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在“活力社會”上，我們不妨學一點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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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美國終會醒悟，自己無法與華“脫鉤”

面臨技術限制與關稅加碼等多重壓力，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往來已出現一定收縮。然而，美國在短期內仍難以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深度依賴——數據顯示，在中國對美直接出口下降的部分中，仍有33%至40%通過第三方國家間接轉運。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半導體、農業、能源等關鍵領域加快自主研發、國產替代與供應鏈本土化進程，但這些目標的實現顯然無法一蹴而就。

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中美之間的分歧與摩擦，根源在于政治互信的缺失；一旦雙方重拾信任，兩國經貿關系反而可能進一步相互嵌入。美國最終會逐漸醒悟過來，中美之間不可能真正脫鉤。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美兩國經濟實際上是高度互補的，這種互補性不會改變，也很難改變。在他看來，美國的比較優勢主要體現在基礎科研、原創性創新即“從0到1”的突破，以及金融、服務業、軟件和大規模農產品生產等方面；而中國的比較優勢則恰恰與之形成互補，主要體現在應用技術轉化，即把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為應用技術，同時依托實體經濟、制造業，以及對軟件和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形成自身的發展優勢。

他認為，中美兩國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政治信任；一旦政治信任恢復，中美不僅不會脫鉤，經貿關系還會進一步相互嵌入。他同時表示，特朗普推動再工業化已經多年，但根本沒有成功，這條路本身就是錯誤的；他認為，對方最終會逐漸醒悟過來，因為中美之間不可能真正脫鉤。

鄭永年：強化亞太合作，對沖“印太”地緣概念
在亞太布局上，特朗普2.0時期正將戰略重心轉向海上通道、防務工業合作、數字基建等議題，矛頭所向，仍意在構建惡化中國周邊環境的“小多邊”。4月17日，鄭永年教授參加“APEC中國年·大灣區學術圓桌會：引航亞太開放合作”活動并致辭。他表示，中國應通過強化亞太經濟合作，對沖“印太”地緣政治概念，為解決臺灣問題、南海問題創造有利條件。

鄭永年教授參加會議并致辭。圖源：主辦方

鄭永年教授在歡迎致辭中表示，中美兩國已形成事實上的“G2”格局，亞太地區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未來二三十年不會改變。他指出，盡管中美之間仍存差距，但兩國已成為絕對的超級大國，遠超其他經濟體。

“特朗普對APEC的興趣值得關注，中國應把握機遇，推動基于經貿合作的中美關系框架。”鄭永年認為，中美經濟高度互補，脫鉤不具備現實基礎。

他建議，中國應通過強化亞太經濟合作，對沖“印太”地緣政治概念，為解決臺灣問題、南海問題創造有利條件。他強調，本次圓桌會正值深圳全力籌備APEC會議之際，“這正是我們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做正確的事情。”

鄭永年：全球經濟再平衡這一問題，要超越中美經濟之爭來看

當前，全球經濟正面臨突出的失衡問題。各國不僅普遍存在內部與外部發展不均衡現象，而且這種失衡正在全球范圍內相互傳導。其表征包括主要經濟體經常賬戶順差與逆差再度擴大，外部債權債務持續累積等。

鄭永年教授認為，破解全球經濟失衡，不能僅停留于短期危機應對層面，而應著力重塑更具包容性與平衡性的發展模式。

圖片為美國紐約金融區靠近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圖源：路透社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全球經濟再平衡這一問題，要超越中美經濟之爭來看。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在于全球范圍內發展不充分、不均衡。無論是在經濟體內部，還是經濟體之間，這種發展失衡都會催生內部的民粹主義與外部的民族主義，二者進而有可能進一步導向內部革命與外部沖突。美國和歐洲部分經濟體的民粹主義興起，以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間長期存在的發展鴻溝，都是這種結構性失衡的體現。

鄭永年教授認為，解決全球經濟失衡，應著力重塑發展的包容性與平衡性。這需要從全球范圍看待需求不足問題。全球南方大量國家因發展不足而長期處于“低需求”狀態。只有推動這些國家發展起來，提升其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全球需求不足的問題才可能得到根本緩解。

鄭永年教授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在國內經濟還是國際經濟層面，中國都取得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從長遠看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極其重要。他強調，中國會穩步推進“開源式”的中國式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通過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很多機制推動其他國家的發展。近年來，中國又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既是中國的國際觀的正式表述，也是中國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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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APEC會議與深圳要“雙向賦能”

亞太地區覆蓋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占據六成以上經濟總量與貢獻近半貿易額。APEC“中國年”期間，全年約300場官方活動落地舉辦。借助峰會窗口，深圳乃至大灣區的開放型經濟優勢將進一步釋放，并加速嵌入亞太區域合作網絡。在鄭永年教授看來，APEC會議就是開放的產物，通過APEC會議將能有效賦能深圳乃至全國的高水平開放。

深圳灣口岸旅檢北廣場，專設APEC主題宣傳區。圖源：央廣網

鄭永年教授指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亞太地區會是世界的經濟中心。他曾提出的“黃金內灣”，香港、廣州、深圳這三大中心城市結合起來的話已經是世界一流灣區，而深圳連接著香港和廣州，因此此次APEC會議落子深圳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次，這次APEC會議的主題是開放、創新、合作，而深圳就是開放的產物，通過改革與創新、開放與合作而快速發展成為一座現代化城市，APEC會議落子深圳恰好契合了會議主題。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推進高水平開放，而APEC會議就是開放的產物，通過APEC會議將能有效賦能深圳乃至全國的高水平開放。”鄭永年指出，這種高水平開放包括包容式的多邊主義、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制度性開放和單邊開放三個層次的內容。

