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下日本的衰落：拋開政治談經濟是不現實的

我其實很喜歡看大家的留言，昨天有一個朋友留言是這樣說的：

感覺有幾個點個人感覺屬于張冠李戴了
1.日本雁陣模式失敗歸咎于美國狙擊，其實不然。日本淺碟子技術，一直是趁美國技術研發后抄底加跟進，原研能力弱。80-90年代對東亞，東南亞貿易都比較摳門技術，只愿意賣產品，而美國對技術轉讓放開幅度較大，且愿意對外大規模投資。這造成美國企業在東亞、東南亞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造成日本在90年代不少中低端產業面臨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極為激烈競爭然后失血。
2.日本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市場極端依賴美國。對外市場開發方面極端依賴美國開發的新市場，在獨自開發新市場方面甚至不如2000年后中國對非洲市場的開發。不能掌握市場。
日本戰后的成功一是依賴歐美技術轉移和市場開放；二是美國投資和相對和平環境；三是本國人民的奮發進取和辛勤努力。
如果簡單歸結為美國對東南亞自由化改造和金融攻擊，那么后來東南亞恢復后，日本相對高端的產業技術地位無影響，還可以利用開放的東南亞市場和生產基地更快恢復才對，可事實并非如此。

關于日本衰落的研究有很多，最近最為紅火的就是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縱觀整個關于日本衰落的經濟學研究，你會發現一個問題：這些研究者極力回避美國的問題，而單純就日本政府的政策進行討論。

而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出臺政策的時候是一定會考慮美國立場的。所以你怎么能拋棄美國來談日本經濟呢？

經濟學，尤其是新古典主義及其分支，傾向于認為市場和政策是內生的。一旦引入“外部政治強權”,模型就會變得不可預測且高度敏感。

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式學術界定義的。在這種范式下，日本的失敗被歸結為“人口結構”、“金融監管失誤”或“產業僵化”，因為這些解釋是安全的，不會觸及日美同盟的底線。

但是一旦實行了這種的解釋，是根本無法解釋日本為何衰落三十年，實際上作者暗示了“日本政府都是傻瓜”，“并且一傻就是三十年”，這是不現實的。

如果只看辜朝明的理論，你會覺得日本是在生病；但如果結合地緣政治來看，你會發現日本其實是在服刑。日本衰落三十年的本質是：這不是日本政府的操作失誤，更是一場在特定國際秩序下，一個挑戰者被體系霸權打壓的經典案例

日本原研弱和投資問題

我們回頭看看這位朋友所說的，進行分解一下：

關于日本原研弱的問題：半導體確實是美國開創的，但是原研弱不代表后續就弱，三星和臺積電后來居上就是明證，后來者超越的事情在商界比比皆是。

至于他說的“對東亞對東南亞比較摳門技術”，“而美國對技術轉讓放開幅度較大，且愿意對外大規模投資”，這并不符合事實，舉幾個例子：

三星起步時，幾乎是手把手地從日本引進技術。李秉喆與日本商界關系極深，早期三星的技術人員大量在周末飛往日本，向日本工程師學習，臺灣也是如此，臺灣早期的半導體人才和設備，也深受日本產業鏈的影響。即便到今天，臺灣半導體上游的精密化學品、光刻膠、生產設備，依然嚴重依賴日本供應。

日本當年是愿意轉讓部分技術或默許人才流動的，你看看現在的美國，他愿意給你分享半導體技術嗎？

關于原研問題，多提一嘴：原研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資金。很多人喜歡玩玄學，把原研問題歸咎于什么“獨立思考”，“教育體制”等等。但是實際上沒有充裕的金融市場提供資金，原研是搞不下去的，金融市場需要提供試錯的機會，像山姆奧特曼在2015年就籌集了10億美元進行AI的啟動，早先在美國搞AI的遠不止chatgpt，很多都是失敗了，在茫茫多的資金推動下，才有了后來的成果。而金融市場本身就和霸權高度關聯。

