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占卿：奧爾特曼兩次遇襲，照見AI時代深刻的政治危機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近日，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的住所接連兩次遭到襲擊，其中一位嫌疑人來自知名反AI組織PauseAI的群成員。事件一出，圍繞這起新聞的不同回應與解讀，已反映出技術掌權者與普通大眾之間，在人工智能問題上存在的深層分歧。斯坦福大學近日發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也顯示公眾感受與技術精英的樂觀敘事間存在明顯錯位。

IPP特約研究員孫占卿認為，這些不同層面的擔憂，最終都指向同一問題：AI發展過程中，技術、資源與權力日益集中，形成難以追責的“黑箱效應”，并催生出一種帶有“技術專制”色彩的治理傾向。與此同時，國家在競爭壓力下加深對科技企業的戰略依賴，一種介于合謀與替代之間的“影子治理”格局，正逐漸浮現。

孫占卿 博士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長、IPP特約研究員

2026年4月10日凌晨，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特曼位于舊金山的住宅遭到一名年輕男子投擲燃燒瓶襲擊，隨后該男子前往OpenAI總部外公開威脅焚燒大樓，并當場被捕。

據調查，其行為源于對超級智能失控導致人類滅絕的極端恐懼。PauseAI組織（呼吁“暫停開發最強大的通用AI”的國際組織，創立于荷蘭）迅速對一切暴力行為予以譴責。

奧特曼隨后在博客中作出回應，承認AI的巨大影響力，坦承過往失誤，并呼吁緩和矛盾，同時表示公眾的部分恐懼具有合理性，但強調暴力絕不可接受。

奧特曼在博客上發回應長文。

這一事件看似孤立，卻深刻反映出更深層的社會焦慮：公眾對技術專制的恐懼，本質上是傳統政治框架——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產品、社會契約與國家主權——在人工智能等超級技術的沖擊下正面臨結構性崩解。

一、公眾的恐懼：從存在風險到隱性支配

這種恐懼并非突發情況，而是AI高速發展中多重張力長期累積的結果。OpenAI作為本輪人工智能浪潮的標桿，其以ChatGPT系列產品為代表的AI項目已深刻重塑全球生產力格局，并將“超級智能”——即超越人類在所有認知領域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從科幻推向現實討論的前沿。

公眾焦慮主要源于四個相互交織的維度。

首先是技術失控的幽靈。眾多專家與活動家擔憂，未經充分“對齊”的超級智能可能脫離人類掌控，引發不可逆轉的災難。

其次是權力的集中。少數科技領袖通過算法掌控信息流動與行為預測，形成事實上的主導影響力，卻借企業架構規避公眾問責。這種私人實驗室主導AGI競賽的模式，被廣泛視為精英對全球資源的壟斷。

再次是經濟社會沖擊。AI驅動的自動化威脅大規模就業替代、隱私侵蝕，并延伸至軍事化應用。

最后是技術濫用的現實鏡像。在2026年2至3月美以聯合打擊伊朗的行動中，美軍廣泛部署AI工具——包括通過Palantir平臺整合Anthropic的Claude語言模型——實現戰場數據實時處理、目標識別與決策加速，將傳統流程從數小時縮短至秒級，這一行動凸顯了AI在現代殺傷鏈中的核心地位。隨后，Anthropic與五角大樓之間關于是否可以移除大模型安全防護的爭執，進一步引發了公眾對技術濫用問題的關注。

這些焦慮可以歸結到一點：AI快速發展中，技術、資源與權力的同頻集中，形成了無法問責的“黑箱效應”，催生了技術專制——即技術精英借助算法、數據與智能系統，實現對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的隱性支配，而非仰賴傳統政治權威。

但與此同時，AI也展現出顯著的積極貢獻。根據OECD的最新報告，有五分之四的參與調查的工人表示，AI提升了他們的工作績效，五分之三則認為工作變得更有樂趣了；

北美與歐洲國家對人工智能的總體看法仍集中在“低興奮度”和“高緊張感”的區間。相比之下，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公眾對AI看法則總體樂觀。圖源：The 2026 AI Index Report | Stanford HAI

