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記得付瑩女士有一個說法：中國人了解西方，遠比西方了解中國的多。
的確如此，萬斯最近談到了一個情況，他說中國很奇怪，它的發展歷程，從國際貿易的角度說，很不一樣。比方說英國是發達國家時，美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那個時代的背景是英國的錢往美國流，美國也越來越強。中國的發展路徑不是這樣，不是發達國家美國的錢往中國流，而是美國在向中國借錢，這說的是近7000億美元債務，然后，美國又拿從中國借來的錢，去買中國制造，似乎成 了特里芬難題中的一個”無效逆差“。
本來美國巨大的逆差，應該是美元輸出，從而
穩固美元地位，但對中國而言，有了一種抗體，中國通過購買美債，又幫助輸出的美元回流回去了，在中美關系中實現了再平衡，中國獲得了來自綠紙的利潤，而美國用綠紙的自循環，換走了中國的實物。
怎么評估雙方的得失？
美國的風險在于制造業空心化，這是特朗普正在解決的問題；中國的風險在國際結算綁定了美元，一損俱損，這是中國的兩難，要在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只有高端制造，而高端制造最終比的是制度的包容性與市場環境的自由，是擁抱全球，不是對抗，沒有贏兩回，只有雙贏與失敗。
其實，萬斯的奇怪一點也不奇怪，這種局面是中國特定的體制所決定的。中國是外匯管制國家，賺的美元不能在國內流通，要兌換成人民幣，央行要對等地印鈔，形式上看仿佛中國多了一大筆美元，其實是以國內加印鈔票，失去了對等的流動性為代價的。這些多出來的美元沒有消失，卻不能在國內用，它就成了”閑置資產“，為了讓它不閑著，于是賣了美債，多少賺點利息，這就形成了萬斯說的”中國現象“，因為到目前為止，美債仍然是最優質的理財產品。
諾獎獲得者克魯格曼也感覺奇怪，認為中國巨大的美元資產只是去收點利息，是資源浪費，其實是外匯管制下的被動選擇。
既然是被動的選擇，一個國家在拼命印鈔賺大錢，一個國家在拼命生產賺小錢，雙方在新冷戰時代都走到了自身成功的暗面，都要變革，看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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