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涉案金額較高，精準辯護后法院判處緩刑

我長期深耕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下稱“幫信罪”）這一細分刑事辯護領域，經手各類幫信案件數百起，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前不久剛辦結的這起涉案金額遠超立案標準、最終成功為當事人爭取到緩刑的案件。說實話，剛接手這個案子時，我心里也捏了一把汗——涉案流水逼近兩百萬，遠超幫信罪“情節嚴重”的20萬法定標準，且已查實關聯多起電信詐騙案件，當事人被批準逮捕后，家屬徹底陷入絕望，反復跟我說“律師，我們知道錯了，只求能讓他不用蹲監獄，保住家里的頂梁柱”。

今天把這個案例詳細分享出來，絕非炫耀辯護成果，而是希望能給正被幫信罪困擾的當事人及家屬提供一點切實參考，更想鄭重提醒大家：幫信罪從來不是“流水高就一定判實刑”，只要找對辯護方向、抓準案件核心癥結，哪怕涉案金額偏高，也有機會爭取緩刑，守住人生與家庭的希望。

案件介紹

先跟大家梳理案件基本情況，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此處稱呼當事人為舒先生（化名）。舒先生是一家小型建材店的經營者，開店多年，為人老實本分，家里上有年邁老人、下有未成年子女，全家生計全靠這家建材店支撐。2024年，舒先生的一位老熟人找到他，謊稱自己生意周轉困難，需要借幾張銀行卡走賬，承諾事后給舒先生2000塊錢的“辛苦費”。舒先生抹不開情面，又覺得只是借銀行卡用用，自己不參與任何操作，應該不會出問題，便將自己名下的3張銀行卡、手機卡一并借給了對方，全程未過問資金具體流向，也未參與任何資金拆分、套現等操作。

可沒過多久，舒先生就被公安機關依法傳喚，隨后被刑事拘留，緊接著被批準逮捕。直到這時，他才恍然大悟，自己出借的銀行卡，竟然被用于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等上游違法犯罪活動。經偵查機關細致核查，這3張銀行卡在短短半年內，流入資金總額高達197萬余元，其中已查實涉及詐騙資金的金額就有31萬余元，牽扯多名被害人，部分被害人還是老人，被騙錢款皆是養老錢、救命錢，案件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

舒先生被逮捕后，他的妻子第一時間找到我，一見面就泣不成聲，懇求我救救她的丈夫，反復強調舒先生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觸犯刑法，只是一時糊涂、抹不開情面，若是舒先生被判實刑，建材店必然倒閉，全家就徹底垮了。我先安撫好家屬的情緒，隨后第一時間介入案件，前往看守所會見舒先生。見面時，舒先生情緒十分低落，反復跟我說“律師，我真的后悔極了，我以為只是幫朋友一個小忙，沒想到闖了這么大的禍，我對不起家里人”。通過詳細會見、耐心溝通，我全面掌握了案件的來龍去脈，也清晰感受到舒先生真誠的悔罪態度，這也為后續的精準辯護奠定了堅實基礎。

接受當事人委托

接手案件后，我沒有急于讓當事人認罪認罰，而是投入大量時間，逐筆梳理全案證據——包括銀行流水明細、偵查訊問筆錄、被害人報案材料、舒先生與出借對象的聊天記錄、舒先生的建材店經營臺賬等，一點點拆解案件核心疑點、挖掘有利情節。在幫信罪辯護中，我始終堅守一個原則：不搞套路化辯護，不盲目妥協認罪，而是緊扣犯罪構成要件，精準捕捉每一個可爭取的從輕、減輕情節，這也是我多年來辦理幫信案件，能夠多次實現“逆風翻盤”的核心所在。

結合全案證據，我梳理出三大核心辯護方向，這也是本案能夠成功爭取緩刑的關鍵。

首先，在主觀明知的認定上，我重點論證舒先生的主觀惡性極小，不屬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主動提供幫助”的情形。舒先生文化水平不高，常年專注于建材經營，對網絡犯罪的認知十分有限，出借銀行卡完全是出于對老熟人的信任，沒有主動追求違法利益，僅收取了2000塊錢的小額辛苦費，遠低于專業“卡農”、跑分團伙的獲利標準，且未參與上游犯罪的任何策劃、實施，更不清楚資金的具體用途，不符合幫信罪“推定明知”的法定情形，本質上就是被他人利用的“工具人”。為佐證這一觀點，我向辦案機關提交了舒先生的聊天記錄、日常經營證明，以及其過往無任何違法犯罪記錄的證明，充分說明其主觀上無犯罪故意，只是一時糊涂犯下過錯。

