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輝憶紅軍五次反圍剿，四次勝利說成偶然，第五次功勞自身上攬

說起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央紅軍在贛南、閩西一帶的反“圍剿”戰爭，紅軍連續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紅色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針對歷次反“圍剿”勝利的總結，分成二個層面解讀。

第一是在戰略層面：紅軍立足根據地，堅守人民立場，把握戰爭主動權。首先“根據地依托”戰略，筑牢戰爭根基，贛南、閩西一帶地形復雜，山嶺重疊、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適合開展游擊戰，物產豐富，能維持基本自給自足，敵人對這一帶的統治相對薄弱。

其次這里的人民群眾深受三座大山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五更起，半夜眠；風雨來，霜雪奔；無糧食，糠充饑……”這是贛南貧苦農民生活艱辛的生動寫照，人民群眾迫切需要“打土豪、分田地”，切實解決了農民的根本利益問題，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廣大農民獲得土地，積極支援紅軍，主動為紅軍傳遞情報、運送物資、掩護傷員、參與作戰，形成了“軍民一家親”，形成人民戰爭”基礎。讓紅軍在兵力、裝備處于劣勢的情況下，獲得了最堅實的群眾基礎，為戰略部署的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撐。

再次就是紅軍作戰勇敢，紀律嚴明，軍事過硬、作風頑強、用崇高使命和理想信念作為紅軍的愿景感召，由此產生的巨大凝聚力，激發起全體紅軍戰士和廣大民眾的高昂斗志。正如當年在根據地流傳的歌謠唱紅軍與反動軍隊的區別一樣：紅軍白軍不一樣，紅軍打仗為信仰，白軍打仗為吃糧；紅軍砍頭風吹帽，白軍風吹兩邊晃；紅軍住宿上門板，白軍過境如虎狼；紅軍官兵親兄弟，白軍敲詐又克餉。唱出了紅軍為誰而戰，能打勝仗的奧秘。

還有重要的一點紅軍領導人指揮得當。立足革命戰爭的長期性，不追求速勝，而是通過持久作戰，逐步鞏固根據地，擴大革命力量，從戰略上瓦解敵人的“圍剿”企圖堅持“積極防御、持久作戰”戰略，把握戰爭主動權。面對反動軍隊的大規模“圍剿”，沒有盲目出擊，也沒有消極防御，確立“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不與敵人死打硬拼，而是避其鋒芒、保存實力，在運動中尋找戰機，通過消耗敵人有生力量，逐步扭轉敵我力量對比，最終實現戰略反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勝利的源泉。

第二是戰術層面：步調一致，靈活機動，統一指揮，精準施策，適配實戰需求。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遇敵不輕交戰，多用疑兵，眩敵耳目，集結主力，堅守靜待，察破敵人弱點，變更陣勢，冒險沖進。占據有利地形，設下埋伏，嚴格規定，白天不許煮飯，前線指揮員不許帶馬，以求隱蔽和肅靜。紅軍各部密切配合，在各重要地段設下天羅地網，采取“誘敵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虛弱”的戰略方針，待敵深入蘇區中心區時，再集中兵力實行反攻。

二是取大包圍，兼程猛進，速而且勻。運用“誘敵深入”戰術，創造有利作戰條件。面對敵人的大規模進攻，紅軍主動放棄部分城池和陣地，引誘敵人深入根據地腹地。此時，敵人遠離后方補給線，兵力分散、士氣低落，而紅軍則依托熟悉的地形和群眾支持，集中兵力，對孤軍深入、立足未穩的敵人實施突然襲擊，一舉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打破“圍剿”。這一戰術既避開了敵人的優勢兵力，又充分發揮了紅軍的地形優勢和機動優勢。

三是不輕試鋒，必待敵找我，而我不先找敵，以逸待勞，鎮靜堅守。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弱勝強。中央紅軍在兵力、裝備上始終處于劣勢，因此摒棄了“全線出擊”的錯誤戰術，堅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在作戰中，集中紅軍的主要力量，瞄準敵人的薄弱環節（如孤立無援的部隊、疲憊不堪的部隊），逐個擊破，不貪多求全，力求每戰必勝，通過積小勝為大勝，逐步消耗敵人實力，最終粉碎敵人的“圍剿”。

