆朗瑪”“綠野仙蹤”等知名地點或景點名稱、文學作品名稱類商標，已明顯超出正常合理的使用范圍。訴爭商標申請人申請注冊上述商標的行為擾亂了正常的商標注冊、使用和管理秩序，損害了公共利益，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因此，訴爭商標的注冊已構成2001年商標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所指“其他不正當手段”的情形。

“令狐沖”商標案判決作出后，立即引發業內廣泛討論乃至質疑，包括但不限于：“作品元素與他人的在先民事權益，以及公共資源和市場秩序等是什么關系？”“訴爭商標注冊使用20年后，能否依據商標申請人案外的批量注冊行為，觸發絕對事由條款宣告無效？“已實際產生并持續存在的財產權益被直接‘一筆勾銷’，是否妥當？”

由此可見，雙飛人案幾乎是以上爭議問題的再次重現：雙飛人案中，無效請求人的核心權利主張完全可通過相對事由條款進行全面審查與評價，但法院依然適用絕對事由條款對商標效力作出否定性評價，這一裁判邏輯很可能與司法機關長期確立的絕對事由謙抑適用的共識相沖突。陳默擔憂，若此類案件的裁判思路未能進一步細化裁判標準與適用尺度，不僅會加劇條款適用順位的規則分歧，更會讓業界對絕對事由條款的適用邊界與規范路徑產生更多疑問，最終損害商標注冊制度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

（二）“真實使用意圖”的權重應當客觀理性，避免一刀切否定所有行為

商標注冊人是否具有真實使用意圖，是司法實踐中認定“其他不正當手段”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但關于該因素的證明標準與適用權重，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存在明顯差異，值得關注與反思。

在“SAFETYJOGGER”案中，原審兩級法院明確認定，在案證據顯示，無效宣告請求提出前，訴爭商標已在“安全鞋”商品上進行了真實的商業性使用，考慮到我國商標注冊制度采取分類注冊和先申請注冊原則，應該審慎適用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該案凸顯了“真實使用意圖”對排除絕對事由適用的重要支撐作用。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天納克TIANNAKE”案，該案法院則認為，雖然訴爭商標權利人提交了商標使用證據，但考慮到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以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主要規制的是注冊手段的不正當性，即商標注冊時存在擾亂商標注冊秩序、損害公共利益、不正當占用公共資源或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即便訴爭商標已經使用，對其是否構成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仍需結合其注冊意圖、囤積商標的數量、在先商標的知名度等因素綜合判斷，并最終認定訴爭商標的注冊行為缺乏正當性。換言之，該案裁判要旨認為，即便商標注冊人提交了真實的商標使用證據，法院仍未免除對其具有“惡意”的認定，最終適用該條款宣告商標無效。

上述兩案的裁判分歧，在雙飛人案中體現得尤為突出。案涉商標自注冊以來，雙飛人公司已持續進行了二十余年的商業使用，累計投入巨額研發與推廣成本，在相關公眾中形成了穩定的品牌認知，具有明確且持續的真實使用意圖，且無任何證據證明其存在不以使用為目的的商標囤積行為。但二審法院仍適用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宣告商標無效，甚至在認可“雙飛人”品牌“經過使用在相關公眾中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同時，反過來認定“該知名度一定程度源于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系對他人合法利益的不當攫取”。這種認定是否妥當，有必要結合案件事實和類案裁判，充分審視和討論。

（三）平衡“考察案外商標注冊數量”與“個案審查原則”，不宜打破個案原則實施“連坐”

與“真實使用意圖”緊密相關的另一考察要素，是訴爭商標申請人的整體商標布局情況及注冊數量合理性，這也是司法和行政實踐中認定“其他不正當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實踐中，如何平衡“案外商標注冊數量考察”與“商標個案審查原則”，避免以“株連式”認定突破個案邊界，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從定性層面分析，若法院將商標注冊人及其關聯方在其他商品/服務類別、與本案無關的商標注冊行為納入考量，且缺乏清晰的裁判標準，極易形成“株連式”認定——即通過案外商標注冊行為佐證訴爭商標申請人存在“一貫惡意”，進而否定訴爭商標的合法性。這種認定方式，不僅模糊了個案審查的基本原則與適用邊界，更可能導致該主體在商業活動中的合法性被全盤否定，而這種否定對市場主體的生存發展無疑是毀滅性的。從這個角度講，強調“絕對事由”的審慎、科學適用，既不過時，也不過分。