其次，我重點推動舒先生落實認罪認罰，充分體現其悔罪表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依法從寬處理。在我的引導下，舒先生自始至終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主動配合偵查機關、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工作，自愿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態度極其誠懇。除此之外，我還引導舒先生及家屬，主動退繳了2000塊錢的違法所得，并預繳了5000元罰金，同時積極聯系部分被害人，真誠表達歉意、說明情況，雖最終未能取得全部被害人的諒解，但也充分彰顯了舒先生的悔罪決心，有效降低了案件的社會危害性，這也是法院最終適用緩刑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最后，我重點論證舒先生符合緩刑適用條件，依法應當對其適用緩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二條的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的，可以宣告緩刑。

本案中，舒先生涉嫌幫信罪，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緩刑的刑期條件；同時，舒先生系初犯、偶犯，無任何違法犯罪前科，主觀惡性小，悔罪態度明確，且其作為家庭唯一經濟支柱，經營的建材店還能帶動幾名員工就業，一旦判處實刑，不僅會導致家庭破碎，還會影響多名員工的就業問題，而宣告緩刑，既能體現法律的懲戒作用，也能兼顧法理與人情，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為進一步佐證這一點，我還向法院提交了舒先生所在社區的證明、建材店的經營證明，以及社區矯正機構出具的適用社區矯正的評估意見，充分說明宣告緩刑對舒先生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且其無再犯罪的危險。

庭審交鋒

庭審過程中，我結合全案證據和相關法律規定，將上述辯護觀點逐一展開，重點向合議庭闡述了舒先生的主觀惡性、真誠悔罪表現，以及適用緩刑的必要性，同時引用了廣州地區近兩年多起涉案金額、情節相近的幫信罪緩刑案例，進一步增強辯護意見的說服力。庭審結束后，我又多次與承辦法官、檢察官溝通對接，補充完善辯護意見，耐心闡釋案件細節和舒先生的實際情況，全力爭取辦案機關的理解與支持。

判決結果（緩刑）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輪溝通和庭審抗辯，合議庭最終完全采納了我的辯護意見。法院依法作出判決：舒先生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5000元。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舒先生和他的妻子激動得說不出話，反復向我表達感謝，舒先生更是當場表態，今后一定會增強法律意識，再也不做這種糊涂事，好好經營建材店，用心照顧好家人。

案件總結

辦理完這起案件，我內心頗有感觸。這些年，我見過太多像舒先生這樣的當事人，他們大多法律意識淡薄，或是抹不開情面，或是被小額利益誘惑，輕易出借自己的銀行卡、電話卡，殊不知，這種看似“舉手之勞”的行為，很可能觸犯刑法，最終身陷囹圄。尤其是在“斷卡行動”持續推進的當下，幫信罪的打擊力度不斷加大，很多人誤以為“只是借個卡，不參與、不獲利就沒事”，但實際上，只要出借的銀行卡被用于上游犯罪，且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就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在這里，我想再次鄭重提醒大家：銀行卡、電話卡、對公賬戶屬于個人重要證件，切勿出借、出租、出售，哪怕是熟人求情、小額好處引誘，也不能抱有絲毫僥幸心理，否則很可能淪為網絡犯罪的“幫兇”，付出沉重的法律代價。如果不小心涉嫌幫信罪，一定要第一時間委托專業的幫信罪辯護律師介入，越早介入，越能抓住“黃金37天”的取保關鍵期，越能精準梳理辯護思路、固定有利證據，從而爭取從輕、減輕處罰，甚至緩刑、不起訴的最優結果。

作為一名專注幫信罪辯護的律師，我始終堅信，刑事辯護不僅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是傳遞法律的溫度。每一起幫信案件的背后，都關乎一個人的人生、一個家庭的幸福，我能做的，就是憑借豐富的實戰勝訴經驗和深厚的法律理論功底，在法律框架內，為每一位當事人提供精準辯護，幫他們守住自由、守住希望，也希望通過分享這些真實案例，讓更多人了解幫信罪、遠離幫信罪，避免因一時糊涂，毀掉自己和家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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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系專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幫信罪）辯護的資深律師，深耕刑事辯護細分領域，專注幫信罪案件辦理，擅長處理涉案金額高、情節復雜、關聯上游犯罪的幫信案件，憑借精準的案件拆解能力、扎實的法律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庭審抗辯經驗，累計為數百名幫信罪當事人提供專業辯護，成功爭取緩刑、取保、不起訴等最優辯護結果，贏得當事人及家屬的高度認可與信賴。

林智敏律師始終秉持“精準辯護、情理兼顧”的執業理念，不搞套路化辯護，緊扣幫信罪犯罪構成要件，深挖案件有利情節，在法律框架內最大限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傳遞法律溫度。同時，律師長期分享真實幫信罪案例，普及法律知識，助力更多人遠離幫信犯罪，為當事人提供切實可行的法律參考與辯護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