四是行走漂忽，瞬息百里，從山僻險要，人跡罕至之處，晝伏夜行，旋磨打圈。“避敵主力，打其虛弱”，采取“磨盤戰術”，紅軍時而分散、時而集中，時而迂回、時而突襲，騷擾敵人、破壞敵人補給線、收集情報，運動戰則用于集中兵力殲滅敵人，兩者相互配合，讓敵人疲于奔命、難以捉摸，始終掌握作戰主動權。避開敵軍進攻鋒芒，從中央蘇區南部插入敵軍背后。甚至在敵人兩路夾攻、不到20里寬的區域中轉移出去，進退自如，打得相當巧妙，敵人被紅軍牽著鼻子在根據地里打轉轉，弄得饑餓沮喪，疲于奔命。正如當時繳獲的國民黨軍官家信中所說：這一個月來，無論官兵，差不多沒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比出發時的人數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

五是圍城不宜離城太近，免敵人潛出，難于防范，奸細混入，難以稽查。根據地的各級軍事部除積極動員青壯年參加主力紅軍外，還發展和加強地方武裝，組織游擊隊、赤衛隊、少先隊站崗放哨，還有交通隊、偵察隊、運輸隊配合紅軍，封鎖消息，騷擾敵人，迫使侵犯根據地的敵軍饑疲交困，吃盡苦頭，提心吊膽，日夜不安，陷于困境，為反“圍剿”勝利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不過，1934年的時候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我們同樣總結出幾大方面的因素：一是“左”傾錯誤領導排斥正確的軍事路線，推行所謂的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一改自己擅長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戰術，而下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敵人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結果是敵人步步推進，紅軍節節抵御，屢次遭受嚴重損失。二是敵人過分強大，8萬紅軍需要對付敵人的百萬大軍的圍剿，十個人打一個人，這是一場完全不對等的較量，即便采用正確戰術，長期的消耗下去，最終也吃不消，形勢嚴峻。當然，重要的一點是敵人一改以前的長驅直入做法，實行“堡壘主義”一步步來對付紅軍，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只能被迫撤離中央根據地了踏上長征之路，去其它的地方尋找新的發展機會。

當時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前面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通過短短幾年的時間，革命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已經發展到近十萬紅軍，還在江西建立起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后來因軍事上失利進行戰略轉移，上面的總結總體來說是十分得體的，也是比較完善，可以說基本上是正確的。

然而，直到解放之后十多年的六十年代，圍剿紅軍時曾經擔任江西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參謀長，國軍二級上將熊式輝，寫了一本名叫《海桑集》的回憶錄，對這段紅軍一二三四五次反圍剿經歷有詳細的描述，他作為江西地方長官，親身經歷了對中央蘇區的“圍剿”。作為親歷者和當事人，對我們耳熟能詳的五次反“圍剿”，卻在熊式輝的回憶錄幾乎巔覆以前的認知，可以說提供了另一種珍貴視角。他在這本書中主流敘事大多將五次反“圍剿”描述為單獨歷史事件，但熊卻將五次“圍剿”與這一時期所發生的內外歷史事件緊密關聯，讓人有恍然大悟之感，通讀回憶錄并進行理解，對五次“圍剿”紅軍取得的原因，縱觀他分析紅軍前四次勝利多是帶偶然的成分，后一次卻是自己的功勞大大的。

我們先說說熊式輝其人，字天翼，譜名西廣，別署雪松主人，江西安義萬埠鎮桃二村鴨嘴垅村人，他從小聰慧好學。那時候江西農村窮，家里能供他讀書不容易，可他爭氣，一路從江西陸軍小學讀到保定軍校，后來又去了日本陸軍大學深造。這種完整的軍事教育背景，在當年的國民黨軍中是很吃香的，北伐時期，熊式輝就嶄露頭角了。他在江西戰場上打得不錯，老蔣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到了1931年一紙任命，把時年38歲的熊式輝推上了江西省政府主席的位置。

38歲這年齡段就成封疆大吏，放在今天那是極其少見的年輕，更何況是在江西，當時的江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紅色根據地的核心區域就在江西境內，那時江西81個縣，紅軍已經占領江西的58個縣，可以說大部分都成了紅軍革命根據地，還有一些縣都已經是有紅軍組織，連半壁江山都沒有，同時，中央紅軍主力轄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七軍團、紅九軍團約10萬人，還組建了20多萬人的地方紅軍與赤衛隊，因此局勢復雜得很，國民黨在江西的統治可謂岌岌可危，幾乎是沒有人愿意到這當這官。

