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們的論文都是怎么完成的？

來源 | 光石法學苑

春季學期開學，又是一個新的學年。無論你在讀大四，還是剛剛大一，往后無論是要工作，還是讀研，我們都有一個繞不開的問題：

論文題目怎么選？

或者說，研究方向怎么定？

希望下面這些法學家的經驗，能稍稍給你一點靈感。

01 法學家如何確定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

人物簡介：侯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領域：法律社會學、司法制度

轉變思路

對于侯猛來說，他的研究思路并非一成不變，從碩士到博士，他經歷了從先驗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變：

在本碩階段，侯猛接受的是正統的法理學訓練，講究概念、原則、大詞，讀了博士以后，他在老師每周組織的讀書會思想交流的影響下，逐漸明白，在進行價值判斷之前，首先要進行事實分析，挖掘事實背后的因果關系。因此，侯猛也將自己的博士論文確定為一種經驗研究：即不是在書本中、法條中找問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找問題。

確定選題

具體研究什么領域，與侯猛的中期考核有很大關聯。他的導師在侯猛的讀書清單中出了幾道論述題，其中就有司法制度方面的問題，這也直接影響了侯猛，他將博士論文選題集中在司法制度的經驗研究領域。

確定了領域之后，下一步就是具體做什么題目。在當時，司法制度最流行的研究領域是基層司法的經驗研究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研究。侯猛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不跟風。但不做這熱門選題要做什么呢？在日常生活中找問題的思維讓侯猛找到了靈感。

侯猛至今清楚記得是在北大28樓門口的報亭，他看到一份報紙名叫《財經時報》。這份報紙的頭版就刊登一則消息：中國最高法院一份判決影響全國銀行信貸資產2700億。這則消息一下子引起了侯猛的興趣。因為這挑戰了法律界對于中國最高法院判決性質的一般常識。

中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法院的判決從來只是約束當事人，并沒有普遍的法律適用效力，即使是最高法院也不例外。但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決怎么會影響這么大，竟然影響整個銀行業信貸資產2700億。這究竟是媒體的夸大報道還是確有其事？

帶著這樣的疑問，他順著報道中提到的判決，從個案出發，發現最高法院所制定的政策，不僅有判決，更多的是司法解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法院政策不僅僅影響訴訟過程，對沒有進入訴訟過程的其他人、利益群體和產業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通過對個案的細致分析，侯猛將問題一般化了。他決定去研究最高法院對社會經濟生活，主要是對市場的影響。而最高法院對市場的影響，可以進一步提煉為“法院規制”這個概念。這樣，侯猛最終把題目定為《中國最高法院規制經濟的功能》。

完成論文

侯猛當年并不能進入最高院查找資料，那他是如何在此情況下，但卻能夠比較有效的進行研究的呢？侯猛就去做不需要進法院也能做的研究。如歷史文獻的研究，在北大圖書館或是國家圖書館就有很多資料，這就幫助完成了關于最高法院規制歷史部分的寫作。

研究政策的制定必定需要進入到制定程序中去，但研究政策對社會的影響，卻只需要調查受到政策影響的機構和人。因為研究的是最高法院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侯猛就去想辦法了解最高法院政策影響的受眾，如企業、當事人，以及高級法院和基層法院。

另外，侯猛在整理博士論文思路時，發現即使做的研究是法律社會學，但運用法律經濟學的一些知識方法，并不與之沖突。因此侯猛就開始自學，如《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并初步掌握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然后延展出來去分析法院制定政策的成本，在分析法官的知識來源時，則是運用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概念。后來侯猛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任教時，甚至專門開設了“法律經濟學”課程。

02 法學家的跨學科研究進路

人物簡介：白建軍，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領域：法律實證分析方法、犯罪學、刑法學、金融犯罪

實證研究是橋梁

談到犯罪學與刑法學跨學科研究的特點，白教授將實證研究方法看作二者之間的一個橋梁。他認為，實證研究甚至還是整個刑法現象和社會學理論之間的橋梁：

“沒有實證研究的刑法社會學和沒有社會學理論的純刑法研究，即使可能相互參照，也基本上是隔岸相望。但自從有了實證研究以后，它們之間的界限就有可能打通了。”

實證研究是興趣使然

在白教授就讀犯罪學方面研究生時，白教授的實證研究種子就已經初見端倪，那時候在北大，其實基于調查問卷做研究的基本沒有。他將做調研的動因歸結為“研究生期間學習很用心”。

當時他編制了一個有30來個問題的調查問卷，并用鉛字排版印了500份，從天津到濰坊、萊陽、淄博等山東九個地方的監獄做調查，就算當時威海沒有監獄，他也去做了調研，然后回來做統計分析。