前文提及的“SAFETYJOGGER”案，便清晰展現了此種考量邏輯的裁判分歧。該案原審法院認為，寶漢鞋業公司雖在第9類、第25類商品上另行申請注冊130余件商標，但訴爭商標在無效宣告請求提出前已進行真實商標性使用，且無商標轉讓、大量囤積等情形；結合我國商標注冊的分類注冊與先申請原則，遵循在先判決裁判標準，審慎適用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并無不當。

但該案進入再審程序后，裁判思路發生反轉。再審法院認為，盡管寶漢鞋業公司提交了訴爭商標的使用證據，但相關商品的生產數量少，未充分證明商品已進入市場流通、占有一定市場份額。同時，在案證據顯示，在訴爭商標指定使用的第9類商品上，寶漢鞋業公司還申請注冊了130余件包含“蘭博基尼LAMBOUCHINI”“喜來登SHERATON”等標識在內的商標，其對大量注冊商標行為并未給予充分合理解釋，不能否認其在申請注冊之時具有攀附他人商譽的意圖。因此，寶漢鞋業公司具有抄襲他人商標的主觀故意，損害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構成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注冊”的情形。

“SAFETYJOGGER”案的裁判反轉，充分印證了平衡“考察案外商標注冊數量”與“個案審查原則”的實踐難度，也折射出司法機關的某種“反復”和糾結。這種情況在雙飛人案中同樣有所體現：該案二審判決中，法院列舉了雙飛人公司關聯方注冊的其他商標（即便這些商標與案涉爭議商標的群組或商業場景并無任何關聯，甚至部分商標早已被放棄），用以佐證雙飛人公司申請注冊案涉商標具有主觀惡意。但是，此種認定方式帶來諸多疑問：是否違背了商標“個案審查”的基本原則？是否印證了實踐中缺乏明確量化標準的裁判分歧？是否進一步加劇了絕對事由條款適用的不確定性？

除定性層面的復雜性之外，定量層面（即商標注冊數量的認定標準）的裁判分歧更為突出。例如，根據公開信息，在“PIXMOB”案中，商標注冊人僅申請注冊9件商標，即被國家知識產權局認定構成“其他不正當手段”，適用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宣告無效；而在“PERCH”案中，商標注冊人申請注冊數量達28件，國家知識產權局卻未適用該條款。兩案注冊數量差距明顯，但裁判結果截然相反，暴露出當前實踐中“案外商標注冊數量”量化標準的混亂，也進一步凸顯了平衡個案審查與批量注冊考察的緊迫性。

跨境商業標識應用

雙飛人案屬于典型的跨境商業標識爭議案件。正因如此，二審判決對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適用，不僅引發了關于條款本身適用邊界的討論，更折射出跨境商業標識保護中，司法裁判對商標權地域性原則的堅守程度，以及對平等保護原則的把握是否合理、準確這一問題。

眾所周知，商標權具有嚴格的地域性，這是知識產權制度的基石性原則，被國際商標法律體系普遍遵循。該原則的核心內涵在于，商標權的效力范圍被嚴格限定于其注冊或獲得保護的法域之內；一項商標在某一國家或地區獲得保護，必須以其在該法域內完成注冊，或通過實質性的商業使用形成受當地法律認可的商標權益為前提。

從我國企業的跨境商業實踐來看，商標地域性原則的剛性約束尤為突出：無論是“茶顏悅色”在韓國被搶注后，無法僅憑國內高知名度主張商標權利；還是瑞幸咖啡在泰國歷經數年訴訟、兩審反轉才完成商標維權；抑或是聯想集團因“Legend”商標在海外被大量注冊，被迫斥資2億元全面更換英文品牌名；海信集團“HiSense”商標在德國被搶注后，歷經六年磋商才成功收回商標權利……大量實踐案例充分說明：即便是在國內具有極高知名度與市場影響力的民族品牌，也無法僅憑國內的商譽與知名度，突破地域性原則的限制，在其他法域自動獲得商標保護。

但是，雙飛人案引發了公眾關于“內外有別”的質疑：該案中，在案涉商標申請日之前，無效宣告申請人的關聯方從未在中國大陸第5類人用藥等核心商品上獲得有效的商標注冊，其提交的證據也無法證明其在中國大陸境內進行了商標法意義上的實質性商業使用，更未形成受我國商標法保護的未注冊商標權益。在此前提下，二審法院以境內注冊人“理應知曉”境外主體的產品包裝裝潢為由，認定其注冊行為具有主觀惡意，進而適用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絕對事由條款，否定境內已注冊使用二十余年的商標的效力，實質上是對商標地域性原則的突破。