不過，熊式輝一當上省主席，宣誓就職的時候，提出自己在任上的首要工作就是“與紅軍過招”，自稱三個字解決紅軍問題，那便是“兵、錢、鹽、”。他那時不是說說，而是實實在在地付諸行動。先說兵，在他的主持下，制訂了《修正江西保甲條例》，保甲制度的目的是使“人歸于戶，戶歸于甲，甲歸于保，保統甲，甲統各戶而及于個人，不許個人游離于無所歸宿”，從而強化地方政權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度。這一時期的保甲組織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功能： 一是清查戶口。保甲編制，以戶為單位，戶設戶長，十戶為甲，甲設甲長，十甲為保，保設保長。保甲長會同縣長所派人員負責按戶清查人口，內容主要包括姓名、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等，登記造冊，以備隨時提供檢查，保甲長還需要密切注意本保甲內人員變動情況。

二是制訂保甲規約。規約的內容一般包括：協助“剿匪”、維護治安、修筑堡壘、籌集經費、救濟群眾等，強制保內人民共同遵守規約所規定的條文。 三是推行連坐。甲長要同本甲各戶戶長簽訂連坐契約，保證保甲內各戶所填內容屬實，并無通匪、窩匪、從匪、私藏槍支、吸販毒品等行為。如果有一戶犯規，各戶都需要承擔連帶責任，依法受到懲處、甚至死刑。 四是規范職責。明確了保長的主要職責是輔助區長監督甲長執行其職務，協助軍警搜查逮捕“匪犯”，分配并監督保內應辦公事的完成，告誡保內人民不得通匪、窩匪、從匪、私藏槍支、吸販毒品等。

同時，他明確了甲長的主要職責是輔助區長檢查甲內“匪犯”，檢查出入境人員，輔助軍警及保長搜查逮捕“匪犯”等等。 一鄉或一鎮分編成二保以上時，需要設立保長聯合辦事處，設聯保主任一人。主要任務是督促各保長執行保甲條例及現行法令所規定的事項，聯合各保聯防“清剿”、聯合各保辦理公共修筑事宜等等。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一種方式編練壯丁，兵源就有了。

保甲長將保甲內18歲以上，45歲以下的男子編成壯丁隊或地方義勇隊，由保甲長督率，平時進行軍事、政治訓練，有戰斗的時候，就組成武裝團隊，參加對紅軍的戰斗。壯丁隊或義勇隊的主要職責是修筑工事、站崗放哨、封鎖匪區、搜捕匪犯。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保甲組織主要功能是為了對付紅軍。熊式輝通過保甲組織，清查戶口，嚴密控制農村人口流動；通過聯保連坐，嚴厲制裁與紅軍有聯系的人；通過組織、訓練壯丁隊、義勇隊等，協助國民黨正規軍作戰或封鎖蘇區，企圖把農民群眾拉到紅軍的對立面，在江西基層社會建立起了嚴密的封鎖控制體系，使紅軍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

再說錢，要做好上面的事情，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錢，修筑堡壘、保甲長工作、編練隊伍，包括查戶口，都得有足夠的經費，同時，熊式輝認為，打仗打的就是錢，沒有錢什么也做不成，因此，熊式輝一上任就大量搞錢，一方面開拓本省鎢、錫兩礦，搞鎢砂貿易賺錢；另一方面通過官職獲取貸款、接收資產、金融投機，再就是創辦國立中正大學，從中撈了不少好處。慣用的做法無非是推行了各種類型的苛捐雜稅，據當地史料記載，僅僅是善后捐，他每年就需要從百姓手里壓榨200多萬元，用以供養自己的軍隊。

再就是對紅軍的根據地實行強有力的經濟封鎖，對糧食、食鹽、火油、藥品、布匹、服裝、燃料，甚至是銅鐵等物資全部管制起來，禁止私自流通和販賣，所有的通行都由管理機構來定，下設管理處，如發現私自販賣，輕則沒收所有貨物、罰款、關押，重則判刑甚至處死，當然，有錢拿來也可以消災。

第三就是鹽。由于江西本地不產鹽，食用的鹽都得靠外面運輸進來，因此，熊式輝對紅軍根據地實行重點就是嚴格控制食鹽進入，致使根據地食鹽非常缺乏，許多貧苦人家長期吃不上鹽，只好用香干蘿卜水、醋壇水、辣椒干代替食鹽煮菜； 為解燃眉之急，蘇區不得不自己熬制硝鹽。用老屋的土墻、灶臺土、廚房墻壁打碎用來熬制硝鹽，以至把廁所底下的土，挖出來熬鹽。但即使如此，依然不能解決蘇區的“鹽荒”問題。 到了第五次反圍剿時期，蘇區的食鹽“竟然比黃金還珍貴”，珍貴到“只需要用十來兩食鹽作聘金，就可以娶到一位年輕的小姐”的程度。食鹽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蘇區百姓的身體健康。