鄭永年教授強調，APEC會議與深圳要“雙向賦能”，在APEC會議賦能深圳高水平開放的同時，要把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世界大都市的現代化經驗的發展經濟總結好，形成一個可復制可推廣的模式，通過APEC平臺持續講好深圳故事。

深圳如何做好APEC會議的籌備工作？鄭永年教授認為，關鍵是要發揮專業主義精神，做好專業化、精細化，把國家宏觀的開放政策轉化為積極的行動。他同時也呼吁廣大深圳市民積極參與會議籌備。

鄭永年：在“活力社會”上，我們不妨學一點特朗普

鄭永年教授指出，除了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我們還要一個“活力社會”，以“三位一體”激發發展動能。在這方面，我們未嘗不能借鑒特朗普政府去監管、放權等做法。

特朗普2.0時期大力倚重硅谷科技右翼構建新型“發展型國家”。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表示，中美兩國，盡管制度、意識形態等很多東西不同，但也有很多實際的方面會趨同。美國現在學中國學得很快，比如學我們的產業政策，又比如“科技右派”。

相對而言，我們的短板不在技術層面，而在活力層面——這方面，我們也要學一點特朗普。他在做兩件事，去監管、分權。這兩個領域，我們也要努力。

第一，對企業適度監管，不是沒有監管，但一定是適度的、柔性的。創新藥、游戲、人工智能，如果我們監管過多，落不了地，那就會跑去美國。為什么現在美國那么亂，高端的人才、資本、技術還是拼命往美國跑？還是落地的問題。

第二，特朗普的“分權”很有意思。他說你立一條新法，首先要廢掉10條的舊法，同時讓地方政府搞活。這是我們需要學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美國在宏觀上搞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越來越不開放，但它微觀上依然還是開放的。中國宏觀上越來越開放，但微觀上還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我們的地方政府，很多時候管得還太死。接下來，除了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我們還要一個“有活力的社會”，要放得開、管得活。

鄭永年：以產能改變世界，是最和平的方式

近期，西方輿論場上“中國產能過剩論”沉渣泛起，成為某些國家發起“301調查”，構筑產業壁壘的理由。在鄭永年教授看來，西方和美國當前討論最多的所謂“中國的產能威脅論”，恰恰是中國應當堅持的方向，不應被這種說法所左右。但我們同時也應思考，究竟應該輸出何種產能。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西方和美國當前討論最多的所謂“中國的產能威脅論”，恰恰是中國應當堅持的方向，我們不應被西方說法所左右。在他看來，以產能改變世界，是最和平的一種方式，因為任何國家都需要發展。當然，中國也必須認真思考，究竟應當輸出何種產能，以及通過什么方式，才能真正幫助當地國家發展起來。

他表示，世界的發展本身也是梯度推進的；只要其他國家能夠獲得發展的機會，國際社會就會逐步趨向和諧。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就具有了更深層次的意義。一方面，中國要履行大國責任，幫助其他國家共同實現現代化；但另一方面，也必須防止出現另一種局面，即各方都來“吃中國這塊肥肉”。

鄭永年教授還指出，我們當下面臨幾種情況：一是，中國與某一政黨領導下的當地政府簽訂了協議，但一旦另一個政黨上臺，新政府卻不承認這些協議，那么中國的利益如何收回、如何保障？二是，美國式的長臂管轄已經對中國海外利益形成現實約束，例如在巴拿馬、越南、墨西哥等地，中國都可能面臨類似問題。三是，中國在海外的許多利益已經開始直接受到侵害，例如電詐、毒品、走私等問題，都可能對中國造成實質性影響。

面對這些現實問題，中國需要一種“積極干預主義”，也就是他所說的“干預主義2.0版”。

鄭永年：中美在斗爭基礎上的合作才是最牢靠的

在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專訪時，鄭永年教授指出，在與中國領導人峰會之前，特朗普曾在社交媒體上使用“G2”這一概念。我們不必過分糾纏“G2”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因為這個世界事實上已經形成了“G2”結構。無論從技術發展水平、經濟規模、軍事能力還是消費能力等各方面指標來看，中美兩國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過去人們曾認為，就制造業而言，美國處于第一梯隊，日本和歐洲處于第二梯隊，中國處于第三梯隊，但現在變化非常快。“G2”這一結構還會維持二三十年。

鄭永年教授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于中美將如何競爭。他認為，所謂“G2”，有些人將其翻譯為類似“集團”式的概念，這是錯誤的。這種“G2”事實上可能表現為兩種模式：一種是類似美蘇關系那樣的對抗模式，即形成“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另一種則是合作模式。而合作模式并不意味著沒有斗爭，相反，沒有斗爭基礎的合作并不牢靠。

鄭永年：中國要“善用硬實力”

在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專訪時，鄭永年教授表示，所謂軟實力與硬實力之分，關鍵并不在于抽象地區分二者本身，而在于如何恰當地運用它們、協調它們。中國當前尤其需要保持定力。而所謂定力，首先必須建立在事實基礎上——具體而言，就是堅實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

鄭永年教授進一步分析道，中國事實上已經具備了硬實力，因此首先就不應迷信“軟實力”這個概念。在他看來，軟實力歸根結底就是“硬實力的軟性運用”。他舉例說，美國的航空母艦無疑是最為典型的硬實力，但對另一些國家而言，這種力量本身也可以轉化為一種軟實力的體現。

鄭永年強調，中國不會像歷史上的列強那樣參與瓜分世界，但中國應當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比如中國周邊的問題——臺灣問題難道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嗎？同樣，菲律賓在南海島礁上的所作所為，本質上也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除此之外，中國周邊還有一系列問題需要正視和處理，像緬甸問題、柬埔寨問題等都已經擺到了桌面上。因此，中國確實需要善于運用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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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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