IMF同期研究顯示，全球近40%的就業崗位受AI影響，先進經濟體這一比例高達60%，同時AI驅動的生產力提升可能使全球GDP累計增長7%至35%。這些益處提醒我們，公眾的焦慮并非對技術本身的否定，而是對治理失衡的警醒。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測算顯示，發達經濟體中暴露于人工智能的就業占比最高。圖源：IMF

二、古典政治的根基：政府是人類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政府作為人類創造的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其核心職能在于制定并執行規則、協調多元利益、維護社會秩序。

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中指出，主權權威是克服“自然狀態”下無序競爭的唯一途徑——通過社會契約賦予國家對暴力的合法壟斷，以保障秩序與安全。

約翰·洛克（John Locke）進而主張，政府源于人民同意，其正當性在于保護自然權利，并通過分權制衡實現多元利益的協調。

盧梭則在《社會契約論》中深化了集體意志的概念，強調決策合法性源于公民參與，而非單純強制。

這些理論共同回應了現代政府面臨的三大難題：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決策中的多元利益表達，以及權力的平穩更迭。韋伯據此將現代國家定義為“成功壟斷合法暴力”的實體。福山甚至據此宣稱“歷史的終結”，認為自由民主國家已實現這些要素的制度化平衡。

在此框架下，國家不僅是領土主權的守護者，更是公共利益的透明代理人。其治理能力依賴于可問責的規則體系。任何外部力量挑戰這一壟斷，卻又試圖不承擔其約束，都可能引發根本的合法性危機。

三、跨國企業挑戰：國家主導權的重申

20世紀后半葉，隨著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跨國公司一度對國家治理模式構成顯著挑戰。這些企業通過經濟滲透、產業鏈全球化和資本自由流動，不僅塑造了一系列有利于自身擴張的全球規則與權力結構，更直接挑戰了傳統國家主權的多個核心維度，最終促使各國政府通過系統性回應與改革，重申并鞏固了其治理主導權。

跨國公司首先塑造了以自由化、靈活化和企業中心為導向的全球經濟規則與權力格局。它們通過游說與資本杠桿，推動雙邊投資協定（BITs）中“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的普及，使企業得以繞過國內司法程序，直接向國際仲裁庭提出索賠，從而將“投資保護”轉化為事實上的超國家權力工具。

同時，企業利用離岸金融中心和復雜稅務結構（如蘋果公司的“雙層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機制），將利潤轉移標準化，塑造了全球稅務規則的灰色地帶，并通過供應鏈標準（如勞工認證體系）間接定義了跨國生產中的環境與社會規范。

這些規則表面上服務于效率最大化，實質上賦予了企業跨越國界的準立法權和資源配置權，將經濟影響力轉化為對全球治理議程的隱性主導。這一塑造過程直接挑戰了傳統國家的核心權力。

首先是財政主權：大規模避稅導致東道國稅收流失，削弱了公共財政能力與福利再分配職能。

其次是監管主權：企業通過生產基地轉移或威脅撤資，規避嚴格的勞工、環境和安全法規，形成“監管競次”現象，侵蝕國家對境內經濟活動的有效控制。

再次是司法與立法主權：ISDS機制使國家立法（如煙草平裝法或環境標準）面臨巨額賠償風險，迫使政府在決策時進行自我審查，模糊了主權平等原則。

最后，挑戰還波及外交與領土主權：企業游說母國干預東道國內政（如1954年聯合果品公司推動美國支持危地馬拉政變），或在資源富集地區建立事實上的“國中之國”，挑戰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自治。

危地馬拉阿本斯政府推行土地改革、觸動聯合果品公司利益后，后者游說美國政府將危地馬拉塑造成蘇聯在西半球的支點。圖源：Wikimedia Commons

面對這些多維度挑戰，國家并未被動退讓，而是展開了系統性的回應與制度改革。

在國際層面，推動多邊規則的深化與再平衡：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通過爭端解決機制、反傾銷條款和《服務貿易總協定》，將跨國企業的橫向滲透納入可控軌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起的BEPS（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行動計劃，以及2021年全球最低公司稅率協議（15%），直接堵塞了避稅漏洞，重塑了國際稅務協調框架。