熊式輝通過這些強有力的手段，可以說是撈得盆滿缽滿，他用盤剝來的民脂民膏在廬山買下了一棟相當豪華、漂亮的別墅，當時是廬山體量最龐大、造型最魁梧的一棟。建筑面積達856平方米，整個庭院面積為4878平方米。座東朝西，依山勢而建，北面三層，南面二層，背倚城墻山，其它三面緩坡傾向長沖河，有一種居高俯瞰的不凡氣勢。造型像一個棱角分明的大石頭，仿佛一塊天然巨石上雕鑿了門窗，里面設施豪華，有游泳池、廚房、宴會廳、會客廳、小會議室、書房、棋牌廳、沖浪浴、芬蘭浴以及豪華主賓間等等，一應俱全。這還不算，在南昌市東湖區陽明公園、老家鴨咀垅等地有數幢大別墅。

不過，熊式輝再多錢，再大的房子，也抵擋不了國民黨敗退，1949年56歲的熊式輝帶著家人跑到了香港，靠多年貪污搜刮的民脂民膏過著奢華的生活。那時舊政權的大小官員認為香港是避風港，紛紛往這邊擠，人數非常龐大，那些窮困潦倒老部下，成群結隊不斷上門向他借錢或請求救濟，根本無力接濟，避而不見，但這些人有吃大戶的想法，認為他當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也有自己的一份，對著這個無權無兵的上級要鬧事，只好向香港警察局求助。

熊式輝個子很高，一米八幾的個頭，即便穿著便裝，站在那里也透著一股武將的氣度。他的臉是標準的國字形，五官端正，年輕時儀表堂堂，在國民黨軍政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俊朗。可如今，那張臉上多了一些不該有的滄桑。眼角爬上了細紋，鬢角的頭發也開始泛白，眉心那道豎紋比以前深了許多，那是常年皺眉留下的痕跡。以至于之后錢被掏光，輾轉去到臺灣也備遭受冷遇，要靠寫回憶錄來賺取生活費。

晚年熊式輝

他寫的那本書名叫《海桑集》，取之題目的意思是，他落魄的時候，寫了一首詩。詩云：滄海桑田變幻頻，十年身世總艱辛。誰知一枕黃粱夢，猶有殘軀寄海濱。寫的正是自己所謂的治贛十年，堂堂二級上將、省主席，封疆大吏，權傾一方。可到頭來，他什么都沒有了。沒有權力，沒有地位，沒有金錢，連一張回家的船票都買不起，覺得非常的悲痛。這本《海桑集》與一般的回憶錄不同的是，其內容基本上取自其日記，其中的人物、時間、地點、對話、細節等，大多比較確切、清楚，加上熊式輝的觀察是“建立在親身體驗和日積月累的史料上”，這部回憶錄被一些學者認為歷史價值也就相對較高，畢竟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而且那個時期他已經退出政壇近二十年，不受所謂“主義”的影響。

因此，熊式輝在《海桑集》中的《敘言》中這樣寫道：偏重在國民革命有關之事，即自辛亥革命、護國、護法、北伐、剿匪、抗戰諸役，以及大陸淪陷。凡屬于當時國家軍、政乃至黨務之見聞，皆屬身所經歷者。” 再加上他隨時隨地引當時的函電，甚至是任命書、命令為證，有人認為熊式輝的觀察“完全從內部的最高層次得來，決不是一般從外面作冷眼旁觀所能企及的。更由于他的觀察建立在親身體驗和日積月累的史料之上，國民黨在這二十多年中的成敗關鍵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確定的整體圖像”讓讀者覺得是可信的，但是，我們覺得熊式輝他對紅五次圍剿紅軍的描述與我們的史料可以說是完全不符合，把紅軍的勝利都說成是偶然，而自己的勝利則“勞苦功高”。

