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如何把員工變成替機器賣命的人

怎么樣控制一萬人以上的高學歷員工整齊劃一，甚至很多是985高校的博士碩士，讓他們言聽計從，甚至慫恿有些人突破底線，暴力抗法？

很多人看到拼多多這次出事，第一反應是震驚。

怎么會這樣？

明明只是公司上班的人，為什么會有人去擋門、去推搡執法人員、去吞紙條、去對抗調查，甚至在事情已經鬧大之后，很多人還像沒事一樣，照樣吃飯，照樣開會，照樣服從命令？

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暴力抗法本身。

最可怕的是，它暴露出了一件事：

一家高度機器化、目標至上的公司，是怎樣一步一步把普通人，改造成服從機器、捍衛機器、最后替機器背鍋的人。

這才是拼多多這件事真正值得講透的地方。

今天我們不只是講案子本身。

我們重點講四個問題：

第一，拼多多是怎么異化這些人的。 第二，為什么這些人會被洗腦，甚至干出出格、違法、暴力抗法的事。 第三，拼多多的指揮棒，到底在選什么樣的人。 第四，選進來之后，它又是怎么訓練這些人的。

先說第一個問題。

拼多多是怎么異化人的？

從你給的材料看，這里面最刺眼的，不是沖突現場，而是沖突之后的反應。

12月3日晚上，已經有執法人員受傷。

12月4日晚上，又發生更嚴重的沖突。

有人被帶走，有人賬號消失，有人聽說了警車，有人開始私下打探。

可到了12月6日，相關負責人還帶著大家去吃飯，二十來個人坐兩桌，氣氛輕松，仿佛一切如常。

這說明什么？

說明在這家公司里，正常的情緒反應，已經被壓扁了。

正常人遇到這種事，會害怕，會驚訝，會討論，會追問：到底發生了什么？后果會怎樣？我們是不是踩線了？

但在這樣一套系統里，人的第一反應不是判斷是非，而是判斷風向；不是判斷對錯，而是判斷匯報線；不是判斷事情嚴重不嚴重，而是判斷上面怎么定性。

這就是異化。

所謂異化，不是把人變壞。

而是把人變成一種功能件。

你不是一個有獨立判斷的人。

你也不是一個有道德邊界的人。

你首先是系統上的一個崗位，一個花名，一個匯報關系，一個隨時可以被切斷的賬號。

所以你看這份材料里一個很扎眼的細節：

有人從內部通訊軟件 Knock 上突然消失，顯示“該用戶不存在”。

這不只是技術動作。

這是在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訴所有人： 你在這里不是“人”，你是可被調用、可被隱藏、可被刪除的節點。

你的存在，不取決于你是誰，取決于系統要不要你存在。

這就是為什么后面會出現那么荒誕的一幕： 有人明明不在現場，也被“團滅”； HR自己都知道荒唐，但只能說一句，“你在公司這么多年，你覺得我有辦法嗎？”

這句話非常關鍵。

因為這句話恰恰揭穿了整個體系的本質：

這個體系不獎勵判斷，只獎勵服從；不保護無辜，只保護秩序。

在這樣的公司待久了，人會慢慢喪失一種能力： 不是工作能力， 而是對荒唐的敏感度。

事情越荒唐，越說明它是命令。 命令越強，大家越不敢質疑。 最后所有人都學會了一件事： 別問，別想，別站出來，先跟著組織動作走。

這就進入第二個問題。

為什么這些人會被洗腦，甚至去干出格、違法、暴力抗法的事？

很多人總以為，一個員工替公司賣命，是因為他真的熱愛公司。

不。

大多數時候，不是熱愛，是恐懼；

不是信仰，是路徑依賴；

不是覺得自己在做正義的事，而是已經失去了退出這套邏輯的能力。

你看材料里那個細節。

有人在A4紙上寫下“沉默”“不說”，示意正在接受問詢的同事。

被發現后，直接把紙吞了。

這已經不是普通的職場服從了。

這是高度應激狀態下，對組織意志的本能執行。

為什么會這樣？

因為在拼多多這樣的高壓系統里，員工長期接受的是一種什么教育？

不是“合法合規最重要”。

不是“底線不能碰”。

而是另一套更強、更隱秘的邏輯：

第一，公司利益高于一切。 第二，出了事先頂住。 第三，不要給組織添麻煩。 第四，誰掉鏈子，誰就是罪人。

這套邏輯一旦長期灌進去，員工就會形成一種非常危險的心理結構：

平時看起來很理性，很精明，很會算賬；

但一到關鍵時刻，他不是根據法律行動，而是根據組織氣壓行動。

組織讓他穩住，他就穩住。

組織暗示他別說，他就閉嘴。

組織需要有人往前頂，他就往前頂。

哪怕這個動作已經越過了法律邊界，他腦子里想的也不是“這是違法”，而是“我是不是不夠忠誠”。

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很多人不是不知道有風險，而是在長期馴化之下，把“服從組織”排在了“服從法律”前面。

