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的一封信，開啟上海交大“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超級學府

中國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選將才于儔人廣眾之中，拔使材于詩文帖括之內，至于制造工藝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測算之匠徒，而欲與各國絮長較短，斷乎不能。職道之愚，當趕緊設立頭等二等學堂各一所，為繼起者規式。

這是1895年9月10日，盛宣懷寫給直隸總督王文韶的一封信。

彼時西學漸進，新風初度。在辦理洋務事業中深感人才奇缺的盛宣懷，向朝廷上奏獲準，向招商、電報兩局每年集捐銀10萬兩，在上海創辦了一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學校，這便是南洋公學。

盛宣懷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1897年3月2日），南洋公學在上海《申報》上刊登招考師范學堂學生的告示：

現在開辦師范學堂，定于二月初三日考選師范生三十名，年以二十上、三十下為度，學以中學成才，兼通西學西文為上；以中學成才，略通西學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學為次；中學未成者，雖通西學西文不錄。有志者速至二馬路本公館報名，并領取師范格，勿誤。道遠后到，侯積有一二十人再行示期續考。

這張招生廣告一連刊登12天，各地考生聞訊后陸續前來報名投考。最終有40名考生被正式錄取為師范班學生。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七日（1897年），南洋公學師范院借徐家匯一所民房正式開學，直到今天上海交通大學都將4月8日這天作為“建校紀念日”。

1898年，盛宣懷籌資白銀8,785.445兩白銀，在上海徐家匯購買了120畝土地，作為南洋公學校址，開始修建校舍，這就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學徐家匯本部的校園。

作為我國最早的新式高等學府之一，南洋公學相繼開辦了師范院、外院（小學堂）、中院（中學堂）以及專科性質的特班、政治班、商務班，延聘中西教習，開設中西課程，力圖培養當時急需的新式從政人才和商業人才。

經過盛宣懷上奏，清廷同意聘任他的常州同鄉何嗣焜擔任第一任校長，美國人福開森擔任監院西文總教習相當于教育長），張煥倫為中文總教習，構成了一個中西教育名家組成的團體。在盛宣懷在任期間，后來的沈曾植、勞乃宣、汪鳳藻等校長都由他親自聘任。

1901年，盛宣懷設立了“特班”，招收那些已成年的人“變通原奏速成之意，專教中西政治、文學、法律、道德諸學，以儲經濟特科人才之用”。

這個“特班”的班主任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雖然由于客觀原因存在時間較短，但卻培養了不少人才，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有黃炎培、邵力子，以及后來的弘一法師李叔同，等人。

此外，南洋公學還設立了翻譯日本及西洋諸國書籍的譯書院，以及東文學堂、高等商務學堂等學校。專業設置包含了機器制造、電機、冶金、船政、外文等。

南洋公學開辦后的第一個十年中，共畢業四批學生，選送了優秀58名畢業生出洋留學。

1902年10月18日（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盛宣懷向清政府附奏《資送學生出洋游學片》，報告其籌款四萬兩白銀作為畢業生出洋肆業經費，從南洋公學及天津頭等學堂中分次選擇優等生陳錦濤、章宗祥、胡鵬運等21人，派赴英、美大學堂肆業，另有非南洋、北洋兩學堂出身的沈成鴿、金紹城等10名學生，也被派赴英國肆業學習。

1903年，已經60歲的盛宣懷接到了袁世凱的一封電報：“聞南洋公學已罷散，能夠趁此停辦？或請南洋另籌款？

明面上看是老袁關心南洋公學的開辦情況，實則是袁世凱利用盛父去世，盛宣懷處于丁憂期間，把輪、電兩局，斷掉了每年十萬兩的學校經費。

照壁上為盛宣懷上書光緒的奏章《請設學堂片》

即便是教育經費被截斷，盛宣懷也沒有停辦南洋公學的想法，他寧愿裁撤譯書院、東文學堂及特班、師范班，緩辦商務學堂，也要保留6個班級的中院學生，以200人為度。

盛宣懷向清廷陳明，開辦南洋公學即以激發忠愛、開通知慧、振興實業為主義，以造人才而備實用，學校應該毫不動搖地辦下去。

清廷朱批：“管學大臣議奏。”船局、電局每年各撥款2萬兩，改充“出洋肄業”經費。

9月，盛宣懷奏請南洋公學總教習美國“洋教員”福開森、薛西來、樂提摩等人辦學有功，賞給寶星，以示優異而獎勤勞。

西學西藝的引進，為青年們探索西洋科學打開了一隙之孔，成為早期培養科技文化人才的發韌，并導致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傳播。