日本為何不開拓新的市場？

這次貿易戰大家也看明白了：從2017年持續到今天的貿易戰，以中國順差創下新高，而美國逆差創下新高而基本結束，為什么日本當年不效仿今天的中國方式？是日本人蠢嗎？

它不是不想，是不能。

實際上早在1977年，時任首相福田赳夫在馬尼拉發表了著名的“福田演說”，當時的日本意識到過度依賴美國市場的脆弱性，試圖在東南亞建立一個經濟后方。

在1979年后，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了“環太平洋團結戰略”，這是日本試圖跳出“美日雙邊關系”、構建多邊區域組織的一次大膽嘗試。日本想通過多邊機制，削弱美國對日本的一對一高壓。

1990年初，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構想：建立一個不包括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東亞經濟集團（EAEC）”，該設想以東盟為核心，成員包括東盟、日本、中國大陸、韓國等東亞經濟體，旨在通過加強貿易投資合作提升區域經濟實力。但由于將美國等非亞洲國家排除在外，這本是日本分散貿易風險、掌握亞洲自主權的絕佳機會，也是日本最后的一次掙扎。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叫詹姆斯·貝克，貝克知道這個事情以后勃然大怒，在面見日本官員的時候態度極其強硬，非常明確的表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灑下鮮血才換來的領導地位，絕不允許任何人在美日之間劃出一道壕溝

且貝克還對外放話：美國絕不接受任何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地區經濟或安全倡議。 他甚至給當時的韓國外長發密電，要求韓國帶頭抵制馬哈蒂爾的提案，以此給日本看。

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日本大藏省國際事務次官榊原英資積極推動“亞洲貨幣基金”，而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魯賓以及副部長勞倫斯·薩默斯的反應非常劇烈，公開放話：任何偏離IMF的救援計劃，都是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破壞。

在面對美國的高壓之下，日本迅速認慫。

這是為什么大家翻開歷史的時候會覺得非常奇怪：97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當時的亞洲經濟強國就是日本，日本從經濟上是完全可以緩和金融危機對東南亞的影響的看，為什么日本幾乎什么都不做？

不是不想，是不能。

東南亞各國受到深重打擊，例如印尼，一直到2004年印尼經濟才恢復到1997年的水平。

關于日本的崛起

關于日本原研弱這個問題，這要看怎么去看待這個問題，日本在原研部分其實還不錯，例如北里柴三郎，湯川秀樹，高木貞治、鈴木梅太郎等等，它只是比當時的歐美強國弱一些。

日本的問題是在當時的殖民體系下無法把研究成果轉化為經濟。

這道理其實和現在的伊朗一樣，伊朗的科研水平其實不低，而且相當的卷，甚至比中國還卷，但是由于封鎖的問題，伊朗的科研無法把科研轉化為經濟。

1945年前，全球是殖民經濟體系，并不存在所謂的自由貿易，而是所謂的“勢力范圍”，日本當時面臨的是排他性壟斷體系。

核心的工業資源，例如石油，橡膠之類的，幾乎全部掌握在西方列強手里，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氣屬于荷蘭，馬來西亞的橡膠和錫礦屬于英國。

而一旦日本的工業品威脅到了歐洲列強的本土工業，這些歐洲列強立即會在殖民地實行極高的歧視性關稅，甚至直接實行配額制，即便是日本產品還不錯，但是既進不了這些地方的市場，也買不到廉價的原材料。

而在戰后，戰爭徹底打碎了原先的殖民體系，市場逐步開放，外加上朝鮮戰爭帶來的啟動資金，日本原先被壓抑的生產力就爆發起來，形成了日本經濟的蓬勃發展的景象。

所以日本經濟有賴于市場開放，這是對的。

但是說歐美技術對日本的轉移，其實未必，在1945年之前，像美國的GE、德國的西門子、英國的ICI，通過交叉授權構筑了極高的技術壁壘。日本企業往往被排除在這些“技術池”之外，或者必須支付極其高昂的專利費，這類的“白人俱樂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的種族歧視導致的。在當時西方主流法學和科學界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只有“文明國家”（即歐美白人基督教國家）才配擁有完全的專利保護和主權權利。