在國內層面，各國強化監管工具：歐盟推出《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和《數字市場法》（DMA）；美國通過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強化國家安全審查；部分國家則重新談判BITs，加入公共利益例外條款與環境勞工標準。同時，企業社會責任（CSR）被納入法律強制范疇，推動跨國公司從“規避者”轉向“合規者”。

這些回應與改革最終實現了顯著成效：國家主導權得到實質性重申，跨國企業雖保留全球流動性，卻被牢固錨定于領土主權與可量化的國際規則之下。稅收流失得到遏制，公共財政能力回升；監管競次趨勢逆轉，全球勞工與環境標準整體提升；ISDS（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的濫用風險下降，企業對主權立法的直接反制能力減弱。

更重要的是，這一博弈過程為當代治理提供了寶貴經驗：它證明國家通過制度創新，能夠在全球化壓力下恢復平衡。國家可以同時維護效率與創新，并捍衛社會契約的核心——透明、可問責與公民同意。

跨國企業的歷史經驗為理解AI挑戰提供了關鍵參照。

四、超級AI企業：縱向滲透與監管陰影

超級AI企業與傳統跨國公司存在本質差異，其技術特性賦予了超越單純經濟滲透的“縱向治理”能力，從而對傳統政治框架構成了更為深刻且結構性的挑戰。

首先，AI的天然跨國界屬性源于數據與算力的全球流動性。

模型訓練依賴海量全球數據集，部署可瞬間跨越國界，無需依賴實體供應鏈。而更為關鍵的，是其“縱向滲透能力”——通過算法、黑箱決策機制和主動規則塑造，AI企業直接介入社會治理的微觀層面。不同于跨國公司的橫向市場影響，AI算法能夠嵌入決策鏈條、預測行為并優化資源分配，形成隱性規則體系：推薦算法重塑公共輿論，信用評分系統左右個體權利，而生成式AI則可直接生成政策模擬或軍事目標清單。

這一滲透伴隨著國家對AI的戰略依賴。為維持國力，政府不得不與AI企業進行深度合作，正如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所示。然而，AI的高技術屬性使其得以“躲藏”于政府與企業治理的“陰影”中：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快速自我迭代能力，以及跨學科專業壁壘，導致傳統監管工具——如反壟斷法或數據保護條例——難以奏效。歐盟AI法案或美國行政命令雖試圖填補空白，卻面臨技術滯后與全球協調難題。AI企業由此形成“影子治理”：表面服從國家框架，實質通過技術標準主導規則制定，悄然重塑治理邏輯。

在政治學框架下，AI企業通過其獨特技術屬性，不僅塑造了全新的治理規則與權力結構，更在多個關鍵領域形成了對傳統國家權力的系統性替代與深度合謀，進而加劇了技術專制的風險。這一治理替代機制的核心在于：AI企業不再是被動的市場參與者，而是主動構建了一種“算法主權”——以數據閉環、自我迭代和預測性建模為手段，預設并執行社會規則，從而部分接管了國家傳統上對公共生活的主導權。

具體而言，AI企業塑造的治理替代機制，首先體現在公共話語與議程設置領域。國家通過憲法、法律和公共媒體行使話語規范權，而AI平臺的推薦算法則通過個性化推送、內容優先級排序和趨勢放大，直接定義何種信息被視為“可接受”或“主流”。這一機制超越了單純的信息過濾，形成了一種預設性治理。這實質上替代了國家對公共領域的形塑職能。

其次，在經濟與資源分配治理上，AI驅動的信用評分、勞動力匹配和資源優化系統，已部分取代國家再分配與市場監管角色。

例如，生成式AI可實時生成政策模擬與經濟預測模型，企業借此影響國家決策流程，同時將其私有數據標準轉化為事實上的全球經濟治理規范。

4月15日，歐盟委員會指控Meta在WhatsApp平臺排擠第三方AI助手的行為違反了《數字市場法案》。圖源：Getty Images

再次，在安全與決策治理層面，AI輔助的殺傷鏈優化（如美以行動中Claude模型的整合）與預測性分析，直接介入國家暴力壟斷的執行環節：算法不僅提供決策建議，還能通過概率模型預判風險、分配資源，甚至模糊責任歸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傳統官僚體系的審慎判斷。