再說得更狠一點：

不是這些人天生就暴力。 而是這套環境，讓他們相信一件事—— 只要是為了公司，只要是為了結果，只要是為了過關，一些非常手段也是可以被默認的。

這也是為什么事后很多人表現得極其麻木。

因為他們不是第一次經歷高壓。

他們只是第一次發現，這套高壓機器原來真的會把自己也碾進去。

接下來第三個問題。

拼多多這套“指揮棒”，到底在篩選什么樣的人？

它篩選的，從來不是最有獨立人格的人。

也不是最有公共意識的人。

更不是那種會在關鍵時刻站出來說“不”的人。

它真正偏愛的，是四種人。

第一種，對結果極度敏感的人。

這種人最在乎贏，最在乎數字，最在乎績效，最在乎向上交代。

只要結果夠硬，過程里的灰色地帶，他會自動模糊。

第二種，邊界感弱、服從性強的人。

這種人執行力很強，但不太追問“該不該”。

他習慣于接受高壓，也習慣于把高壓傳遞給別人。

組織一旦給他明確方向，他會沖得很猛。

第三種，強烈渴望上升、又缺乏安全感的人。

這類人最容易被系統綁定。

因為他把這份工作看得太重，把組織認可看得太重，把向上爬當成自我價值的唯一來源。

于是他會越來越不敢和組織切割。

第四種，擅長在殘酷環境中自我合理化的人。

明明知道有問題，但他會告訴自己：

別家公司也一樣。

大家都這么干。

我只是執行。

不是我決定的。

出了事上面會處理。

我不做，也會有別人做。

注意，這四種特征拼在一起，就會形成一種非常好用的“公司型人才”：

能打，能扛，能忍，能沖，能自我麻醉，能把組織利益內化成個人使命。

這種人對公司當然“有價值”。

但問題是，對法律、對社會、對他自己的人格，未必有價值。

再說第四個問題。

這些人選進來之后，是怎么被訓練出來的？

訓練不是靠一堂課，也不是靠幾句口號。

訓練靠的是日常環境。

第一層訓練，叫花名制和組織身份。

表面上看，花名只是互聯網公司文化。

但它還有一個作用：

它會慢慢削弱人的真實自我，強化你的組織人格。

你不再只是你自己。

你是某條線的人，是某個體系的人，是某個老板手底下的人。

時間久了，你對真實社會的責任感會變淡，對組織內部秩序的依附會變強。

第二層訓練，叫高壓節奏。

高強度、快決策、強對抗，會把人長期置于應激狀態。

人在這種狀態下，最容易放棄復雜判斷，只接受簡單指令。

因為判斷需要空間，服從只需要動作。

第三層訓練，叫結果導向壓倒程序導向。

你天天被灌輸的是拿結果、保結果、完成結果。

久而久之，你會下意識覺得：

程序是拖累，規則是障礙，合規是成本。

于是當監管真的進場時，很多人的潛意識不是“配合調查”，而是“先想辦法扛過去”。

第四層訓練，叫恐懼教育。

誰掉隊，誰背鍋；

誰惹事，誰消失；

誰不跟，誰出局。

你看這次事情之后，整條線三十多人直接“團滅”，連不在現場的人都一起開掉。

這其實不是簡單的人事處理。

這是公開給全公司看的一次示范：

組織可以隨時切割你，也可以隨時抹平你。

這種示范一出來，剩下的人會學到什么？

不是反思。

而是更深的沉默。

最后，你會發現，這整套機制其實很完整：

先篩選那些能吃苦、能服從、能沖鋒、又急于上升的人； 再把他們放進高壓環境里，削弱判斷，強化執行； 再用花名、匯報線、績效、淘汰和隨時切割的恐懼，把他們牢牢捆住； 最后，當危機真的降臨時，這些人就會自動做出系統最熟悉、也最危險的動作—— 不是守住底線，而是守住公司。

所以這件事最值得追問的，不是“為什么個別人這么反常”。

而是：

為什么一家公司，能讓這么多人在關鍵時刻同時失去常識？

答案也許并不復雜。

因為在長期的組織訓化里，他們已經不再把自己當作法律社會中的公民，

而是把自己當作戰爭機器里的零件。

零件不需要思考。

零件只需要轉動。

可問題是，機器出了事，零件先碎。

最諷刺的是，很多人是在被開除、被團滅、被切斷賬號、被通知競業、被整個系統甩出去之后，才第一次開始追問：

我這些年，到底在為誰賣命？

我到底是在工作，還是在被改造？

我到底是在公司里成長，還是在公司里一點點失去自己？

這，才是拼多多這件事最沉重的地方。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執法沖突故事。

它是一堂極其冷酷的現實課。

它告訴你，

一家企業如果把效率、結果、服從，推到壓倒一切的位置；

如果它長期獎勵沒有邊界的執行，打壓有棱角的判斷；

如果它把人訓練成只認指令、不認規則的工具；

那么最后被異化的，絕不只是幾個員工。

而是整家公司對權力、規則和人的理解。

說到底，任何公司都可以追求增長，

都可以追求效率，

都可以追求狼性。

但有一個前提不能丟。

人不是工具。 員工不是耗材。 組織利益，也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

否則，今天他能讓員工吞紙，

明天他就能讓員工背鍋；

今天他能讓員工沉默，

明天他就能讓所有人都變成“該用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