北里柴三郎當年沒有獲諾獎，很大程度上也是吃了這個虧。

1945年之后，美國本打算直接把日本變成一個徹底的農業國，結果朝鮮戰爭開打，美國政策180度轉彎，意圖把日本扶持為遠東工廠，從此以后，美國主動放寬了對日本專利封鎖，允許日本以極低的價格購買美國核心技術，同時美軍直接把大量的裝備維修、零部件制造訂單交給日本，并派遣專家手把手教日本工廠如何進行標準化生產和質量控制。

舉個例子：索尼創始人井深大僅花了2.5萬美元就從美國西屋電氣買到了晶體管的授權。

關于雁陣模式

八十年代在雁陣模式的推動下，有所謂的“東亞四小龍”，“四小虎”之類的說法，實際上美國人一直在關注這個雁陣模式，而且非常的敵對，隨便舉幾個例子：

《遏制日本》日本的單方面貿易將使美日伙伴關系難以維系——除非我們對其經濟施加限制。

《交換位置：我們如何讓日本領先》

這類的文章在當年比比皆是，當時的美國人的認知是：日本將通過控制亞洲的資金和技術標準，廢掉美元在亞洲的地位，通過這種層級化的產業布局，建立一個美國進不去的“大東亞經濟區”。

這也解釋了在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提到要建立“東亞經濟集團”的時候，當時的國務卿貝克為什么暴跳如雷。

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為什么堅決不允許日本建立亞洲貨幣基金。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是偶然和必然相互疊加的結果，現在有很多人反思關于97亞洲金融風暴，會指責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的貨幣（如泰銖）死死盯住美元，借入大量短期美元債，監管不夠，過早開放資本項目”等等。

實際上這全是借口，一個國家不可能在任何金融問題上都做得對，不光是東南亞，美國自己都是如此，08年照樣出現了金融危機，難道美國也缺美元，美國的金融還不夠發達嗎？

危機是必然的，問題在于：如何利用危機。

如果解決得力，那么危機本可以不至于擴散到這么大，或者不至于造成如此惡劣的影響，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拒絕了IMF所謂的“緊縮開支、加息、開放市場”，而是實施固定匯率制（將令吉掛鉤美元）并嚴厲限制資本外流。

IMF和美國財政部批評馬來西亞的管制，認為這會破壞市場信心，導致外資永久性逃離，并預言馬來西亞將陷入長期的經濟衰退。當時美國的金融媒體到處都在跟著索羅斯宣傳：在資本全球化時代搞“閉關鎖國”式的金融管制是一張“災難的配方”。

結果，馬來西亞不但沒有崩掉，反而在1999年和2000年經濟迅速反彈。

在1999年的IMF報告里面，不得不承認：：“馬來西亞的資本管制措施在穩定匯率和恢復市場信心方面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

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馬來西亞的經驗被IMF反復拿出來說，視為“成功案例”，IMF甚至在其官方文件中承認，在極端危機時刻，適當且有時限的資本管制是保護本國經濟主權的一種合法且有效的工具。

馬哈蒂爾在后來的自傳和訪談中多次嘲諷IMF，稱：“當我們瀕臨淹死時，IMF不僅不救我們，還想把我們的頭按進水里；而當我們靠自己爬上岸時，他們卻過來說這是他們的功勞。”

所以這就牽扯了對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評價：

要么你認為當時包括IMF以及所有的金融學家都非常蠢，居然連這些簡單的道理都看不出來，居然一直到2008年才看得出來。

要么你認為97年亞洲金融風暴是東南亞國家引起的，但是被美國有計劃利用且操控的，美國人一直很聰明，08年出現金融危機的時候，他們管控的可比誰都快。他們不是不懂，他們是裝作不懂罷了。