替代機制進一步衍生出國家權力的深度合謀模式。為維持全球戰略優勢，國家主動將部分治理職能“外包”給AI企業，形成不對稱的“國家-技術寡頭復合體”。政府獲得即時國力提升（如軍事智能化、治理效率）；企業則借此獲取合法性庇護、海量數據授權與政策豁免。這種合謀雖強化了短期國家能力，卻削弱了社會契約的平等基礎：公民同意被算法邏輯取代，民主審議過程被技術黑箱架空。

AI企業在責任歸屬上成功脫離有效監管與問責。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模型快速自我迭代的能力，以及跨學科的專業壁壘，使傳統監管規則——基于可解釋性、可審計性和屬地管轄——在技術上已嚴重滯后。當算法導致社會危害時，責任往往在“技術中立”或“企業自治”的名義下被稀釋，企業得以游離于傳統企業責任框架之外。

超級AI企業的發展進一步加速了主權碎片化。若任由發展，這種縱向滲透與監管陰影將演變為混合治理模式——國家借助AI強化控制，企業則輸出隱性規范，二者共同侵蝕社會契約的平等基礎。

治理替代機制的形成標志著AI企業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主體，而是正在崛起的新型治理力量，其對政治架構的沖擊遠超以往任何跨國公司。這一判斷在全球監管實踐中得到印證。根據歐盟AI法案，2025年2月禁止性規定生效，高風險系統規則將于2026年8月全面強制，企業合規成本顯著上升，委員會已提議部分延遲至2027年底以緩解壓力。中國則早在2023年起推行算法備案與生成式AI內容管理法規，側重風險分級與本土化治理。二者形成鮮明對比，卻共同凸顯了現有監管工具面對AI垂直滲透能力的滯后性。

五、反思：合法性危機與數字時代的社會契約

上述差異共同指向技術專制擔憂的深層根源——傳統政治框架的崩解。

社會契約論預設的治理主體是透明、可控的國家，而AI引入的私人技術精英卻掌握“超級智能”潛力，其決策過程缺乏民主審議，違背了洛克式權利保護與盧梭式集體意志。算法治理進一步挑戰韋伯定義的國家暴力壟斷：AI輔助的自主系統模糊責任歸屬，引發合法性赤字。福山式“歷史終結”敘事隨之被顛覆——全球化曾強化國家適應能力，而AI的指數級進步則加速權力向少數企業的集中，形成潛在的技術專制深化形態：數據與模型成為新生產資料，精英掌控分配規則，民眾淪為被動適應者。

這一危機更具全球性。AI的非領土性超越威斯特伐利亞主權體系，迫使國家在合作與依賴間艱難權衡，卻難以重建多元利益表達機制。若任其發展，可能演變為混合治理模式：國家借AI強化控制，企業則輸出隱性規范，二者共同侵蝕社會契約的平等基礎。

這一風險與核技術時代形成歷史呼應：從1946年“巴魯克計劃”（美國駐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代表伯納德·巴魯克提出的國際核能管制方案）到1968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國際社會歷經二十年才建立起多邊監管框架，AI治理同樣需要類似前瞻性制度創新。

面對這一空前挑戰，必須構建超越國家和行業的治理創新。

一方面，強化國際合作，建立類似“超級智能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多邊框架，實現透明審計與安全標準。該機構可采用計算力許可閾值、多邊安全審計以及漸進式紅線機制：高算力訓練項目需提前申報、接受第三方紅隊測試，并設定全球統一的安全底線。

另一方面，推動“數字社會契約”，通過公民審議平臺恢復合法性基礎。同時，企業需承擔更高倫理責任，國家則應投資本土AI能力，避免過度依賴。唯有平衡創新與審慎，才可能將技術專制風險轉化為治理現代化的機遇。

本文作者

孫占卿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城市文化研究所副所長、IPP特約研究員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IPP評論熱門文章

戴明潔：美國加速AI軍事化，硅谷的華人人才怎么辦？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