此種裁判思路，可能會造成某種不對等的司法保護格局：一方面，我國企業出海拓展市場時，必須嚴格（甚至過于嚴苛地被要求）恪守他國商標地域性規則，無法僅憑國內知名度獲得域外保護；另一方面，當境外主體進入中國市場時，卻可通過司法裁判突破地域性原則的限制——無需在我國境內完成商標注冊、無需進行實質性商業經營，即可通過絕對事由條款，否定境內企業歷經二十余年經營培育的商標權利。若此類裁判思路被類案參照，不僅會進一步加劇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適用分歧，更會嚴重打擊本土企業培育自主品牌的積極性，甚至導致更多經營多年的民族品牌面臨境外主體以絕對事由條款發起的商標狙擊，對我國民族品牌的健康發展與產業安全造成不利影響。

適用價值路徑探討

從司法實踐統計數據來看，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適用，始終以審慎、謙抑為總體導向。根據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2020年的調研統計，2001年商標法實施以來，最高人民法院與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1400余件相關案件中，終審判決僅有388件最終適用了“其他不正當手段”條款，適用占比不足30%。這些數據充分說明，審慎適用該條款、嚴格限定其適用邊界，是長期以來司法實踐的主流共識。

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該條款在適用中仍存在諸多突出問題：核心考量因素不明確、裁判標準不統一、程序適用存在分歧。雙飛人案的價值，不僅在于個案裁判結果本身的對錯評判，更在于其再次提醒司法實踐與行業各界：必須盡快厘清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適用邊界，推動其適用標準的統一化，這既是維護商標法律制度穩定性的核心要求，也是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應有之義。

結合現有立法演變、行政規范與司法實踐，陳默認為，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適用標準的統一化，需始終堅守四大核心原則：

第一，嚴格恪守公私權益界分，堅守條款立法定位。必須始終明確，第四十四條第一款僅適用于損害商標注冊公共秩序、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對于僅涉及特定主體私權沖突的案件，必須嚴格限制該條款的濫用，堅決杜絕將絕對事由條款異化為私權救濟的兜底工具。

第二，堅持謙抑性適用原則，明確條款適用順位。應當嚴格遵循“窮盡相對事由前，不得適用絕對事由”的裁判規則，只有在相對事由條款無法對被訴商標注冊行為作出規制，且該行為確實損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審慎適用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維護商標無效制度的規則平衡。

第三，統一核心考量因素的裁判尺度，避免個案裁量空間不當擴大。應明確“真實使用意圖”在條款適用中的核心排除地位，對于具有持續真實使用意圖、已形成穩定市場格局的商標，不可機械執法、機械司法，在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該等商標的注冊使用會破壞商標制度穩定性及公共利益的情況下，不宜隨意動用絕對理由開展“清算”；此外，還要通過權威判例細化案外其他商標注冊數量的考量標準，明確其在定性上如何合理推定訴爭商標申請人的“主觀狀態”、在定量上如何清晰劃定某種主觀狀態的“影響程度”，杜絕“株連式”認定，嚴格遵循商標個案審查原則。

第四，堅守商標地域性原則，實現境內外主體平等保護。在跨境商業標識爭議案件中，必須嚴格恪守商標權地域性基本原則，不得為境外主體創設超法域的商標保護，平等保護境內外市場主體的合法知識產權，為我國民族品牌的發展營造公平的司法環境。

典型意義專家點評

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是我國建設知識產權強國的核心要義，其內涵兼具多元維度：既要依法精準遏制惡意商標注冊、囤積商標等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也要堅定保護市場主體通過誠信經營、長期投入形成的品牌成果；更要堅守并統一適用商標法律制度的核心規則，維護法律適用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為市場主體提供清晰的行為指引。

雙飛人案所引發的行業廣泛討論，本質上折射出業界對商標法律制度統一適用、境內外主體平等保護的深度期待。唯有始終堅守商標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的立法本意，厘清其適用邊界，統一裁判尺度，才能讓商標司法裁判兼具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既有效維護商標注冊秩序、防范條款濫用，又充分保護誠信經營的市場主體，真正實現商標法“保護商標專用權，促使生產、經營者保證商品和服務質量，維護商標信譽”的立法宗旨，為我國知識產權強國建設與民族品牌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司法保障。（知產財經，陳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