后來白建軍機緣巧合之下被安排講犯罪學研究方法。這是遺憾，但也是轉折，從此之后他便開始自學各種方法，包括所有的社會學方法，也就是現在說的實證的方法。

“研究”這個詞對白建軍來說特別有誘惑力。白教授認為“做研究”是探索未知的東西，而不是整理各種已知的東西。而做實證恰好既有趣，又好玩。它有一種發現的樂趣，而不是研究各種理論。

“比如，當把50個國家的刑法典和年鑒數據都買齊了，會發現這里不僅有刑法現象的各種數據，還有關于它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數據。它們之間有什么關聯嗎？怎么把它們關聯起來？于是我就把50個國家的刑法分則中13 000多個罪名按照不同的維度和視角進行分類，一個罪名為一條，罪名后邊跟著各種變量：有的有死刑，有的沒有死刑，有的是暴力犯罪，有的是財產犯罪等等。然后就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觀察這背后的關系。這時會覺得，如果挖掘出來的東西別人誰都不知道，唯獨自己發現了，這種樂趣有幾人能享受得到？我做到了，而且不是那么難，可能也挺累，但是太好玩了！”

殺人放火的犯罪人都是人，因此要先了解人，憑著這種樸素的直覺，白建軍在學校里自學了教育心理統計學，還選修過生物實驗和生物學、心理學、胡壽文老師的人類學，并通讀了潘光旦老師的書和他翻譯的《人類的由來》。后來確定了自己要做什么后，白建軍就自己跑到社會學系跟一個姓阮的老師學了如何使用SPSS做統計分析。能在研究當中感受到好玩，感受到驅動力，白教授非常強調這一點，正是這種樂趣促使著他去有意識的廣泛學習。

“我有時候真有這種感覺，就是一個好的選題我舍不得寫，動了筆就舍不得寫完，寫完的那一刻覺得發不發表已經不重要了，但就覺得這樣結束了還是挺失落的。我很懷念那種發現過程的樂趣。”

03 法學家談如何規劃學術方向

人物簡介：秦前紅，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研究領域：憲法基礎理論、比較憲法、行政法、地方制度

思路決定出路

秦教授認為，其實決定一個學者他能夠走多遠，能夠去走得多快，往往第一要素就是學術規劃中的問題意識。從論文的寫作角度來說，大概就是幾篇論文構成了一個人的學術人生，比如碩士本科階段，博士階段中的畢業論文、資格論文，總體來說，大概是六到八篇左右的論文構成了一個所謂的學術人生。

而那些在學術規劃上做的特別成功的，可以從他們身上發現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他們都有劃定一個問題域。終身可以在這個領域里面深耕，精耕細做，長出學術的枝葉，這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次之，可能說是找到了一個好問題，可以滿足在三到五年之內足夠的學術容量。

思路決定出路，有了穩定的問題域后，就能做穩定的產出。中國的法學創新網每年要公布高產作者的名錄。高產的作者名錄里面，除了有些保持高度穩定性產出的學者，比如說王利明教授、張明楷教授、陳興良教授等等，還有很多新進的學者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總體而言，一個學者如果問題意識掌握得好，他要么異軍突起，要么煥發出學術的新春天。

實踐貢獻問題

豐富的法治實踐不斷去為法學研究貢獻問題。秦教授用朱熹的一句詩來形容中國的法治實踐，“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例如AI技術發展之下，人工智能如何去運用到司法實踐之中，運用到具體審判或者檢察的一種場域。很多學者在這個方面做了深耕，比如馬長山教授、季衛東教授、鄭戈教授，都在這個領域里面做了很好的學術貢獻。他們學術貢獻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問題域。如馬長山教授的研究進路，從法學理論到法治發展研究、法社會學，再到數字法治。

秦教授還從問題域的角度解釋了為什么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相對的產出量比較多：法治實踐里面有立法實踐，而在部門法的領域里面是不斷有立法的這種變動和法律規范的立、改、廢的，不斷的立法變遷，當然就給法律人貢獻新的問題。秦教授還經常跟很多刑法的學者、民法的學者調侃，說民法和刑法包括商法是不斷有行情的，一個新的立法就制造一波新的學術行情，搞憲法的，修憲10年才修一次，10年才來一波行情。

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面講的：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做研究是獨立、寂寞的事業。對本科階段的我們來說，想清楚喜歡做哪方面研究可能很難。不過筆者覺得，也不用把喜歡看的太嚴重，大概就是有時很想看完一篇某個領域的文章，想弄清楚一個道理，這就足夠了。

最后，希望法學家們的故事對正在為論文題目、研究方向頭禿的你，有所幫助，也歡迎你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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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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