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紅線與Sora之死

3月24日，OpenAI宣布將關停Sora。那個曾讓我們驚嘆“現實不存在了”的AI視頻生成平臺，在推出六個月之后，黯然退場。

有人說，這是商業戰略調整，有人說，它敗于算力成本。但還有一個決定性的死因，很少被人提及：版權。

Sora 在訓練過程中采用黑盒式訓練，其中可能使用了大量未明確授權的網絡視頻數據。因此推出以來，一直有版權方如迪士尼，對Sora提出強烈反對，甚至將OpenAI告上法庭。任天堂的社長也曾在股東大會上，提出過生成式AI存在知識產權問題。

任何行為，都是一種選擇，而OpenA關停Sora的選擇，或許給市面上所有AI視頻生成工具都提了一個醒：在當前法律和產業環境下，沒有妥善處理版權問題，這項技術失敗幾乎是注定的。

Sora的版權爭議，更像是一個最顯眼的靶子，槍打出頭鳥。實際上，Sora的黑箱式訓練并不唯一，在業內是常態，所以其他視頻生成模型也或多或少存在版權問題，只不過要么有限開放，主攻單一市場，比如只給B端商業客戶提供服務，曝光度低，版權問題沒有完全暴露；要么刻意規避了迪士尼角色這樣的高風險IP，避免被“全球最強法務部”找上門。

一旦被版權方盯上，都和OpenAI一樣面臨訴訟風險。比如某國產AI視頻工具也在北美加州被好萊塢三大巨頭迪士尼、華納、環球起訴了，理由是生成了未經授權的《星球大戰》《小黃人》等作品里的角色。

可以說，AI巨頭們應對版權問題的選擇，普遍是“先上車后補票”。

先使用免費抓取的公開網絡數據集進行訓練，其中包含大量受版權保護的內容。直到產品上線之后，被《紐約時報》或個人創作者投訴，再談合作、付費，來洗白數據來源。

OpenAI前CTO米拉·穆拉蒂就曾公開表示：對于Sora是否使用了受版權保護的視頻進行訓練，自己“不太有把握”。

還有一個形成對比的例子是，有著嚴格反爬蟲機制、付費墻的內容平臺，比如科學雜志期刊和付費數據庫，能更好地控制被AI侵權的風險。即使 AI能聯網搜索到一些發表的論文，也只能獲取公開頁面內容，無法繞過登錄或付費驗證。

對版權的嚴格保護，讓科學內容變成了為數不多的、很少被侵權的一方凈土，以至于很多通用AI在回答科學問題時，只能基于不完整信息推斷。但這些版權保護方式，又很難被影視/動漫等文娛機構和創作者所借鑒。

原因之一，是付費墻擋不住。科研論文可以精確控制訪問，只有訂閱者能看全文，AI 也只能在封閉系統內運行。但視頻屬于大眾文化消費品，YouTuber主要靠廣告與社群盈利，視頻內容大多是公開的，AI可以輕易獲取。

其次是灰色地帶的確權太難。科學內容有明確的數據、條文，侵權容易被認定。而視頻的視覺風格、角色形象、敘事邏輯等都可以被AI學習后，進行抽象、重組、泛化，AI作品可以用“撞腦”、撞梗等理由搪塞過去，創作者維權的舉證難度很大。

所以，先上車后補票，請求原諒而非請求許可，成了AI巨頭在視頻生成領域的普遍選擇。既然版權機制已經無力保護創作者，那它還有必要存在嗎？

一方面，公開的文娛內容在AI訓練中被大規模抓取，個體創作者幾乎無力阻止；另一方面，嚴格限制的科學內容，又會拖慢AI在科研領域的進步。

于是，一些技術先鋒、未來主義者、激進派認為，版權制度本就是工業時代的產物，早已淪為大資本的壟斷工具，不僅沒讓普通創作者受益，反而阻礙了技術普惠，不如徹底廢除，全面開放算了。

還有人認為，Sora這類AI工具讓很多普通人圓了導演夢，帶來切切實實的利好，讓更多用戶加入創作行列，也可以激發創新，應該保障這類多數人的福祉。

但問題真的如此簡單嗎？

這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電車困境”，需要大眾在大企業和少數創作者、多數用戶和少數創作者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今天被無償學習的視頻創作者，明天就可能是你我。

