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從中國港口起航的貨輪,在公海航行時被美軍火力逼停并登船扣押;幾乎同一時間,海灣最大產油國又把電話打到北京。
4月19日,美方在社交媒體上宣稱:美軍在阿曼灣攔截并控制了一艘試圖突破海上封鎖的伊朗貨船“TOUSKA”號。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航跡信息——該巨型集裝箱船3月30日從中國珠海高欄港出發,經馬來西亞后再返航伊朗。
2月28日爆發的美以與伊朗大規模沖突,把多年積怨集中引爆。華盛頓起初的思路相對清晰:用高強度軍事打擊去壓垮伊朗,進而撬動其內部局勢,制造“換人、換政策”的窗口期。開戰初期,美以聯軍確實擊中了伊朗的痛點——哈梅內伊遇害,外界一度判斷伊朗可能出現失序。
內部出現的分歧也更突出:有人傾向于推動談判,有人傾向于繼續強硬;有人更多計算國家層面的代價,有人更關心權力結構的得失。這種內部分賬,讓談判基礎變得松動,甚至在關鍵節點上隨時可能被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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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美伊在伊斯蘭堡舉行自1979年以來最高級別面對面談判,表面上像是轉機,實際更像是在沖突夾縫中進行的“邊打邊談”。
4月17日至18日霍爾木茲海峽出現的“開關式操作”尤其具有代表性:伊朗外長剛表示“有條件開放”,軍方隨后就用行動強調“由誰拍板”,甚至對試圖通行的油輪開火逼退。不到24小時,立場就出現明顯翻轉,政策變動之快,反映的是內部權力鏈條并不完全同步。
自4月14日起,美國宣布對伊朗港口以及進出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實施全面封鎖。封鎖在口徑上常被描述為“施壓工具”,但在執行層面很容易變成“擦槍走火的制造器”:艦炮威懾、強行登船、扣押貨物,行動烈度一旦上升,每一次攔截都像在高危環境里反復疊加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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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出現了4月19日的“TOUSKA”號事件。美方稱該船受到制裁,且連續六小時無視警告,美艦“斯普魯恩斯”號使其推進系統失效,隨后陸戰隊員索降登船控制。伊方則指責美方違反停火安排,并以無人機打擊美艦作為回應。
3月紐約輕質原油期貨月漲幅超過50%,布倫特原油一度沖到118美元/桶,漲幅接近60%,比1990年海灣戰爭時期更猛烈。
霍爾木茲海峽承擔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量,可視作全球能源供應鏈的“主動脈”。封鎖線一旦收緊,就等于把全球油箱的閥門進一步擰緊,市場會迅速用價格表達緊張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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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的壓力尤其直接:日本九成以上石油依靠霍爾木茲運輸,韓國同樣高度依賴,一旦情緒被放大,金融市場出現劇烈波動并不意外。
這也解釋了4月20日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為何“應約”與中方通話。“應約”意味著利雅得在關鍵時間點上主動進行溝通,而且距離美伊臨時停火到期已不足48小時。
沙特的焦慮并不難理解:沖突在家門口持續發酵,能源出口若被卡住,財政與現金流就會承壓,“2030愿景”再宏大也會受制于現實執行條件。對海灣國家而言,霍爾木茲不是抽象的地緣議題,而是關乎出口、財政與社會穩定的關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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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沙特為何更愿意與中國溝通?原因并不神秘,更多來自經驗判斷。2023年北京促成沙伊復交,證明當相關方愿意坐下談時,中國能夠提供相對“去情緒化”的溝通鏈條以及可運轉的談判場域。
中方表態延續一貫風格:對美方強制截停船只表示關切,強調各方應恪守停火約定,避免激化矛盾,并為海峽通行恢復正常創造條件。
外界也在追問:美國是否存在“壓不住伊朗,就順勢掐中伊貿易”的傾向?從具體手段看,攔截從中國港口出發、駛向伊朗的船只,確實帶有切斷貿易鏈條、加大伊朗壓力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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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做法的風險在于,它會把沖突的外延被動擴大:原本是美伊對抗,容易演變成國際航行自由與海上規則的正面碰撞。一旦走到這一層面,局勢就更難收束。
歷史上類似鏈條并不陌生:制裁升級、封鎖擴張、護航對峙、誤判疊加,往往在“緊張但尚未全面開戰”的階段最容易出事故。海上攔截最怕出現相互誤讀——一方以為對方會停,另一方以為對方不敢開火,一次判斷偏差就可能把臨時停火撕裂。
真正要為局勢降溫,關鍵從不在口號,而在于恪守規則、克制武力、為對話預留出空間。問題的核心在于,在炮火與利益的裹挾之下,究竟有多少行動者愿意將手從扳機上緩緩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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