首先說第一次反圍剿，第18師之所以在永豐龍岡地區全軍覆沒，師長張輝瓚被抓并處決，隨后紅軍乘勝追擊，在東韶殲滅第50師1個多旅，第一次反“圍剿”紅軍以4萬余人對抗10萬敵軍，殲敵1.3萬余人，取得了“紅軍史上破天荒的勝利”，失敗的原因是，不重視與紅軍作戰，那便是叫輕敵，最主要的一條便是指揮這次軍事行動的人何成濬，此人在中原大戰中為蔣介石戰勝閻錫山和桂系立了大功，何成濬在中原那場大戰里頭，因為特別會和人打交道，而且特別懂人心，所以就被蔣介石看重了，讓他去和各路的軍閥溝通。他心里頭清楚得很，對那些不是嫡系的軍隊，光有槍炮可不夠，還得有錢有女人，這樣才能讓他們心甘情愿地跟著走。

在中原那場大戰的時候，何成濬帶著的討逆軍第三軍團，里面很多人其實跟他沒啥關系，都是些雜七雜八的隊伍。為了能讓大家安心打仗，他從漢口弄來了一串特別豪華的“玩樂車”。這些車里啊，有好吃的好喝的，還有煙土，更厲害的是，還有好多漂亮姑娘。這些可不是只給自家人準備的，就連對面的軍官，只要愿意來，也都能享受。何成濬這招挺絕的，就像是拿錢砸人一樣，讓他在那些軍閥打來打去的時候，混得特別開。蔣介石便讓他回湖北老家，擔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時兼任武漢行營主任，負責指揮“進剿”鄂豫皖蘇區。并讓他領導這些烏合之眾來對付紅軍，簡直是以卵擊石，因此，紅軍偶然取勝，只是國軍用錯了人，倘若其它人來指揮，結果會是兩樣。

再說第二次“圍剿”，部隊全部集中在中央蘇區周圍，形成了西起贛江、東至建寧700里長的弧形包圍圈，由北向南朝中央蘇區壓來，此時，中央紅軍在西南面的退路也被切斷，對紅軍而言，表面上看過去“二十萬軍重入贛”的險惡形勢。然而，就這些國軍對紅軍完全包圍1931年5月的時候，各方反蔣派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成立廣州國民政府，形成寧粵對峙的局面，要求老蔣下野，本來由各派勢力組織的所謂“圍剿”軍都處于觀望的狀態，進展遲緩，部隊雖人數眾多，但其中派系混雜，不知道未來受誰的指揮，因此各級軍官相互觀望，保存實力。

就在這時，紅軍瞅準了幾支弱軍，即王金鈺部右翼進占富田一帶的公秉藩第28師和上官云相第47師，經大膽穿插，數日激戰，消滅敵軍三個師，此后以“橫掃千軍如卷席”之勢，15天橫掃700里，五戰五捷，殲敵3萬多人，繳槍2萬多支和大量軍用物資，淋漓痛快地粉碎了第二次“圍剿”。

接著1931年7月，老蔣親任“圍剿”軍總司令，調集30萬兵力，采取“長驅直入”戰術，發動第三次“圍剿”，面對敵軍重兵包圍，紅軍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策略，靈活穿插于敵軍縫隙之間。就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一件更為嚴重的大事，占據豫北冀南三十縣地盤，專擅一方，擁兵6萬之眾的石友三呼應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公開發表討蔣通電，在華北起兵反蔣，聲稱接下來沿平漢路北進，第一作戰目標是占領石家莊，第二作戰目標是占領保定，然后進軍平津，同時，粵桂聯軍揮師北上，緊逼湖南衡陽，形成南北呼應。

老蔣看這架勢兩面受敵，一時慌了神，不得不分兵防御，先集中攻擊石部，中央軍在東北軍于學忠部，以及晉綏軍商震部的配合下大敗石友三。不過，石友三的部隊確實能打，沖鋒時士兵光著膀子掄大刀片，一度把東北軍的防線撕開缺口，曾經擁兵六萬、橫行一時的石友三部從此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在民國政治舞臺上扮演什么重要角色，最終被下屬活埋在黃河邊上。

解決石部后老蔣表示要“削除粵逆“， 隨后，雙方開始總動員，下令停止對蘇區的第三次大圍剿，將原本圍剿紅軍的軍隊南調，以陳銘樞的十九路軍為先鋒，進駐湘贛，陳兵衡陽以南，準備向廣東軍發起進攻。 蔣介石就是借這件事一鼓作氣，打算用武力徹底一統兩廣，消滅這兩股最大的反蔣軍閥， 一時間劍拔弩張，大戰即將開啟。得知圍剿紅軍的國軍要退卻，紅軍趁機發動伏擊，先后在興國的老營盤、方石嶺戰殲敵近二個師，第三次反圍剿前后持續三個月，紅軍共殲滅敵人三萬余人，繳槍1.4萬余支，這樣，第三次反圍剿也以失敗而告終。