AI一開始學習的是插畫師、作家、攝影師、音樂制作人等邊緣創作者的作品，文藝界在抗議AI侵權，隨后就擴展到了白領、藝術家、碼農等更廣闊的群體。一些高級打工人的技能被AI無償學習、被蒸餾成skill，這何嘗不是一種“風格學習”呢？

創作者，可以是每一個靠獨特技能謀生的普通人。或許直到AI威脅到自己的飯碗，大家才理解了編導、up主、YouTuber等視頻創作者的憤怒。

而版權制度的核心作用，并不是在人類中劃分陣營，是保護大企業還是小個體，也不只關于怎么分錢。它的價值，在于承認創作者權利的合法性。

1710年，《安妮女王法》首次明確，作者是作品的版權所有者，徹底顛覆了以往以印刷商為中心的壟斷體系。三百年來，正是這套制度激勵了無數個體的創造。今天，我們或許需要改革版權，來適配AI的需求，但不能用“版權資本化”，來遮蔽掉版權制度對個體權利的肯認。

它就像勞動者權益保護法，雖然現實中難以嚴格執行八小時工作制，但它的存在本身，就確立了創作者權益的正當性。

面對 Sora 等AI視頻生成工具對原創內容的無償使用，創作者群體開始反擊。總體來看，制度性力量、行業巨頭的反擊，比較有成效。而個體的、口頭的抵抗，大多微弱而無力。

能對Sora這類工具產生約束力的，主要是立法部門和內容巨頭的雙重施壓。

美國版權局此前的判例中，要求生成的內容必須有AI的標識，如果使用對應風格，要自動加上版權方logo。

針對AI融梗的“風格學習”，版權巨頭們也采取了態度嚴肅的反對措施。好萊塢三大經紀公司，迪士尼、華納、環球等影視巨頭，都曾向OpenAI發出法律警告，要求停止默認使用藝人形象與作品訓練 Sora。這倒逼OpenAI 推出Sora 2時所采用的“選擇退出”機制，允許版權方申請從訓練集中刪除其作品。

一些創作者采用技術工具，在視頻/圖片中嵌入人眼不可見的擾動像素，或者水印，來干擾AI對風格的學習，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徹底無效的反擊，一個是利益談不攏。比如行業企業試圖推動的授權付費+分成制，隨著Sora的下線，宣告破產。另一種反擊是語言上的魔法攻擊，一些導演、攝影師公開聲明“不使用 Sora”，并呼吁同行抵制，但根本無法阻擋廣大用戶拿AI視頻玩梗，現實中毫無約束力。

只有立法、巨頭這樣的組織力量，才能與技術資本抗衡，這就是人類創作在AI時代的殘酷現實。如何呢？又能怎？

人類與AI巨頭的版權拉鋸戰，最終以Sora的主動關停而收尾，但這并非人類的勝利，不過是AI巨頭在持續的版權訴訟、創作者集體抵制與倫理爭議中，放棄在泥潭中繼續掙扎，選擇鳴金收兵。

Sora之死，仿佛是一則醒世寓言，提醒我們，AI的種種還缺乏一個明確的紅線。

政治學家福山曾提出：面對技術進步，我們必須人為地，甚至武斷地畫出紅線。即使81公里的時速并不比79公里更危險，但必須設定80公里這道明確的紅線。

放到AI領域，這道紅線，就是AI發展的前提尊重人類的勞動成果與創作主權。缺乏這道不可逾越的紅線，就會出現模糊地帶，滋生無序與反噬，無法真正獲得社會的接納與認同。提前設定明確的原則性禁令，禁止AI無償使用和融梗人類作品，這一道紅線所保護的，不只是人類創作者，也是AI技術工具的開發者與企業。來自創作者的抵抗，加速了Sora的下線，何嘗不是OpenAI及其用戶的損失呢？

福山提出，立法者必須采取行動，設立相關規則與機制，在迅速的科技變遷中有所作為。如果立法者不去正面承擔這些責任，其他的社會機構與行為主體將會替代它們做出決定。

顯然，這一次，是人類創作者做出了決定，就是抵制AI、抵抗Sora。Sora的下線，暫時回避了紅線缺失的各種矛盾。但別忘了，市面上還有一個個AI視頻生成工具，它們將一次又一次觸碰那根人心中的隱形紅線，直到它終于清晰、明確地出現在版權法中。

那時，人類創作者與AIGC技術，才能真正握手言和。希望這根紅線，不會來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