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交流，精神世界的大航海

現在普遍認為，“世界文學”的概念是德國作家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提出來的。歌德對艾克曼說：“我喜歡周游世界，了解其他民族的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么辦。民族文學在現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來臨。”

在得出“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這個結論之前，歌德恰好在讀一本中國小說：“在沒有見到你的這幾天里，我讀了許多東西，特別是一部中國的長篇小說（朱光潛認為，這部小說可能指《風月好逑傳》）。”正是在比較中國的小說、歌德自己的作品、英國理查生的小說、法國貝朗瑞的詩歌后，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后來，學者艾布拉姆斯在1953年出版的《鏡與燈》中進一步提出了作品、作者、世界、讀者的關系問題。

那么，世界文學為什么會產生呢？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中給出的答案是：“世界文學的產生，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所指出的，是資本主義時代交通貿易發展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中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正是全球化豐富了人們的文化語境，帶來了文化交流的繁榮發展。

我國大規模翻譯外國小說的第一人當屬林紓。1899年，由王壽昌口譯、林紓筆述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這是我國近代翻譯出版的第一部外國小說。學者錢鐘書就提到：“我自己就是讀了林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他所總結的林譯的特點是：“林紓認為原文美中不足，這里補充一下，那里潤飾一下，因而語言更具體，情景更活潑，整個描述筆酣墨飽。”錢鐘書精通多國外語，卻喜歡不懂外語的林紓的譯本，給出的答案是：“我這一次發現自己寧可讀林紓的譯文，不樂意讀哈葛德的原文。也許因為我已很熟悉原作的內容，而頗難忍受原作的文字。”

無獨有偶，在美國則有一位不懂漢語卻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大詩人——艾茲拉·龐德。1915年，艾茲拉·龐德在學者費諾羅薩筆記的基礎上，翻譯出版了《華夏集》，讓中國詩歌元素在西方詩林落地生根。跟林紓不懂外語一樣，龐德也不懂中文，但他基于英文筆記并通過想象來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在西方深受歡迎，入選歐美多種詩歌選集。詩人艾略特認為：“龐德是我們這個時代中國詩的創造者。”龐德也有誤讀中國詩歌的情況。例如，龐德把《采薇》中的“一月三捷”翻譯成“一月苦戰三場”，其實是“一個月多次取得勝利”的意思。龐德把李白的《長干行》中“五月不可觸”譯為“一走就是五個月”，其實說的是陰歷五月水漲后要小心，不要觸碰暗礁。《華夏集》中收錄的詩歌以李白的作品為主，龐德還寫過一首《墓志銘·李白》：“李白也是醉死的。/他想擁抱一個月亮/在黃河里。”龐德在長詩《詩章》中旁征博引，有對荷馬史詩的模仿，也有孔子的學說主張，還出現了幾十個漢字，這正體現了現代主義的創造性。

除了作品上的交流，還有理論上的交流。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系統運用西方美學理論來解讀《紅樓夢》，在評點派與索隱派之外另辟蹊徑。錢鐘書認為西方美學對王國維寫詩詞也有影響：“老輩惟王靜安，少作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古詩不足觀；七律多二字標題，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例如，他評價王國維的《雜感》為“此非柏拉圖之理想，而參以浪漫主義之企羨乎”，評價王國維的《出門》則是“此非普羅太哥拉斯之人本論，而用之于哲學家所謂主觀時間乎”。

文學意象因歷史的積淀而變得有特殊含義。錢鐘書在《宋詩選注》中談到宋代詩人史堯弼的《湖上》中的“此間有句無人得，赤手長蛇試捕看”時提出：“用的比喻尤其新奇，使人聯想起‘捕捉形象的獵人’那個有名的稱號（《小紅蘿菔須》作者勒那在《博物小志》里自稱的話）。可是，仔細一研究，我們就發現史堯弼只是說得好聽。他說自己赤手空拳，其實兩只手都拿著向古人借來的武器，那條長蛇也是古人弄熟的、養家的一條爛草繩似的爬蟲。”“借來的武器”不僅來自古代，也有可能來自國外。在創作中，不僅有縱向的時間上的傳承，還有橫向的地域的比較，這種視野正是創作者、評論者甚至讀者應具備的。

文化背景是進行創作的重要基礎，例如歌德就認為：“（莎士比亞）把他所寫的羅馬人變成了英國人。他這樣做是對的，否則他的民族就不會理解他。”美國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小說《喜福會》在1989年獲得美國國家書籍獎。美國華裔作家湯婷婷的作品在2022年入選美國文庫，包括《女勇士》《中國佬》《孫行者》等作品。她們書中的中國故事、中國人物，正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

正所謂“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不通諸經，不能解一經”。學者張旭東認為：“古代‘西方’是通過‘東方’來界定自己的，‘歐洲’是通過‘亞洲’來理解自我的。在今天，當代中國人必須通過‘西方’和‘世界’來界定和理解自己。只有進入了這種自我理解的斗爭，我們才算是回到了傳統，或者說才算接上了傳統。并把它發揚光大。”文化交流的目的是使身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過資源的相互豐富來給自己定位。在這個各地聯系日益緊密的時代，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日益加深，讓人們看到了更豐富的文學遺產。文字拓寬了精神的邊界，文學交流是精神世界的大航海，會帶領作者、讀者發現更多的文學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