1933年2月，老蔣調集近4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采用“分進合擊”戰術，分三路向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發動進剿，尋找紅軍主力決戰。當時，中路軍的主力第一縱隊下轄第11、第51、第59師，是老蔣的嫡系，部隊的各級軍官很多是黃埔生，武器裝備、訓練和給養都較好，紅軍要的就是 “消滅敵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堅城的先決條件”，于是在江西紅軍在宜黃、樂安地區采取大兵團伏擊戰術，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伏擊殲敵范例。黃陂、草臺崗兩戰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余人，繳槍1萬余支，活捉2名敵師長，斃傷敵16名師、旅、團長。

這支所謂的精銳部隊極短的幾天內潰散，讓第四次“圍剿”化為泡影，再也無法打下去了。是役史稱“草臺崗大捷”，至今當地建有紀念碑。這次勝利使中央蘇區進入鼎盛期，總面積達8.4萬平方公里，人口453萬人。熊稱失敗的原因“九一八事變”導致蔣下野而不得不終止。

熊式輝總結第一二三四次“圍剿”失敗的原因，一是指揮者不當，二是寧粵對立、三是石友三叛亂，四是日軍入侵。導致“歷年輾轉，師老無功”，熊稱此為“濕柴燒冷灶”，更有甚者，蘇俄更利用中國內部局勢不穩而趁機擴張勢力，牽制了當時有限的國防資源，在內外交困下，南京政府財力和軍力皆受巨大牽制，紅軍指揮員發現這一機遇，把那些弱敵一個個收拾，激發戰斗勝利信心，但其勝利可以算是偶然事件。

當然，對于第五次“圍剿”，熊式輝在回憶錄中是相當得意的，南昌委員長行營成立后，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高度整合。熊式輝擔任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參謀長，被賦予了高度集權的指揮權，其實質是戰區的最高權力機構，整合了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它擁有決定作戰計劃、獎懲將領的絕對權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策略，以及堡壘封鎖戰略，在蘇區外圍筑起近三千座碉堡，實施嚴密經濟封鎖，最終迫使紅軍主力于1934年10月撤離江西并開始長征。這次他所謂的勝利，功勞儼然都成了他的。

在熊式輝回憶錄中，還特意提到紅軍離開根據地長征之后，他組織那后來臭名昭著的還鄉團擔任的所謂“災后重建”，他稱“田多荒蕪，房舍強半皆成殘破空殼”，那時收復區的農民大致分為三類：中下層農戶（60-70%），這部分人通常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匪來匪去，皆無變動”，在動蕩中求生存。而受“赤化”極深者約占10-20%，主要是極貧戶或積極分子，往往隨紅軍進退而流亡。富紳占10-20%，大多曾遭受鎮壓。此外，收復區遺留了大量的因戰爭而流亡的難民，其中以老弱婦孺居多。 由于蘇區（如瑞金、長汀等）實行了土地革命政策，原來的地契多被焚毀，田壟界限被鏟平。

熊式輝特別提到在調查了黎川和廣昌兩個縣時，他發現農民從紅軍那里分到土地后，對待方式有二：一是拋荒，表面上土地歸農民，但實際上不去耕種；二是耕種，但農民會在秋收后悄悄地把錢或糧送給老地主，維持著地主和雇農的實質關系。江西農民的善良令熊式輝感慨，他曾問農民為何這樣，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別人的地搶過來。很顯然，道德和宗教使人懷有內心恐懼，這比外在的法制和強制更治根本。他認為這種行為源于中國農村深根蒂固的土地所有權觀念，農民認為“無條件奪他人田地據為己有，良心終覺不安”。 雖然蘇區以“分田分地”為號召，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蘇區政府收取的土地稅收因戰爭需要也會異常高，導致農民“徒擁土地所有者之虛名”，實際所得利潤甚至不如做佃農或雇農多。這使得農民對蘇區土地政策的支持并非外界想象中那樣穩固。

事實上，任何一場戰爭，受苦最深的都是基層老百姓，和平才是國家發展、人民幸福的根本保障。此后多年，江西贛南一帶未再發生大規模戰事，抗日戰爭時期，這里成為后方基地，既是軍需品生產基地，也是主要的兵源征集地，許多江西省級機關南遷至此，“紅都”瑞金還成為黃埔軍校第三分校的駐地，成為東南戰區的“小后方”。而熊式輝在回憶錄中，也將這些發展都牽強地視為自己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