從1907年至1920年，由國學大師唐文治主持交通大學，長達13年，這是交通大學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唐文治先生

唐文治執行“求實學，務實業”的辦學主張，堅定以“工科為主”的辦學方向，停辦商務專科，將鐵路工程班改設為鐵路專科，之后又相繼增設電機專科、鐵路管理科，逐步創建起近代高等工科教育體制。

這一時期，交通大學校舍建筑、實驗設備、實習工廠等得到長足發展。在辦學中，他十分重視新生的質量，教學要求嚴格，注重教學與實踐相結合，學以致用，成為學校良好教學傳統的一個開端，為學校在后來發展成全國著名的理工科大學奠定了堅實基礎，并造就了一批我國最早的質量較高的工程技術人才。

1921年，時任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將交通部所屬的四所學校：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原南洋工學）、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原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合并成一所學校，定校名為交通大學。

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改稱為交通大學上海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改稱為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改稱為交通大學北京學校，時稱“東方麻省理工”。

直到1928年的七年時間中，由于受國內軍閥混戰以及南京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的過程中政局動蕩影響，學校又先后進行了三次改組。校長前后更換也多達十余人次，這其中有的根本未到過學校，有的是兼任但根本沒有時間來校，有的只是以接管人名義，有的上任不久即被學生驅逐下臺。

1928年10月，國民政府在行政院下創立鐵道部，交通大學以最能夠體現先進交通技術的鐵道專業為重，遂在11月由交通部移歸鐵道部管轄，并將設在上海、唐山、北平三處的交通大學各學院合并，統稱“鐵道部交通大學”，分上海本部、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和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并由新任鐵道部長孫科兼任校長。

1930年9月，孫科辭去校長之職，國民政府任命黎照寰繼任校長。他辭去甫任一年的鐵道部常務次長一職，從政界轉入教育界。心無旁騖的他，挑起了重振交通大學之大梁。

說起來，孫科是孫中山的兒子，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時就認識了同在該校的黎照寰。兩人都是廣東人，加上理念相同，兩人很快相交莫逆。回國之后，孫科在仕途上平步青云，黎照寰一度追隨其后，受惠良多。

孫科的兒子孫冶平，曾經報考交大，因為國文一科成績不理想，未能被錄取。很多人都認為孫公子入學一定會“特事特辦”，沒想到黎照寰最終還是沒有交大錄取，只能作為選修生進校讀書。

據沈瓏的回憶錄《與交大同級同學在一起的六十年》記載：“那時的校長是黎照寰，孫冶平沒有考取，做了我們班的選修生，他第一次進校是黎校長同車來的，黎還幫孫提著箱子呢”。

由于黎校長在招生問題上堅持原則，不破規矩，這種示范作用直接促成了整個學校守正不阿的作風，受到了當時社會的普遍好評。

在黎照寰的主持下，1930年科學院成立，下設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并開始招收本科生。著名科學家裘維裕擔任科學學院長兼物理系主任，徐名才為化學系主任，同時引進著名的數學教育家、大同大學創始人胡敦夏為數學系主任。學校原有的機械科、電機科、土木科，全部擴建為學院。

黎照寰

1931年9月27日《申報》曾經撰文：“交大管理學院為我國科學管理人養成的唯一之地···課程之完備，設備之周到，教授之認真，直可與美國伊利諾大學科學管理學院相頡頏。

抗日戰爭爆發后，學校自身不保，黎照寰根本無暇顧及院系擴大規模一事。1942年，他帶著無限遺憾離職，他勾畫的藍圖只能留著繼任者描繪。

1955年，鑒于當年的國際形勢，同時也是為了支援西北教育，交通大學分批遷往西安。大約有92%的圖書，60%的師生，遷往西安成立了西安交通大學，其余則留在上海，成為上海交通大學。

2026年，4月8日交通大學共同迎來130周年暨西遷70周年。撫今追昔，百卅載崢嶸歲月，交大人以天下為己任，從盛宣懷草創南洋公學，到徐家匯交大奠基；從抗戰烽火中的堅守，到西遷征程上的壯歌。一代代先賢，毀家紓難，興學育人；一輩輩學子，砥節礪行，報國圖強。今逢百卅年，復值西遷七十載，回望來路，篳路藍縷已化滿天星斗；放眼前程，科學為槳，人文為帆，風雷激蕩，正當揚帆遠航，再譜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