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上級指使干“壞事”被開，法院：“背鍋俠”不能開，賠27萬！| 勞動法江湖

案情簡介

2017年5月19日，張某峰入職某公司處，從事配送員工作。

2025年2月15日，某公司向張某峰郵寄《解除勞動合同（關系）通知書》，內容載明：“因您在職期間存在私設小金庫。向下屬以工作為由收取費用行為，公司依據《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員工手冊》及公司規章制度，正式通知您，自2025-02-14解除與您之間的勞動合同（關系）。請您在接到此通知后2日內辦理完畢工作交接、資產歸還與離職手續......”

張某峰認為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要求支付賠償金276134.40元。

一審法院認為

本案中，某公司提交的《京東集團員工手冊》及《京東集團反腐敗條例》經全體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且張某峰在《員工手冊簽收單》及《員工遵守〈京東集團員工手冊〉及反腐敗承諾書》上簽字確認，表明其已知悉并接受上述規章制度，對張某峰具有約束力，可以作為某公司用工管理的制度依據。

某公司主張張某峰存在“私設小金庫，向下屬以工作為由收取費用”的行為，依據《京東集團反腐敗條例》第四十三條及《員工手冊》第二章第四節相關規定，構成嚴重違紀，故解除與張某峰的勞動合同。一審認為，張某峰的行為尚未達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的“嚴重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的程度，理由如下：

一、張某峰的行為系受上級指使，非主動故意。根據某公司監察部于2024年8月9日制作的《談話筆錄》，張某峰明確陳述：“2023年12月，張鵬超拉了一個微信語音會議，參會人張鵬超、我、岳遠奔、胡超。張鵬超說片區有些職工工資太低，需要我們每個分區每個月收集4000元工資交給片區使用，我只能同意。”其后，張某峰向下屬謝威索要工資2000元，并按照張鵬超的要求交付給沈得志。表明張某峰的行為系在直接上級張鵬超的指使下實施，其主觀上并無主動索賄或私設小金庫的故意，而是被動執行上級指令。相比之下，張鵬超作為昆山片區機構負責人，是小金庫設立的主導者，張某峰僅是執行者，也系受害者，其行為與張鵬超的主責行為存在本質區別。

二、張某峰的行為后果輕微，未達到“嚴重”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三十九條所稱“嚴重違反規章制度”，要求員工行為對用人單位造成重大損害或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本案中，張某峰僅收取下屬工資2000元，且未實際占有或支配該款項，未造成公司財產重大損失。同時，張某峰在2024年2月按照張鵬超的要求向沈得志交付19000元，其自身亦為違規行為的受害者，張某峰的行為未達到“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的程度。

三、某公司未區分主從責任，處理失當。某公司《關于快遞快運事業部-江蘇省區-昆山片區機構負責人張鵬超腐敗的案件調查報告》將張某峰與張鵬超同等處理（均辭退拉黑），但張鵬超系主導者，張某峰僅為執行者、受害者。某公司在認定違紀行為時，應區分員工的主觀惡意、行為情節及責任大小。某公司未考慮張某峰受指使的從屬性，機械適用“違反反腐敗條例即解聘”的規定，導致處理結果與行為嚴重失衡，不符合“過罰相當”原則。

綜上，一審認定，張某峰的行為并未達到嚴重違反某公司的規章制度，某公司據此解除與其勞動合同，系違法解除，應向張某峰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一審結合離職前12個月張某峰的收入及2024年度年終獎、工作年限，經核算，張某峰主張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276134.40元，并無不當，一審予以支持。

二審法院認為

勞動合同履行過程中，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均應根據勞動合同約定和國家規定履行各自義務。用人單位可基于經民主程序制定的規章制度對勞動者進行用工管理，但解除勞動合同是對勞動者最嚴厲的處罰措施，用人單位應審慎為之。

本案中，張某峰從謝威處收到2000元，系基于張鵬超指令，其主觀上并無索取款項或謀取私利的故意。且張某峰本身系受害者，行為具有被動和從屬性質。張某峰在向謝威轉達上級指令并在收取款項后即將全部款項支付給了指定收款方。張某峰的行為雖有不妥，但尚未構成違反用人單位規章制度必須解除勞動合同的嚴重程度，某公司在未采取其他處罰措施情況下徑行解除勞動合同有失妥當。一審認定為違法解除，判決某公司向張某峰支付違法解除賠償金并無不當。結合張某峰在解除前的收入情況及工作年限，一審確定的違法解除賠償金數額亦無不當，本院予以維持。

案號：（2026）蘇05民終13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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